参考来源：百度百科"顾震芳案"词条、上海市闵行区检察院公开案件信息、中国裁判文书网相关记录、法制日报外逃人员专题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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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10月27日深夜，上海虹桥机场出境大厅里，顾震芳拖着一个不算大的行李箱，混在出境的旅客人流里，一步一步朝出境通道走过去。
她33岁，肚子里揣着几个月大的孩子，口袋里装着约15万元现金，手里拿着一本旅游护照，目的地一栏填的是：泰国曼谷。
就在几个小时前，她还坐在上海海事局吴泾海事处的办公室里。单位的同事王姐走过来，随口问了一句："老顾，你明天还来上班吗，下周的账目核查你要准备一下。"
顾震芳抬起头，平静地回答："知道了，我明天正常来。"
然后她收拾好桌上的东西，拿起包，走出了那扇门。
那是她最后一次踏进那间办公室。
她知道自己不会再回来了。
从2000年4月到10月，她利用出纳的职务便利，先后贪污公款92万余元，这笔钱全部输在了赌桌上，或者还了赌债，分文不剩。
账面上的窟窿摆在那里，下周的核查，她根本过不了关。
出境口的工作人员接过她的护照，翻了翻，盖章，还给她。
顾震芳接过护照，走进了候机区，再也没有回头。
然而，等待她的不是新生，而是2002年假身份被注销后的黑户岁月，是嫁给一个右眼失明的残疾男人，是独自打工撑起一个破碎的家，以及2006年3月5日，一台漏电热水器带来的那个结局，在瞬间让这段逃亡岁月画上了句号。
【1】赌桌上填不完的窟窿
顾震芳在上海海事局吴泾海事处做出纳，这份工作她干了好几年。
出纳这个岗位，在单位财务体系里负责现金收支和账目记录，每一笔进出都要经手，每一个数字都要对得上。
顾震芳在这个位置上干了相当一段时间，单位里的人都说她业务熟练、手脚利索，账目从来不出差错，是个靠得住的人。
她身上有一股上海女人特有的精明劲儿，说话直接，做事干脆，在单位里不算特别出挑，但也从来不是那种会惹麻烦的人。
领导信任她，同事跟她相处也还算融洽。
照这条路走下去，熬到退休，领一份普通的工资，过一个普通人的日子，是完全可以预见的结局。
但她染上了赌博。
起初只是跟着几个朋友去牌桌上坐坐，输赢都不大，图个消遣。
那时候她自己心里也有数，觉得不过是图个乐子，不会深陷进去。
赢了几次之后，她开始觉得自己有运气，有眼力，比别人看得准。
赌这个东西，入门的时候总是甜的。
输了一次，她告诉自己再来一把能赢回来。
输了两次，她觉得是运气暂时不好，换个地方换个时候就能翻盘。
就这样来来回回，下注越来越大，窟窿越陷越深，欠下的债越来越多，靠那点工资，根本填不上。
赌场里认识她的人，也看出她是个上了瘾的主。有人劝过她："差不多得了，输了这么多了。"
顾震芳当时摆摆手："下一把就赢回来了，你别管。"
然而下一把，还是输。
到2000年初，顾震芳已经被赌债压得喘不过气。
欠的钱从最开始的几万，滚到了一个靠工资根本还不上的数字。催债的人开始登门，日子一天比一天难熬。
就在这种处境下，她坐在单位的办公桌前，盯着账目上的那些数字，心里的念头冒出来了。
那天，她在处理一笔资金审批，账目上一行一行的数字在眼前走。
单位的钱，她每天都在经手，进进出出，她比任何人都清楚哪个环节有多少空间。
那个念头在脑子里一闪：就挪一点，先把眼前这个窟窿填上，过段时间再还回去，不会有人知道。
第一笔，她只动了很小一部分，金额不大，操作也算隐蔽。
账目过了，没人发现。
于是有了第二笔，第三笔。填上了一个窟窿，赌桌上又输了，又欠下了新的债，就再挪一笔。这个循环，像一个越转越快的轮子，停不下来。
