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向老治学的广大风格
杨先生是位大家，他和张振珮先生不一样，和谢老的风格也完全不一样。杨先生更倾向于他的两位老师。杨先生经常给我提起他的这两位老师。一位就是顾颉刚先生，一位就是钱宾四先生。这两位先生的特点就是很博大，同时彼此风格也不一样。钱先生在博大当中又有专精，专精在中国古代的学术和思想史。杨先生走的是这两位老师的路子，而且他很有个人的天赋。杨先生又发展了顾先生勇于去思考历史问题，勇于去抓住一点去思考历史问题的风格。
杨先生既是大史学家，也是大思想家。向老是河北丰润人，性格豪爽，而治学也有豪迈风格，格局和视野都很大，思考也很深入，有着一种恢宏的气势。这也体现在他的讲课中。他的思路很开阔，口才也很好。在我听过课的老前辈中，有两位老师讲课讲得最精彩。一位就是杨先生。杨向老的课，那是满堂生风啊。讲得好得很。另外一位就是北大的商鸿逵先生。商先生的课也讲得很好。他们都不用讲稿。但是向老过了80岁，有一次从青岛回北京，我去看他。他就给我讲，我老了。我说没有啊，您身体很好啊。他说，不，以前我不管在哪里讲课，讲两个小时都不觉得累，但是这一次我在山东青岛，讲20分钟就没有话了，老了!
杨先生早年是以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和思想成名的，早在60年代，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这个书时，他就出大名了。杨先生晚年不仅去思考中国古代社会和思想问题，而且又把读书的视野大大扩展到自然科学了，具体来说就是理论物理学，而且是钻进去了，钻得很深。他研究相对论，研究宇宙大爆炸的“熵”。当年他给我们讲墨经。他对墨子评价很高，认为墨子代表的科学眼光不亚于古希腊罗马。他用高等数学来演算墨子，用高等数学的方程式来讲墨经，这是他最擅长的，我简直听不懂。我是很偏科的人，微积分啊，方程啊，我根本听不懂。
杨先生对他的理论物理学很自信。记得有一次他拿了一本美国的书给我看，书里有美国的科学家引用他的观点的文章。杨先生的研究结果在社科院本身就有不同的看法。杨先生还告诉我，社科院的一位领导把美国引用杨先生的文章收集起来，送给科学院一位老先生审定，结果令向老很失望。他对我说，他们不理解我。我的这些结果，全都是我思考出来的，是我用数学方程式推演出来的，但没有实验室的检验。因为科学要讲实验室的检验，是可以重复验证的，所以科学院不接受我的结论。杨先生的理论，理论物理学、相对论的这些成果，没有得到科学界主流所认可。后来杨老去世后，在追思会上，我专门讲，杨先生讲的“熵”我不懂，对相对论的质疑我也不懂，所以对杨老的理论物理研究，我是接不了班的。杨先生过世前对他的理论物理研究是充满自信的。一位参加追思会的年纪比我还长的首师大老先生悄悄对我说，以后你不要讲杨先生是理论物理学的研究者了，说了你是帮倒忙。杨先生在学术界，就凭他的历史学方面的成就，他就已经站住脚了，你再拿他的理论物理研究成就来替他说话，很多人不能接受。
杨先生走得太早，当然他是90岁走的。他走得不痛苦，他没想到他会走。我还记得，他在90岁的时候，我们还在国际饭店给他办了一个祝寿会，院领导还来了。结果不久先生就住院了，但他还是没想到他会走。他住在协和医院，我去看他。他对我说，你以后要吸取我的教训，要多吃苹果，要多吃鱼，要多动。你看我，每天要从东总布胡同走到平安里去游泳，要加强锻炼，要注意营养。没想到不到一周，病情恶化了。等我接到电话赶到医院时，老先生已经走了。庆幸的是，他体温还在，我还可以感受到他的体温。我赶快把他从床上扶起来，给他换衣服，然后用担架送到太平间去。作为他的弟子，我总算赶上送走先生。
杨向老的高风亮节
杨向老指导我们的方式主要是叫我们写读书报告，每个月叫我们交一份读书报告。因为他要了解这个月你在看什么书，有什么心得，针对你的报告，他再给你讲。杨向老对读书报告一般只是批几个字。我写毕业论文时，每写完一章就送给他看，他也只是批几个字。当然，这一方面与我个人情况有关，那时我已经三十多岁了，也读了一些书。另一方面也与杨向老是大家有关，先生主要在于大方向、大格局的引领和指导。我们今天不能把这个方法普遍化，要根据具体情况，比如我带自己的学生，我都要逐字逐句地改。现在的学生与我们有距离，所以要因人而异，因材施教。另外就是他那时自己也很忙，要做《清儒学案新编》,那是他晚年的一个大计划。所以，指导我们几个弟子不是他主要精力所在。我印象中，那两位师兄，因为他们写的都是政治制度史，杨向老就委托其他老师一起指导。我是跟他做清代思想史，所以，在我身上，可以说是用了一点心吧。张政烺先生给我们讲版本目录学，也叫我们交读书报告，他也很简单，也只是批几个字。
