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澎湃新闻2015年12月1日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检察院官方通报、央广网《上海外逃女贪官在泰国打工时触电身亡》、环球网《女贪官外逃6年身亡怀孕嫁泰国残疾人》、新华网《上海"天网行动"中涉贪污案犯罪嫌疑人顾震芳海外死亡检方作撤案决定》、百度百科"顾震芳"词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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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10月26日，上海，秋天的地气已经凉下来了。
上海海事局吴泾海事处的楼道里，这天中午和平日没有什么两样——有人拎着饭盒进进出出，有人在走廊里接电话，财务室的门半掩着，桌上摞着一叠还没来得及处理的单据。
出纳顾震芳向领导请了个假，理由是怀孕，要去医院取化验报告单。
领导没多想，准了假。
这个理由无懈可击。
顾震芳已经怀了好几个月，大着肚子上班，同事们都知道，去趟医院再正常不过。
但没有人知道，顾震芳这一天拎出门的那个包里，装着的不是去医院的准备，而是她从单位账户里最后一次提走的15万元现金，以及一张飞往泰国曼谷的单程机票。
她走出那道门，就再也没有回来。
10月27日，她持私人旅游护照，从上海虹桥国际机场出境。
单位等了她两天，打不通电话，联系不到人，才开始着急。
随后财务核查，账目上92万余元的窟窿，赫然摆在所有人面前。
报案，立案，上网追逃。
顾震芳落地曼谷的时候，已经和她在国内的那一切，彻底切断了。
她以为，只要跑得够快、跑得够远，在一个陌生的国家换一个陌生的名字，那些藏在账本里的烂账就能被彻底甩掉。
然而她不知道的是，当上海闵行区检察院专案组的办案人员，在15年后把她的案卷重新摊开，一个办案人员在案卷某页批下那句话的瞬间，在场所有人都沉默了很久。
因为那句批示彻底改变了这场追逃的走向，也让所有人对这个案子的结局，产生了一种完全出乎意料的认知。
【一】铁饭碗、相亲婚姻、一个本该顺遂的人生
顾震芳这一生，如果只看前半段，挑不出什么大毛病。
1967年2月21日，她出生在上海。
家里有姐姐和弟弟，三兄妹，父母把孩子看得很重，特别是顾震芳——排行老二，上有姐、下有弟，反倒是最受疼爱的那个。
小时候的顾震芳聪明，成绩好，嘴甜，是邻居口中"顾家那个会读书的姑娘"。
上学的时候，她年年名列前茅，家里人拿她的成绩单去亲戚家炫耀，逢年过节必然要被人夸上一通。
1985年，她以不错的成绩考入上海海运学院。
那是一个好学校，专业对口，就业前景稳当。
大学四年，她的表现同样出色——活泼，合群，不是那种闷头苦读的书呆子，却把该拿的成绩都拿了。
同学们对她的印象，普遍是脑子好使、处事圆滑，属于那种走到哪儿都能混得开的人。
毕业之后，她被分配进上海海事局吴泾海事处，担任出纳。
这个岗位，放在那个年代，妥妥的铁饭碗。
海事局是政府机关，工作稳定，不愁饭碗，出纳一职负责单位资金收付、票据核销、账目管理，说不上多光鲜，但在许多人眼里，是实实在在的好差事。
手里过的都是真金白银，不是小数目，单位里的人必须信任你，才会把这个位置交给你。
顾震芳在这个位置上做了多年，账目清晰，手脚利落，从未出过纰漏，深受领导信任，经手的资金规模也越来越大。
单位里对她的评价，始终都是那几个字：能干，靠得住。
工作稳了，家庭那边，她的父母也开始催。
顾震芳在婚姻上挑剔，外表不差，单位好，找对象的资本够，她自己也清楚，所以一点都不急。
一直到1997年，30岁了，才经朋友介绍，认识了本地商人李宽厚。
两人是相亲认识的，但相处下来并不别扭。
李宽厚家境不差，做生意，为人踏实体贴，对顾震芳百依百顺，家里的事一手操持，从不让她操心。
朋友圈子里的人见了，都说这一对是天造地设——一个有稳定工作的女公务员，一个殷实本分的商人丈夫，两个人搭在一起，日子能过得不好才怪。
婚后，两人商量着先多过几年二人世界，没有急着要孩子。
直到2000年，顾震芳身体出现异常，去医院一查，发现已经怀孕。
李宽厚听到消息，高兴得手足无措，当天就把家里的活全揽了过来，怕妻子累着，什么事都不让她动手。