从2000年4月到2000年10月，短短半年，她先后贪污公款共计92万余元。
这92万，没有一分钱留下来，没有买房置业，没有转移资产，全部流进了赌桌，或者还了债。
钱没了，但账面上的窟窿还在那里，而且越来越大，已经到了靠任何方式都填不回去的地步。
就在顾震芳还在单位装作若无其事上班的时候，2000年10月的某天下午，同事张丽走到她桌边，压低声音说："老顾，我最近对账的时候总觉得哪里有点对不上，你有没有注意到？"
顾震芳心里猛地一跳，脸上却不动声色，说："哪里对不上？你再仔细查查，可能是哪笔漏记了。"
张丽点点头："行，我再查查看。"
转身走了。
这句话，成了压垮顾震芳心理防线的最后一根稻草。
她知道，张丽如果认真查下去，那个窟窿的真实大小迟早会暴露出来。更何况，下周的账目核查就在眼前，那是她根本过不了的一关。
当天晚上，顾震芳回到家，打开了一个行李箱，开始收拾东西。
她把家里能带走的钱都集中起来，约15万元现金，是她东拼西凑能凑出来的全部。
相比那92万的窟窿，这15万不过是个零头，但这是她出逃的唯一本钱。
她坐在床边，对着行李箱发了很久的呆。
她已经怀有身孕数月，肚子开始显怀，孩子的父亲是她早已疏远的前夫。
这段婚姻，在她沉迷赌博之后就已经名存实亡，两个人维持着表面的状态，实则早就各过各的。
这个孩子，她要一个人带去异乡。
第二天，她告诉单位的王姐，说自己明天正常来上班，下周的核查她会准备。然后她去买了一张飞往曼谷的机票。
2000年10月27日深夜，她带着那个行李箱，装着那15万元现金，从上海虹桥机场出境，踏上了飞往泰国的航班。
出境口的工作人员照例检查了她的护照，盖章，还给她。这个流程顾震芳经历得极为平静，仿佛只是一次普通的出境旅行。
飞机起飞的那一刻，上海的灯光在舷窗外慢慢缩小，最终消失在了夜色里。
顾震芳靠在座椅上，闭上眼睛，没有再往窗外看。
从那一刻起，她和上海的那一切，彻底断开了。
【2】"普琳达"，一个撑了两年的谎
飞机落地曼谷的时候，已经是深夜。
顾震芳拖着行李走出廊桥，站在曼谷的到达大厅里，四面都是她完全听不懂的泰语，机场广播、指路标识、工作人员的问询，全都像一堵无形的墙隔在她面前。
空气里带着一股湿热的气息，跟上海的秋夜完全不同，让她有一种强烈的陌生感。
她没有在泰国认识的任何人，没有提前安排好的落脚地，只有手里那本旅游护照和口袋里的现金。
头几天，她在曼谷唐人街附近找到了一家小旅馆，老板是个说广东话的华人，能跟她勉强沟通。顾震芳用普通话一字一顿地问："我要住一段时间，长住有没有便宜一点的价格？"
旅馆老板上下打量了她一眼，看了看她已经显怀的肚子，说："住长了当然有优惠，但是证件要留一份复印件，你懂的。"
顾震芳把旅游护照递过去，说："就这个。"
老板复印了，把护照还给她，没再多问。
就这样，她在唐人街附近落了脚。
语言是第一道难关。
曼谷的唐人街，潮汕话和粤语用得多，顾震芳说的是普通话，跟当地华人社区的沟通有时候也需要费一番周折。
至于泰语，对她来说几乎是零起点，买东西、问路、跟房东交涉，很多时候只能连比划带猜，碰上热心的华人才能得到真正有效的帮助。
但比语言更紧迫的问题，是签证。
她入境时用的是旅游签证，有明确的停留期限。到期必须出境，或者申请续签。
对于一个已经被国内列为追逃对象的人来说，用真实身份在泰国办理任何合法的居留手续，就等于主动把自己的位置暴露出来。
旅游签证到期的那天越来越近，顾震芳开始在曼谷的华人圈子里悄悄打听，有没有办法在不暴露真实身份的情况下，在泰国长期待下去。
打听了一圈，有人给她引荐了一个中间人。
那个中间人是个泰国男人，年纪不大，在曼谷的华人圈子里有些门路，会说几句生硬的普通话。
两个人在唐人街的一家茶馆里见了面，中间人喝了口茶，直接开口："你要在这里留下来，要身份，要证件，我能办，但要钱，多少钱我来定。"