杨向老待我这几十年很好。80年代中的一天，杨向老把我叫到他家中去，拿了一张稿纸——过去历史所用的大稿子——给我。稿子上边写了大概30个词条。一条一行，每条大致写多少字，也大致有个规定。其中除了“三皇五帝”外，都是清代学术史的条目。
杨向老说，你拿去，试写写，一个月以后交给我。我以为还是像以前读书时那样，先生要叫我写读书报告。
一个月后,我把词条交给先生。先生仔细地看了,然后对我说,“三皇五帝”这条啊,你没有好好读书,没有好好读顾先生和我的书,没解决问题,就不要了,其他的二十多条写得不错,你的这个读书报告就通过了。
一直到了90年代,我才知道原委。有一次我在香山饭店开会,遇着《中国大百科全书》历史分卷的一位责编。他对我说,“陈先生,我没想到你这么年轻,我们一直以为你是一位七八十岁的老前辈”——那时我五十多岁,身体很好,也没有老态——“当初能够在我们大百科全书写二十多个词条的人不多的啊。”回来我到图书馆翻大百科全书,才发现这二十多个词条。这时我才知道,当初杨向老叫我写的词条,是给大百科全书写的条目啊。让我感慨的是,词条署的全都是我的名字。杨向老直到过世的时候,也没有给我讲过这个事。杨向老高风亮节,不像今天有的老师,把事情交给学生去做,自己什么也没有做,最后却什么东西都还要和学生署名。
杨向老指引我走上清代学术研究道路
我在二年级的时候,杨先生就把我的毕业论文题目定了,叫我做“顾炎武评传”。就犹如那天我在历史所讲的,他有他的深意啊。一个从近期来看,他是想让我为他的“清儒学案新编”写一个“亭林学案”;第二个就是从长远来看,希望我能把他的事业继承发扬下去。
“做清代学术史，要从顾炎武开始”,这是杨向老的原话，“所以我给你出这个题目，你去好好地做”。怎么做?则是我完全自己去摸索的。因为老先生是大家，他也因材施教，我跟他的时候，已经35岁了，有了一定的积累。我自己在研究顾炎武的实践当中，我就知道，做学问——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未必对，并且主要是我们做学术史——要选一个大家来做。做的时候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慢慢地把这位大家在学术界所交往的人，甚至是攻击他的人及其有关的历史都吸附、团聚起来了，这就可以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越来越深刻，同时你也会掌握面上的知识，也就是他那个时代的知识。所以，我从顾亭林入手，后面做《清初学术思辨录》,原因就在这里。研究顾亭林，肯定要涉及黄宗羲，也会涉及孙奇逢等明末清初的学术大家、名家，最后自然对清初八十年的学术有了一个认识，最后也就自然有《清初学术思辨录》这本书的问世。
20世纪70年代末，杨向老已经下决心要写一部《清儒学案新编》了。他认为徐世昌的《清儒学案》“庞杂无类”,所以杨向老要像他的老师钱宾四先生那样重新做一个《清儒学案新编》。他是为了让我给其中的《亭林学案》做些基础工作。从长远来看，也是想为我在清代三百年的学问当中，能够取得发言权。因为老人家不是以只治清代三百年学术史成家的，而是通的，是贯通古今的大家。他也希望我不只是顾亭林研究的专门名家，而是要对清代学术史有一个通贯的了解，成为整个清代学术史的研究学人。
《清儒学案新编》后来由齐鲁书社出版，但很不理想。为什么呢?因为当年，杨向老是希望我能帮他，实现他的计划，但我最多半年——也就是留所半年后——就正好赶上改革开放以后所谓“科学的春天”来了，人文社会科学都要上大计划。国家早就注意到了要关注清史，原来郑老早就提出这些问题来。80年代初，“清代全史”和“清代人物传稿”列入国家重大项目。这两个项目就摆在历史所，并且恰好就在我所在的清史研究室。当初所里之所以把我留下来，就是为了给国家做大事，具体就是做这两个项目。
