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秋的风刮得院子里的落叶沙沙响。

那辆黑色轿车停在村西头的时候,我正在屋里劈柴。

村干部领着一个穿深蓝外套的老太太走进来,她头发全白了,人很瘦,腰杆却挺得直。

她没看我,先看那棵老槐树,看了很久。

然后她伸手指着我这三间破瓦房,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重重的。

“这一片的地,我都要了。”

我手里的斧头顿在半空。

四十一年的光阴,就换回来这一句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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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推土机的声音是从东边传过来的。

那天早上天刚蒙蒙亮,我正蹲在灶台前生火,窗外突然轰隆隆一阵响,震得碗柜上的搪瓷缸子直颤。

我心里咯噔一下,手里的火柴掉在地上,也顾不上捡,起身就往门外冲。

鞋都没穿,光着脚踩在冰凉的水泥地上。

跑出院门,拐过那棵老槐树,一眼就看见东头的柴房已经塌了半边。

推土机的铲斗正顶着剩下的那堵墙,一铲子下去,土坯哗啦啦碎了一地。

“停下!给我停下!”

我嗓子都喊哑了,跑过去一把抓住推土机的履带。

开推土机的是个年轻后生,戴着安全帽,从驾驶室里探出头来看着我,一脸为难。

“叔,这地方要拆迁,村里批了的。”

“谁批的?我怎么不知道?”

“村主任让推的,说这块地卖了,补偿款少不了你的。”

我松开履带,退后两步。

柴房塌了。

那是我二十岁那年在老屋边上自己搭的,一块土坯一块土坯垒起来的,顶上铺的是新瓦,上个月我还上去补过漏雨的地方。

现在全都碎了。

我蹲下来,从瓦砾堆里捡起一块碎瓦片。

瓦片边缘是齐整的,上面还有我用凿子刻下的字。

“1997年翻修”。

那一年我五十八岁,正年轻。

正愣着,身后传来脚步声。

“萧叔,你别激动,这事能商量。”

是村主任王文杰。

他穿着件灰色的夹克衫,手里拿着一个文件夹,走过来时脸上的笑有点挂不住。

“谁让你推的?”

“罗老板,就是前几天跟你说的那个。她出价不低,你这一片地加房子,补偿款好几十万呢,够你去镇上买套新房子了。”

我攥着那块瓦片,手心里硌得生疼。

罗老板。

罗桂兰。

这个名字在我心里压了四十一年,从来没跟任何人提过。

可她现在回来了,一回来就要买我的地,推我的房子。

连个招呼都不打。

“人在哪儿?”

“啥?”

“那个罗老板,在哪儿?”

王文杰指了指村东头,“在村委会呢,跟咱们乡里来的干部谈手续。她说想尽快把这事定下来。”

我没说话,转身往屋里走。

步子走得急,脚掌踩在碎瓦片上,疼得钻心,但我没停。

进到里屋,从枕头底下摸出一个铁盒子。

盒子锈得不成样子,盖子都快打不开了。

我用指甲慢慢撬开,里面躺着一张发黄的糖纸。

那是四十一年前包红糖用的纸,我留到现在。

糖早就吃完了,但纸我舍不得扔。

看着那张纸,我手心发麻。

那年冬天的事,就跟昨天一样。

02

1983年的冬天,雪下得没完没了。

那一年我二十九岁,没爹没娘,一个光棍汉,住在村西头的茅草屋里。

白天在生产队挣工分,晚上回来自己烧饭吃,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

日子说不上好,也谈不上坏。

就是心里头总空落落的,看见别人家烟囱冒烟,就觉得自己这屋里冷清。

那年冬天,我认识了罗桂兰。

她是邻村的姑娘,嫁到我们村来的,丈夫姓刘,在镇上供销社上班。

她长得不算多好看,瘦瘦的,个子不高,笑起来爱用手捂着嘴。

但人勤快,地里家里的活一把抓,村里人都说她是个好媳妇。

我没跟她说过几句话,就是每次从她家门口路过,会忍不住多看一眼。

那年刚入冬,气温一下子降到了零下。

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是农历十一月初六。

我从地里回来,路过赵秀蓉大妈家门口,她叫住我。

“德健啊,你知不知道老刘家那个媳妇病了?”

“哪个老刘家?”

“就是镇上供销社那个,他媳妇,罗桂兰。听说病得不轻,好几天没下床了。”

我心里紧了紧,嘴上却没说什么。

回到家,我连饭都没心思做,在屋里转了几圈,最后还是出了门。

绕了三里路,走到罗桂兰家门口。

她家住的是土坯房,跟村里大多数人差不多,院子里堆着些柴火和农具。

我蹲在路对面的田埂上,假装在抽烟,眼睛一直盯着那扇门。

等了半个多钟头,她丈夫老刘从屋里出来了。

手里端着一只碗,碗里的粥还是满的。

他叹了口气,把粥倒在了门口的树根下。

我认得那棵槐树。

那年春天,罗桂兰在树底下种了一排扫帚菜,长得很旺。

可这会儿槐树光秃秃的,树根下那滩白粥没一会儿就冻成了冰。

我心里沉了一下。

粥都喝不下去,看来是真病得不轻。

老刘回了屋,门关上了。

我又蹲了一会儿,冷风灌进领口,冻得我直哆嗦。

转身往回走时,我下定决心,明天一定要去打听打听,她到底得了什么病,还有没有得治。

那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

煤油灯点着烧得快没油了,我也不舍得吹灭,就盯着墙上的影子发呆。

第二天一早,我去了隔壁村找赤脚医生。

那老头姓周,六十多岁了,方圆十里八村谁家有人生病都找他。

“周医生,邻村老刘家那个媳妇,你知道不?听说病得起不来了。”

