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澜昌
当地时间7月6日，在土耳其安卡拉峰会前的新闻发布会上，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针对中国海军潜射战略导弹试射发表言论，声称北约“不能对中国抱有天真的幻想”，并试图将印太地区与欧洲安全局势联系起来。
就在当天，中国海军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枚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中方明确表示，此次行动属于年度军事训练安排，提前向有关国家进行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并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
一场正常的军事训练，却迅速成为北约峰会前的舆论焦点。吕特的表态，看似是在讨论安全问题，实际上折射出的，是北约近年来不断扩大安全边界、寻找新的战略叙事的深层焦虑。
近年来，北约对中国的关注程度持续上升。从2019年首次将中国称为“战略关切对象”，到2022年提出所谓“中国带来的系统性挑战”，再到2024年将中国与俄乌冲突联系起来，北约的话语体系正在发生明显变化。
过去几十年，北约的核心任务主要围绕欧洲安全展开。然而，随着冷战结束，传统对手消失，北约却没有走向收缩，反而不断扩大自身存在感。东扩、增加军费、强化军事部署，使这个诞生于冷战时期的军事组织逐渐寻找新的定位。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成为北约战略叙事中的重要角色，并非因为中国主动寻求对抗，而是因为北约需要回答一个问题：在冷战结束多年后，一个以遏制为核心逻辑的军事联盟，如何证明自身继续扩张的必要性？答案往往隐藏在“威胁塑造”之中。
将不同地区、不同性质的问题捆绑在一起，是近年来北约常用的方式。俄乌冲突、欧洲安全、印太局势，被逐渐放入同一个框架内讨论。吕特此次声称“各个战区正日益交织”，实际上就是试图建立一种逻辑联系：欧洲的问题需要全球军事布局来解决，而亚洲的问题也需要北约介入。但这种逻辑本身存在明显争议。
中国在俄乌问题上的立场一直强调推动和平谈判，主张通过政治方式解决争端，并未向冲突任何一方提供武器。将中国正常的军事发展、国防建设，与欧洲地区冲突直接挂钩，本质上是一种政治化解读。
更值得关注的是，北约对中国军事活动的关注，往往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任何大国都会根据自身安全环境进行国防建设。中国海军在远海训练、装备发展，本质上是维护国家安全能力的一部分。如果将一国正常军事活动简单定义为威胁，那么国际安全环境最终只会陷入不断猜疑和军备竞争。吕特此次讲话还有一个重要背景，就是北约正在推动成员国大幅增加国防开支。
根据北约规划，各成员国未来需要将防务投入提高到更高水平。面对美国长期要求欧洲承担更多军事责任的压力，北约需要不断强化安全危机感，以推动内部共识。安全焦虑成为推动军费增长的重要动力。但问题在于，当一个军事联盟不断通过扩大威胁范围来证明自身价值时，是否会反过来制造更多的不稳定因素？
欧洲已经经历了俄乌冲突带来的巨大影响。能源价格波动、经济压力增加、社会矛盾加剧，都说明军事对抗并不能自动带来安全。相反，长期的阵营竞争可能进一步压缩外交空间，让各方更容易陷入对立循环。
如今北约又试图将战略视线延伸到亚太，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加强合作。这种趋势引发地区不少国家担忧，因为亚太不同于欧洲，并不存在冷战时期形成的军事集团对抗结构。长期以来，亚洲国家更加重视经济合作和区域稳定。将欧洲安全模式复制到亚太，可能不仅无法解决问题，反而会增加地区紧张。事实上，一个真正成熟的安全体系，不应依赖不断寻找新的对手维持存在感，而应建立在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和风险管控基础之上。
中国的发展规模、经济体量和国际影响力决定了它不可能被简单排除在全球安全讨论之外。但对话不等于对抗，竞争也不意味着必须走向冲突。北约如果真的关心全球安全，就应更多关注如何降低误判风险，而不是不断扩大军事联盟的边界；欧洲如果希望实现长期稳定，也应思考如何摆脱单纯依靠军事投入解决安全问题的路径依赖。历史已经多次证明，安全不能建立在别国的不安全之上。一个地区越是通过制造敌意来维持秩序，最终承担代价的往往不是政治精英，而是普通民众。
安卡拉峰会前的这番表态，表面上是在谈中国，实际上暴露的是北约自身的战略困惑。一个成立于冷战年代的军事联盟，在新的国际环境中究竟选择合作还是对抗，选择稳定还是扩张，仍然是摆在它面前的现实问题。世界需要的是更多降低紧张的机制，而不是更多制造紧张的理由。真正的安全，不来自不断增加的敌人名单，而来自各国共同维护的和平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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