他在心里盘算着，等孩子出生，一家三口，日子就更完整了。
这幅图景在外人看来，几乎没有任何破绽。
学历、工作、丈夫、家庭，顾震芳的人生，每一格都填得满满当当。
但从1998年开始，这套看起来完整的人生，已经悄悄在某处开了一道深深的裂缝。
【二】从1998年开始的那道裂缝：赌博、欠债、越陷越深
顾震芳第一次走进赌场，大约是在1998年。
警方后来调取了她的银行账户流水，根据资金进出的规律，推算出她大约从那一年开始，就以越来越频繁的方式参与赌博。
具体是哪一次契机把她带进去的，已经无从核实，但有一件事可以确认——一旦开了头，她就再没出来过。
赌博的本质，是用持续的刺激喂养人对"翻盘"的幻觉。
赢了的时候，觉得自己判断准确；输了的时候，觉得下一把一定能回来。
这个循环一旦建立，比任何成瘾都要顽固，因为它从来不给人一个清晰的"彻底结束"的信号，总是在最痛苦的节点上，给你留一点若有若无的希望。
顾震芳就是这样，一步一步陷进去的。
起初赌注小，输的钱还在她能接受的范围内，赌完了还能若无其事地回家做饭、上班。
后来赌资越来越大，开始用积蓄补窟窿，积蓄输完了，开始四处借钱，借来的钱投进去，照样消失得无影无踪。
输掉的钱，不会因为在赌场门口站一会儿、告诉自己要收手，就奇迹般地回来。
但赌徒的逻辑不讲这个，下次，下次一定能回来。
李宽厚知道妻子有赌博的习惯，结婚没多久就发现了，劝过她多次，顾震芳每次都点头，说知道了，说以后收着点，然后背过身继续往赌场跑。
李宽厚见劝不动，起初抱着侥幸，以为随着时间长了、有了孩子，她自然会收心，后来发现根本没有这回事——这个毛病已经扎了根，靠劝拔不掉了。
钱不够的时候，顾震芳开始向亲戚朋友借，借遍了身边能借的人，还是堵不上那个越来越大的窟窿。
高利贷那边，也开始有人上门催债，家里的气氛越来越紧绷，李宽厚不知道妻子到底欠了多少，但已经能看出来她的状态越来越不对——
情绪时好时坏，有时莫名其妙就发脾气，问她怎么了，她什么都不说，把自己关在屋里，坐在那儿发呆。
与此同时，顾震芳怀孕了。
李宽厚以为，这是一个转机——有了孩子，她总该收心了。
顾震芳没有收心。
赌债已经压到了她靠正常收入永远无法偿还的程度，而腹中的孩子在一天天长大，她没有任何时间慢慢熬着等转机。
她必须找到一个出口，而她身边最近的那个出口，就是她每天经手的那本账。
2000年4月，她做出了第一张假发票，金额400元。
就是这400块，把她彻底推过了那道线。
第一次下手，没有被发现。
没被发现，把她身上仅剩的那点犹豫全部消除掉了。
接下来，从几百到几千，从几千到几万，从几万到一次性捏造十几万的假账——她的手法越来越熟练，胆子越来越大，账目造假的规模，随着赌桌上的损失同步扩大。
2000年4月到2000年10月，短短半年，顾震芳利用职务之便，用伪造发票、作假账等手段，从上海海事局吴泾海事处的账目里挖走了77万余元公款。
这笔钱全部投进了赌场，全部输光了。
赌徒在这个阶段的状态是最危险的——越亏越要赌，越赌越要大，觉得只要本金够，这一把一定能赢回来。顾震芳也没能跳出这个循环。
77万的窟窿已经让她喘不过气，更大的麻烦接踵而至——她从一个了解单位财务运转的同事那里，无意间听到了一个消息：上级部门近期要来彻查各处财务明细。
那个同事只是随口一说，并不知道顾震芳就是那个造了假账的人。
但顾震芳听到这几个字，整个人像被人往心脏上踹了一脚。
她太清楚那些账目意味着什么了——400块假发票一直到几十万的假账，那些单据和记录，一旦被放到检查组面前，所有的漏洞都会无处遁形。
这一次，她再也没有"再等等看"的余地了。
她随后又从单位账户上取走了最后一笔15万元现金，带进赌场，输了个干净。
两笔加在一起，92万余元。
账是填不上了，退路也没有了。
【三】2000年10月27日，虹桥机场，单程机票
逃跑的准备，顾震芳做得不动声色。
得知财务检查即将到来之后的那段时间里，她一边在单位正常上班，一边悄悄办好了因私护照，买好了飞往泰国曼谷的机票，把能带走的现金整理妥当。
账目上已经造假的记录，她没有能力在短时间内修复，但她可以在检查组到来之前，让自己从这个城市消失。
目的地选泰国，不是没有原因的。
那个年代，泰国是不少外逃人员的首选落脚点。
中泰两国之间没有引渡条约，泰国有大量华人社区，语言上相对好过渡，签证容易申请，在外逃者看来，是一个"离家够远、暂时够安全"的地方。