顾震芳问："办出来的证件能用多久？"
中间人耸耸肩，不紧不慢地说："说不准，看运气，有人用好几年，有人用几个月，查到了就没了。"
顾震芳沉默了一会儿，问："用哪个人的身份？"
中间人说："本地女人，年纪差不多的，照片换一下，其他的都可以凑合。你叫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证件上的名字能过得了当地人的眼。"
顾震芳没有更好的选择。
她从那15万元里拿出一笔钱，交给了中间人。
没多久，一套证件到了她手里，上面的名字是"普琳达"，是一个泰国本地女子的名字。
从那以后，在曼谷，她不叫顾震芳，她叫"普琳达"。
靠着"普琳达"这个身份，她在曼谷暂时站住了脚。
这一阶段，她手里还有钱，虽然不多，但足够支撑一段时间的日常花销。
她在唐人街附近租了一间小房子，安顿了下来，在那里生下了孩子。
孩子出生之后，花销明显变大了。
奶粉、尿布、日常吃喝，加上房租，钱花得比她预料的要快。带出来的那15万元，在两年的花销下，一点一点地缩水。
就在她靠着"普琳达"这个假身份在曼谷艰难维持的时候，2002年，这个假身份被泰国相关部门识破。
证件被注销。
顾震芳彻底失去了在泰国存在的任何合法依据，沦为非法滞留人员。
这意味着她没有任何一张证件可以证明她的合法存在，无法开设银行账户，无法签订正式的劳动合同，无法接受正规的医疗服务，也无法在任何官方渠道上留下合法记录。
一旦被当地移民管理部门查获，等待她的是拘押和驱逐出境。
而驱逐出境，对她来说等同于直接落入国内追逃机关的手里。
那天通知她证件出问题的，是帮她租房的老陈，一个在曼谷定居多年的老华人。
老陈皱着眉头找到她，说："你那个证出事了，被查了，你现在在这里是违法的，随时可能被驱逐出境，你自己想清楚下一步怎么办。"
顾震芳问："你有没有办法帮我？"
老陈摇了摇头："这个我帮不了，你的事情太麻烦了，我不想惹这个事，你自己想办法。"
她抱着还不满两岁的孩子，站在曼谷那间逼仄的出租屋里，身上已经所剩无几，没有合法的证件，没有稳定的收入，没有任何人可以依靠。
而此时，从上海带出来的那15万元，也已经基本耗尽。
她必须在曼谷找到一个新的活法。
【3】嫁给盖奥
没有身份，没有钱，还带着一个不到两岁的孩子。
这三件事叠在一起，把顾震芳逼到了一个几乎没有任何回旋余地的角落里。
她想过几种出路。
重新找中间人办证，但上次那笔钱花出去，假身份两年就被戳穿了，再花一笔钱，结果很可能是一样的——而她已经没有多少钱了。
想靠打零工攒够下一笔证件费，但没有身份连正规的工作都找不到，能接的活少之又少。
想回国，但回去面对的是追逃和起诉，那条路她已经关上了。
她在曼谷的华人圈子里兜兜转转，试图找到某个可行的出口。
就是在这个过程中，老陈给她引荐了盖奥。
盖奥是个曼谷本地男人，年纪比顾震芳略大几岁，右眼从小就失明，靠着一辆二手出租车在曼谷跑运营，收入不稳定，经济条件很差。
他住在曼谷郊区的一片低矮平房里，房子是租的，破旧而逼仄，家里几乎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
老陈私下对顾震芳说："这个人条件不行，但他是本地人，你嫁给他，孩子的问题、你留下来的问题，至少有个说法，有个框架。你现在还有什么别的选择？"
顾震芳没有立刻回答，她沉默了很久，最后问了一句："他知道我的情况吗？"
老陈说："我告诉他你是从中国来的，其他的细节我没多说，你们见了面自己谈。"
两个人第一次见面，是在老陈店里的一张小桌子旁边。
盖奥坐在那里，用那只好的眼睛打量着顾震芳，又低头看了看坐在她腿上的孩子，沉默了一会儿，用泰语说了几句话，由老陈翻译过来："他说，他一个人生活很多年了，有个伴也不是坏事，孩子他不介意，她愿意他就愿意。"