周医生正在晒草药,头也不抬。

“知道,我去看过了。”

“啥病?”

“不好说。浑身浮肿,发低烧,没胃口,吃啥吐啥。像是寒气入体,加上底子虚,拖得太久了。”

“能治吗?”

周医生抬头看了我一眼,把手里的草药放下。

“能治是能治,但得有个药引子。”

“啥药引子?”

红糖。她要喝红糖姜汤驱寒补气,一天三碗,连喝三天,把寒气逼出来就好了。

红糖。

那年头,红糖是凭票供应的。

每家每户一年就那么几两的定量,连过年包汤圆都不够用,谁舍得拿出来给人治病。

“供销社买不到吗?”

“有票就能买,没票就是有钱也买不着。老刘家那条件你也知道,他在供销社上班的,可他家那几口人,一年到头能剩下啥?别说红糖,白面都吃不上一顿。”

我站在原地,脑子转得飞快。

供销社有红糖,但得有票。

我没票。

老刘家也没票。

全村上下翻个底朝天,也凑不出二两红糖来。

可罗桂兰的病,等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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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我在屋里转了三天的圈。

第三天晚上,我把心一横,揣了一把螺丝刀出了门。

供销社在村东头,离我住的地方隔了半里地。

那是村里唯一的三间砖瓦房,灰墙黑瓦,大门上挂着一把铁锁。

我绕着供销社转了两圈,发现后墙的屋顶上,有两块瓦片是松的。

那是上个月刮大风时掉下来摔碎的,供销社的老李头用新瓦补上去,没压结实。

我踩着墙根下的一个破木箱,伸手够到屋檐,一使劲翻了上去。

手脚都是抖的。

那个年代,偷东西是重罪。

抓住了少说判五年,重一点十年八年都有可能。

我蹲在屋顶上,寒风刮得耳朵生疼。

掀开那两块松动的瓦片,屋顶露出一个黑洞洞的缺口。

供销社里面黑漆漆的,伸手不见五指。

我深吸一口气,把腿伸进那个缺口,双手撑住屋顶的边缘,一点一点往下挪。

脚踩到地面时,我站住了,屏住呼吸听了听周围的声音。

供销社里很安静。

能闻到一股混杂的味道,有煤油味,有布匹味,还有白糖红糖那种甜丝丝的气味。

我摸着黑往前走,撞到货架上,膝盖磕得生疼。

摸了好几排货架,终于摸到装红糖的布袋。

现在还能想起来,那双手捧起红糖的一瞬间,手心传来的温热。

红糖不多,大概也就一斤多一点的样子。

我没敢多拿,只抓了半斤,用随身带的粗布包好,紧紧攥在手里。

原路返回时出了事。

翻墙出去的时候,屋顶的瓦片踩碎了,脚下一滑,整个身子往后仰。

情急之下,我伸手去抓屋檐,结果手背被窗框上的碎玻璃划了一道口子。

血一下子就涌出来了,顺着手指往下滴。

我咬着牙没出声,翻过墙头,跳到外面的地上。

落地时腿发软,差点跪下。

我低头看了一眼手背上的伤,口子很长,肉都翻出来了,血流得袖子都湿了。

没时间管这些,我抱紧怀里的红糖,一路小跑回了家。

到家后,我把红糖藏在枕头底下,又找了块破布把手缠上。

布很快被血浸透了,我又缠了一层。

疼是真疼,但心里是安实的。

那天晚上我没睡着,翻来覆去想第二天怎么把红糖送过去。

直接送怕人说闲话,也怕老刘起疑。

想来想去,我想到了赵秀蓉大妈。

赵大妈在村里辈分高,为人和善,谁家有困难她都愿意搭把手。

她跟罗桂兰家走得近,由她出面送,再合适不过了。

第二天一大早,我揣着那半斤红糖去了赵大妈家。

“赵大妈,麻烦你帮我个忙。”

赵大妈正在院里喂鸡,看见我手上有血,吓了一跳。

“德健,你这手咋了?”

“没事,干活不小心划的。大妈,这个你帮我送到老刘家去。”

我把红糖递给她。

赵大妈接过红糖,看了看,又看了看我。

“这红糖你哪来的?”

“托人从镇上带的。”

“你个光棍汉,买红糖干啥?”

