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12月初，川南山区的清晨带着寒意。县城长途汽车站外，一位满头银丝的老人提着灰色帆布包，目光在熙攘人群中游移。突然，他的脚步停住了——对面，一位同样花白头发的妇人颤声喊道：“是你吗？”老人应了一声：“我回来了。”这一声，跨过了42年风雨。
一切要从1945年秋说起。抗战胜利，日本无条件投降后，台湾回到祖国怀抱。那时28岁的谢汉光在四川高县小学教书，课余常带学生到后山采集植物标本。学林业的他憧憬着真正的森林。恰在此时，广西大学的导师寄来信件，邀请他赴台湾省林业试验所做助手。
应允之后，他辞别同事，沿湘桂线南下，辗转香港候船。谁知命运在此埋下另一条支线。在维多利亚港的茶楼里，他遇见了同样漂泊至此的姑娘张玉芳。两人对坐一席，不过几壶普洱，一种难以言说的默契就涌现。三个月后，1946年元月，新婚的喜联贴在湾仔小屋门口，满街的鞭炮声像是在祝福这对新人。
婚后第九天，一名陌生女子敲开了房门。她自称苏惠，语速极快，带来一纸组织的密令：台湾地下工作亟需合适的交通员，谢汉光的专业背景和身份最合适。苏惠只说了一句，“时间不等人”，便递上新暗号和联系方式。屋里短暂的沉默像夜色一样厚重。谢汉光握紧妻子的手，却对她说：“我得去一个很远的地方，可能很久都回不来，你若遇到好人家，就再嫁吧。”张玉芳泪水夺眶，他只剩一句低语，“等我”。
1946年2月，谢汉光独自登船赴台。靠着导师的举荐，他迅速进入台北林业试验所，不到一年升任分所主管，随后执掌全所。职位是幌子，真正的任务是搭建情报网。他把校友张伯哲、“竹君”梁铮卿等陆续安插进研究站，借调研名义奔走岛内，为华南分局输送情报。1947年夏，他在日月潭畔火把山小屋里举起右拳宣誓，成为中共党员。
形势在1949年急转直下。由于王明德暴露，《光明报》印点被抄，基隆、高雄多处“联络站”被捣毁。保密局深夜破门抓人，台北街头不时传来枪声。线索一环扣一环，党的台湾工委相继失守。临刑前，张伯哲托狱卒捎出一封信：“速去花莲，勿回头。”还附上30元台币和一张手绘路线图。
谢汉光连夜离所，经山道潜到花莲，再翻海岸山脉抵台东，却在半途被村民汤溪伯拦下。对方皱眉审视，他随口说是“被抓壮丁逃出来的”。这句解释救了他。村长干脆拿出一本旧户口册，让他顶替一名早年失踪的青年“叶依奎”。从此，谢汉光消失，叶依奎诞生。
村子三面环山一面临海，外界信息断断续续。田里插秧、山上伐竹、夜晚对着煤油灯修补锄柄，成了他全部生活。村妇见他老实，隔三差五张罗媒人。每回他都笑着摆手：“家里有人等。”说罢便抬头望北方山脊，那里有一片延绵的青松，像他记忆里的故乡。
时间的刻刀在脸上留下纵横沟壑，也磨不掉心底那句誓言。他暗中收听大陆广播，勉强拼凑外部世界的脉搏。白色恐怖间或掠过，邻村偶有人深夜被带走；而他倚着假身份，在沉默中躲过一次次清查。
1987年11月，台湾当局宣布开放民众赴大陆探亲。消息传来那晚，他守着收音机坐到天亮。第二天，他就到镇上警分局排队递表，栏上名字一栏写的仍是“叶依奎”。办妥手续，他花了大半积蓄买船票，从基隆搭船到厦门，再换乘火车回到阔别已久的川南。
老屋早已翻修，街坊却记得当年那场“只有新娘无新郎”的婚礼。乡亲带路，他才知道自己竟有了个已成家的儿子。推开木门，妻子正教小外孙背《三字经》，泪珠却已滚落。四十二年分离，昔日青丝今成霜，两人却都守住了那个春光短暂的约定。
团聚的喜悦之后，是身份认定的难题。组织关系早在1950年被迫中断，当年的联络暗号、介绍信大多湮灭。所幸老战友陈仲豪在天津，一纸证明加上徐懋德的调查，为他补齐了档案。中央组织部复核后，丰顺县委发下文件，谢汉光被确认革命离休干部，月薪426元。拿到红头文件那天，他在院子里站了很久，阳光照在白发上，显得分外明亮。
晚年的谢汉光卖掉台湾那间多次迁居的小屋，回到县城东头盖了两层砖楼。每天清晨，他仍旧保留早年习惯，拿着竹杖去后山转一圈，顺手给村里孩童讲解树名、草名。偶尔有人问他这几十年值不值，他笑而不答，只说：“林子活了，人才有气息。”
门前那株槐树是他亲手种下的。春天一到，槐花盛开，淡香随风飘进屋里。老妇人端来一碗糯米饭，他接过，抬头看看天边，像是在辨认哪一朵云更像当年的浪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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