而杨向老的项目只是他个人承担，没被列入国家重大项目，所以所里不允许更多的人参加他的项目。
杨向老有一个专职的学术助手，是过去旧社会金陵大学学经济毕业的，他对这一行不熟悉，所以，学术助手最后变成了收发员。在这种情况下，杨向老靠个人的力量做不好，最后只有到处请人帮着写，也有老人写。杨向老的同学王树民先生就是一位，但主要是杨向老自己写。写完后，由于没有人帮助校对，所以付印以后，失误太多。杨向老生前亲口给我说过，“祖武同志”——杨向老一直叫我“祖武同志”——“等以后你有了时间，你帮我把《清儒学案新编》认真地校勘一次，出一本《校勘记》。”老先生是讲“出一本”啊，之所以要出“一本”,是因为这套书是多卷本，有八九本之多，所以需要专门出“一本”《校勘记》。我答应了。很快老人家走了。他走后，齐鲁书社也发现问题不少，他们打电话给我，说书社有这个计划，希望我作为杨向老的弟子能做这个事。我答应了，但是说要慢慢做，因为那时我参加的大项目很多。除了上述的两个项目外，还有杨向老交给我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历史分卷，还有《中国历史大词典》、黄宣民先生的《中国史稿》等，所以我说，我慢慢做。但是出版社不是这个思路，他们等不起。随着杨先生的去世，这个工作就慢慢冷下来了。
《清儒学案新编》失误很多，如果你有意去读，可以看看最精彩的部分，就是杨先生自己写的每一个案主的“学术思想传略”那部分。这部分杨向老走的是黄宗羲的学术评论路线，是他自己很精到的见解。读了这部分，就基本了解老先生的主张了。资料选编部分可以不读，因为错误很多。尽管杨先生尽量核对原著,但清代的文献太多，他无法一一对校。
遗憾的是，因为各种原因，杨向老至今没有出版全集。这不仅是他个人的遗憾，也是学术界的一个损失。对此，我也爱莫能助，无能为力。
杨向老对我饱含期望，也许我也算没有辜负老先生吧。杨先生过世这么多年，我依然在这三百年学术史中刻苦钻研，一步一步地往前走，争取把老一辈没有解决的问题一项一项地解决，也把老一辈没有提出的问题一项一项地提出来，让往后的年轻人去深入。学术界对我的这个方向和精神，或许也大致认可。所以，1992年到2003年，基本上我每年都应邀去台湾，讲的一个主题，不管哪一所大学，基本都是三百年学术史。有一次在台湾师大，讲的主题就是钱宾四先生与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钱先生的夫人钱胡美绮也来了，坐在下面听完讲座，最后表示认可，并且和我共进午餐。
清代学术史研究中的唯物史观问题
钱宾四先生是杨向老的老师，真正的老师。钱宾四先生在北大教书的时候，杨向老在北大历史系念书，杨先生、邓广铭先生、张政烺先生、何兹全先生是同班同学，有成绩单为证。我亲眼看到过这个成绩单——他们北大那一班听课的成绩单。我只能算是钱宾四先生的再传弟子。在钱宾四先生过世后的1995年，在香港中文大学，开会纪念钱先生一百周年冥诞。海内外钱先生的弟子及再传弟子都来了，云集在香港中文大学。严耕望老前辈及许倬云、余英时、刘述先等先生都来了。杨向老在北大的许多同学也来了。本来杨向老接到邀请也要去的，但他毕竟85岁了，社科院关心老先生的身体健康，为了保护老先生，就劝说他不要与会。后来香港中文大学就邀请我与会，一是因为我是杨先生的弟子，同时可能也是因为我在这个领域所做出的初步成果受到他们的关注。在那次会上，我上台去讲，讲“钱宾四先生对清代学术史研究的贡献”。这篇文章实际上我有考虑，如果你深入琢磨这篇文章，你就会看出，实际上我是把钱宾四先生和余英时先生他们师徒两位的心得合为一体，最后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来解决他们要回答的近三百年学术史流变的问题。
研究历史，必须把思想史或者哲学史上的人物、事件和现象摆到那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去，这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