2000年10月26日，周三，中午，顾震芳向领导请假，说怀孕，要去医院取化验报告，下午不来了。
领导批了假。
她拿着包，从海事处大楼走出去，上了车，没有回头。
李宽厚那边，她此前已经打了招呼，说单位事多，要在单位住几天，等忙完再回家安心养胎，让他不用担心。
李宽厚正在忙自己的生意，没有多想，嘱咐她注意身体，便挂了电话。
2000年10月27日，顾震芳持私人旅游护照，从上海虹桥国际机场出境，登机，起飞。
目的地：泰国曼谷。单程。
飞机落地曼谷的那一刻，她在国内的一切——婚姻、职务、户籍、名字——已经由她亲手彻底作废。
上海这边，27日一大早，同事们发现她没来上班，打电话，关机。
领导安排人代理出纳职务，同时核查她经手的账目。
一查，账目上92万余元去向不明。
海事局当即向上级汇报，随后向闵行区人民检察院报案。
经调查，顾震芳已于10月27日持护照出境飞往泰国，此后失联。
李宽厚从公安那里得知消息的时候，当场愣住了。
他怎么都没想到，这个每天在他身边、大着肚子说要去医院的妻子，已经提前布好了一切，带着公款，把他们这段婚姻和国内所有的一切，一起扔在了身后。
2001年1月18日，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贪污罪对顾震芳正式立案侦查；同年1月31日，决定对其刑事拘留；2月27日，上网追逃。
一张越收越紧的网，开始从上海向曼谷方向延伸。
【四】黑户、假身份、仓皇的婚事：落地曼谷后的四面死局
顾震芳带进泰国的，只有两样东西——一张旅游签证，和一个空空如也的钱包。
那15万元，在落地之前已经在赌场里输了个干净。
她踏上曼谷土地的那一刻，手里实际上没有任何可以依赖的资产，有的只是一个随时会过期的旅游签证，和一个越来越大的肚子。
旅游签证有效期一旦到期，她的在泰身份就彻底非法，随时面临被驱逐回国的风险。身份问题，是她落地后必须立刻解决的第一道关。
2000年12月12日，她冒用了一个名叫"普琳达"（泰文音译）的泰国本地女性的身份，伪造了一套证件，就此以假名在曼谷落脚。
与此同时，她肚子里的孩子是国内丈夫李宽厚的骨肉，这个孩子在泰国没有任何合法的身份来源，出生之后无法在泰国落户，更无法得到法律保护。
她必须找一个泰国人以合法婚姻的方式，给这个孩子一个落地的名分。
顾震芳在曼谷认识了一个叫盖奥的本地男人。
盖奥右眼失明，是个残疾人，靠开出租车维持生计，家境拮据，一直未婚。
两个人的结合，谈不上情投意合——顾震芳需要一个丈夫，给肚子里的孩子一个合法身份，同时让自己在泰国的居留显得有依有据；
盖奥接受了这段关系。
很快，两人在曼谷办理了婚姻手续。
孩子出生了。盖奥以自己的名义，给这个孩子办了户籍。后来，顾震芳和盖奥又生育了另一个孩子。
一个右眼失明、靠出租车为生的丈夫，两个年幼的孩子，加上一个没有合法身份、无法公开名字、随时处于被遣返风险中的女人——这就是顾震芳在曼谷的全部家当。
带来的现金早已花光，盖奥的出租车收入，勉强够他自己吃饭，养活一家四口，完全不够。
2002年，泰国内政部在一次例行排查中，发现了顾震芳冒用"普琳达"身份的事实，她手里那套伪造的证件被当场吊销。
她成了真正意义上的黑户——没有任何合法身份，不能找正规工作，不能就医，不能送孩子上学，甚至不能在人多的地方随意露面。
为了不被立刻驱逐，她通过贿赂暂时弄到了一份临时身份证明，但这份证明本身合法性就存疑，随时可能再次失效。
2004年11月16日，国际刑警组织对顾震芳正式发出红色通报，编号62号。
这意味着，从这一天起，全球190余个成员国的警察系统，都拥有了协助追逃顾震芳的授权。
曼谷对她来说，已经不再安全。
盖奥带着她和两个孩子，离开曼谷，搬往泰国更偏僻的山村地区，就此从所有人的视野里彻底消失。
没有稳定住所，没有任何身份证明，没有收入，两个孩子嗷嗷待哺，追逃的网在看不见的地方，已经开始向他们的方向慢慢合拢。
就在上海闵行区检察院专案组重新部署追逃方向、将顾震芳的案卷整理汇报的那一次内部会议上，一名参与追逃多年的办案人员，在翻阅案卷某一页后，沉默了片刻，随即提笔批下了一句话——
正是这句批示，让整个工作组意识到，这个追了多年的人，她的真实结局，或许远比所有人预想的都要离奇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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