顾震芳点了点头，说："我愿意。"
这段对话，就是他们婚姻的全部起点。
没有感情基础，没有共同的过去，没有对未来的任何共同规划。
这不是一段婚姻，这是一次生存层面的交换——她需要通过婚姻关系在泰国获得某种居留的可能性，并为孩子的身份问题找到出路；盖奥得到了一个愿意嫁给他的伴侣。
婚后，两个人住进了盖奥郊区的那间平房。
最初的几个月，家里的开销靠盖奥跑出租车的收入勉强维持，日子过得很紧，但至少还能运转。
然而没过多久，盖奥的出租车出了机械故障，修车的钱凑不够，车子最终被卖掉抵债。
盖奥就此失业，家里的收入来源彻底断掉了。
有一天傍晚，盖奥坐在平房门口，对着顾震芳比划着，大意是家里的米快吃完了，钱也没有了，让她想想办法。
顾震芳看了看家里剩下的那点东西，没有说什么，第二天一早就出门去找活做了。
她能找到的工作，是保洁。
不需要出示证件，以现金结算，雇主不太关心她的来历，只要活干得过去就行。
她开始在曼谷的街头接保洁的零散活计，替人打扫办公场所、住宅或商业空间。
一天下来，能拿到一点微薄的现金报酬。
这点钱，要养活她自己、盖奥，以及两个孩子——一个是她从上海出逃时已经怀有、在曼谷出生的与前夫所生之子；另一个是她与盖奥婚后所生之子。
四口人的生计，就压在顾震芳一个人身上。
做保洁的日子，是重复而耗体力的。
曼谷的气候常年炎热，在那样的温度下扛着工具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做完一整天的清洁工作，对于一个四十岁上下、已经生育过两次的女人来说，消耗是相当大的。
她每天天一亮就出门，有时候要接好几个地方的活，傍晚或晚上才回到郊区的平房。
回来的时候，盖奥通常还坐在门口，孩子们跑来跑去，平房里没有什么像样的食物。
她把当天挣来的钱放在桌上，去附近的小摊买些便宜的食材，对付一顿晚饭。
就这样，一个曾经在上海单位里管着账本、每天经手公款的出纳，在曼谷的郊区，成了一个靠擦地板、洗厕所换取现金报酬的保洁工，一个人撑起了这个一无所有的家。
从2002年到2006年，她就以这种方式在曼谷活着。
没有任何合法的身份，没有任何社会保障，没有任何可以展望的未来。
国内的追逃案卷一直存在，红色通缉令从未撤销，但她已经沉入了曼谷这座城市最底层的生活缝隙里，没有人知道她在哪里，没有人知道她过的是这样的日子。
2006年初，曼谷的旱季还没有结束，气温一天比一天高。
顾震芳在曼谷已经漂了整整五年多。
两个孩子一天天长大，大的已经五六岁，开始在附近的学校上学，说的是一口流利的泰语；小的还没到上学的年纪，整天跟在盖奥身边。
盖奥依然没有正式的工作，偶尔接一些零散的体力活，挣不了多少钱，家里的主要开销还是靠顾震芳一个人打工撑着。
这一年，顾震芳接了一家台资企业的长期保洁单子，每天早上出门，晚上才回来。
2006年3月5日，她像往常一样去那家台资企业上班。
那天的工作和往常没有两样，就是日常的清洁打扫。上午的活做完了，她转到另一个区域继续清洁。
就在这个过程中，她触碰到了一台漏电的热水器。
电流在极短的时间内夺走了她的生命。
顾震芳就这样死在了曼谷，年仅39岁。身上没有任何合法的身份证件，没有积蓄，没有任何保障。
两个孩子，一个五六岁，一个更小，就这样失去了母亲。
而此时，远在上海的追逃案卷里，她的名字还挂着，通缉令还在，没有任何人知道，那个被追查了五年多的人。
已经以这种方式悄无声息地离开了这个世界，她死亡的真相，要再过整整九年，才会通过一份DNA鉴定报告，被正式写进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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