钱先生强调“不识宋学，则无以识近代”。这就把近三百年的学术史上溯到宋学，把宋学与清代学术一体贯通，合为一体来看待后者。我表彰了钱先生的这一观点。同时，钱先生还有一个主张，余先生没有表彰，那就是“学术流变，与时消息”,强调学术流变与社会时代的密切关系。应该说，最终决定学术的是那个时代，是那个社会。余先生的贡献则在于提出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观点。这个观点恰好是我们新中国建立后，尤其是十年“文革”浩劫后我们没有解决好的问题，而且是一个关乎全局的问题，必须要解决。如果解决不好，历史问题、学术问题就被简单化了，也把唯物史观机械化、庸俗化了。所以我也表彰余先生的“内在理路”说。但是我主张要把两者结合起来，要走钱先生的路。那次我发言完后，坐在前排的许倬云和余英时先生都站了起来，和我说话，许倬云先生说，你的口音和邓公一样啊。余先生说，我知道你。
钱先生“学术流变，与时消息”的思想很重要，它的合理部分与唯物史观是相通的。“内在理路”说没有很好地继承这条路线，有着明显的局限性，不能很好地解释宋明理学何以走向枯竭的问题，所以余先生最后只有又走到宋明理学家以“尊德性”“道问学”去分门别户的老路上去了。如果按照唯物史观的讲法，这个问题相对来讲就比较好解决。
为什么明末以后中国的学问没有沿着宋明理学的路继续往前走，又不能走到一条崭新的路上去，走到比宋明理学思维水准更高的学术形态上去?为什么?这个问题要靠唯物史观来解决。因为那个时候，明末清初的中国经济、封建的自给自足小农经济还是很顽固落后的，左右当时中国历史命运的仍旧是与封建宗法制纽结在一起的封建地主阶级及其国家机器。在这种生产方式之下，不可能超越生产方式的制约，产生另外一个思想形态。指望思想自身去产生另外一个思想形态，那是不可能的事。但是宋明理学的路又走不下去了。我很赞成章太炎先生的一个主张——认为“清世，理学之言竭而无余华”——也就是说，宋明理学作为一个学术体系已经枯竭了，它要解决的学术问题，已经回答了，它要论证的封建伦理、道德秩序已经用“天理”二字固定下来了。王阳明讲的“吾心之良知即天理也”,既解决了要解决的问题，又把宋明理学引入了一个没有准绳为依据的极端，结果阳明后学跟着这个极端，再往前走，就把孔孟、六经，连同封建的基本伦常都推倒了。王阳明的思想为什么在明清之际发展不了?阳明的思想本来是要解决问题，但最后只是一个火花而已，不能激起回响。回响就是李贽、泰州学派他们走向极端，社会不容纳，最后经学起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中国学问没有其他路啊，结果就自然走向对中国几千年的传统学问进行整理和总结的道路，这样就产生了乾嘉学派，或者说是贯通清代的“朴学”,也就把中国学术在入清后没有再沿着理学走的问题解释清楚了。我们要客观评价乾嘉学派和一代朴学的历史贡献，如果没有这三百年对数千年中国学术和典籍的系统整理和总结，就不可能有民国以后直到今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提高和普及。
尊重和重视具体实际的历史事实，这是认识历史的关键，也是唯物史观的具体表现，而如何贯彻唯物史观也是一个需要严肃、认真对待的问题。不是主观上声称即可，而是要在具体的研究中体现。我跟杨先生做研究，首先我自己脑子很清楚，要对中国实际国情有着清醒的认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正确认识历史事实，一切以历史事实为依据，否则唯物史观就被僵化、庸俗了。
正是基于这样一个根本认识，所以从追随杨向老问学，从《顾炎武评传》,到完成早期习作《清代学术思辨录》《中国学案史》,再到十余年前写《清代学术源流》,直到晚近整理《清史稿儒林传校读记》,对不同历史时期具体国情的探讨，都是我试图梳理清代学术史的基本出发点。与之同时，从“以经学济理学之穷”主张的提出，到把清代学术的基本历史特征归纳为对中国数千年学术的整理和总结，直到齐心合力，解决清代学术历史定位的呼吁，无一不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解决具体历史问题的尝试。
来源：《恩重如山：陈祖武先生口述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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