“我……”我咽了口唾沫,“我听说他媳妇病了,需要红糖姜汤。你就说是你买的,别提我。”

赵大妈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眼神里有些说不清的东西。

最后她叹了口气,把红糖收下了。

“行,这糖我给你送过去。但德健,你给我说实话,这糖不是偷的吧?”

我没吭声。

“你个傻小子。”赵大妈摇了摇头,转身进了屋。

那天傍晚,我远远看见赵大妈端着一碗红糖姜汤,走进老刘家的大门。

04

罗桂兰喝了三天的红糖姜汤。

第四天,村里有人传来话说,她的烧退了,人也精神了,能下床走动了。

我听到这个消息时,正蹲在田埂上歇气。

手里的烟袋差点掉地上,心里那块石头总算落了地。

当天下午,我绕到罗桂兰家附近。

远远看见她坐在院子里的藤椅上晒太阳,身上盖着一张旧棉被。

阳光照在她脸上,气色确实好多了。

她丈夫老刘端着一碗粥从屋里出来,她接了,慢慢喝着。

我看了好一会儿才转身回去。

脚踩在田埂的干草上,发出沙沙的响声。

那天晚上多喝了两碗粥,觉得自己干了一件了不起的事。

可罗桂兰的身体彻底好起来之后,我反而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她了。

以前还能从她家门口路过,现在每次走到那里,脚步就不由自主加快。

不是不想见她,是怕见了不知道说什么。

红糖的事,她知不知道是我送的?

赵大妈会不会告诉她?

我心里没底。

半个月后的一个早晨,天刚亮,我还在睡觉,突然被村里的狗叫声吵醒。

爬起来一看,村口停着一辆牛车。

车上堆着几件行李,罗桂兰和老刘坐在上头。

她穿着一件蓝底白花的棉袄,头发梳得整整齐齐。

老刘跟几个帮忙装车的人说着话,她坐在车上,目光扫过村子。

我看到她往我这边看了一眼。

就那么一眼。

然后牛车动了,沿着村道慢慢往前走。

我站在屋门口,脚像钉在地上一样,一步也迈不出去。

牛车越走越远,过了村口那座桥,拐了个弯,再也看不见了。

我转身回屋,从枕头底下摸出那半块红糖——那是当初切剩下的一半。

红糖用粗布包着,打开时还有一股淡淡的甜味。

我没舍得吃,又把它包好,塞回枕头底下。

后来村里有人说,老刘在镇上供销社干得不错,升了职,调到省城去了。

罗桂兰也跟着去了省城。

再后来有人说,老刘跟罗桂兰离婚了。

又有人说,他们没离婚,就是分居了。

各种说法都有,我也分不清哪个是真的。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也一天天变老。

赵大妈六十多、七十多,头发全白了。

村里的老人走了几个,年轻人走了更多。

我住了四十一年的老房子,从茅草屋变成了土坯房,又从土坯房修修补补,成了现在的三间瓦房。

日子穷,但也过得下去。

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

可枕头底下那半块红糖,我一直留着。

不是没想过把它吃掉,只是舍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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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回忆到这儿,我抬起头。

推土机已经停了,但柴房的废墟还在。

我拿着那块碎瓦片走进屋里,把它放在灶台上。

王文杰跟了进来。

叔,你跟那个罗老板,以前认识?

我没回答他的问题。

“她什么时候回来?”

“已经在来你家的路上了。”

果然,没过几分钟,院门口传来汽车声。

那辆黑色轿车还没停稳,后门就开了。

罗桂兰从车里出来,她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外套,头发白了大半,脸上的皱纹很深,但眼神很亮。

她站在院门口,没往前走。

先看那棵老槐树,看了很久。

然后目光移到那间塌了的柴房上。

“谁让你们推的?”

声音不大,但语气很重。

王文杰赶紧上前:“罗老板,这不是你说要买这一片地嘛,我就想着先把场地清理出来……”

我让你清理了吗?

“这……”

“我出钱买地,不是出钱让你拆房子。”

王文杰脸都白了,嘴唇哆嗦了两下,没敢再说话。

罗桂兰转过头,看着我。

“你是萧德健?”

这语气我听着心里不是滋味。

“是我。”

“你还记得我吗?”

罗桂兰,老刘家那个媳妇。

她点了点头。

沉默了一会儿。

“我来是跟你谈买地的事。”她从包里拿出一份合同,“我出这个数,够你买三套新房子的了。”

我没看合同,也没看数字。

“你为什么要买这块地?”

“我有我的原因。”

“什么原因?”

她沉默了几秒钟,手指在包上捏了捏。

“这地方我住过,有感情。”

“可我住的不是你住过的那间。”

“我知道。但这片地在我名下,当年我家搬走时,地契写的是老刘的名字。后来分家,这东西就落我手里了。”

“那你为什么现在才回来?”

她没说话。

我又问了一句。

“你是不是觉得,我这破房子碍你的眼,想把它推平了,抹掉过去的痕迹?”

这句话问出去时,我的声音在抖。

罗桂兰抬头看我,眼神很复杂。

“你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

“什么意思?”

“这块地,推平了重新盖,盖一栋两层小楼。”

“给谁住?”

“给你。”

我愣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