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4月14日，北京人民大会堂里报票声此起彼伏，掌声突然爆出高潮——当大会宣布王白旦全票当选中央委员时，会场后排那位戴着黑边眼镜的炼钢工人僵在原地，双手攥得通红。这一刻，他和毛主席的得票数字完全一致，只有旁人知道那份荣耀背后埋着多少坎坷。
掌声落定，他的回忆像钢水翻腾。1934年夏天，太行山脚一户贫寒人家迎来男丁，乡邻随口唤作王白蛋。那个年份，农户给孩子起名多图好养活，粗糙却真切。三年后，他进私塾学认字，先生皱眉说“蛋”字不雅，提笔改成“旦”，于是成了王白旦。
学堂只念到“仁义礼”还没背熟，日军炮火就砸在村口。为了填饱肚子，他给地主放牛，每天踏遍山坡也换不来一顿饱饭。1949年春天，解放区土改轰轰烈烈，他被推成儿童团团长，跟着大人挨家挨户贴布告，内心第一次明白“翻身”俩字的重量。
1951年，背着破布包北上太原，投入电业局工作的哥哥怀里。次年，经劳动局分配，他走进太原钢铁厂。炉火炽烈、铁花飞溅，新学徒连站都站不稳，他却死咬着牙学配料、学测温，短短一年升为正式工。
1955年，国家156项重点工程启动，他被抽调到北满钢厂参与基建。齐齐哈尔的冬夜寒气直钻骨头，他裹着棉衣蹲在炉台，一边学苏联专家的操作，一边琢磨怎么节约焦炭。1960年，年仅26岁的他晋升八级工，拿到那张编号0018的证书时，嘴唇冻得发紫也舍不得松手。
1966年运动风起，人心浮动。北钢车间里红卫兵写大字报、打标语，他拍炉门吼了一句：“炉停了，咱们的饭碗也塌。”一句粗话把年轻人骂醒，关键岗位总算没塌架。
1968年国庆观礼归来，他被厂里推举为九大代表。名额附带条件：必须是有七年以上党龄的炼钢工人。其他“造反派”或缺党龄，或缺群众基础，最后只剩他对号入座。
开幕那天，他身穿灰蓝工作服走进人民大会堂。选举阶段，很多代表出于谦逊习惯划掉自己名字，他不懂规矩，名字一次没动，于是奇迹般拿到全票。有人半开玩笑地议论：“王白旦跟主席一个票数，林总都差一票。”他低头只管翻资料，生怕再闹笑话。
散会途中，周总理拉住他：“主席，这位是北满钢厂的炉长王白旦。”毛主席握手时笑说：“三十多岁，好好干，工人阶级有前途。”短短一句，把他激得彻夜难眠。
风波却悄悄逼近。会后一次小范围座谈，周总理轻描淡写说：“你这名字读快了容易闹笑话，得换一个。”众人哄笑，陈伯达提笔在“旦”字下添竖，成了“百早”。改名文件下发不到一年，陈伯达因“天才论”遭批，“百早”随之被列作“修正主义痕迹”。办事人员要追责，他顶不住压力，还是靠周总理一句“责任在我”才勉强脱身。
麻烦并未止步。1973年，江青提出再次更名：“在原字上添两笔，叫王百得。”谁敢拒绝？从此厂里公章、工资册全部改口，王百得正式诞生。
1976年粉碎“四人帮”，清查风潮波及各地。1978年，黑龙江省委审查组找上门。卷宗厚得像炉砖，内容却翻不出任何王百得和江青的往来。四年后，结论落定：一般性历史问题，材料退还本人，工作另行安排。
省委开出两条路：调行政岗位，或回北钢带徒。王百得想了三天，选择第二条，“炉里的火还认我。”工友劝他再改名字，他摆手：“名是壳，人是芯，壳裂了芯还在。”
1985年，一号平炉后墙突然塌落。满炉钢水可能冲出炉体，车间打算紧急熄火。他扫一眼说：“堵墙加烧结，可保不中断。”没人敢拍板，他自请监护，连续24小时指挥工人填补料、升温、补烧结，成功保住炉火，避免损失上百万元。事后没有奖状，他也不声张，只在值班室打个盹又回炉台。
1989年，他被推为职工代表；1994年，正式退休。改制浪潮把不少老职工推向尴尬处境，他也难独善其身。基地党委一次性补助3000元，算是照顾这位昔日中央委员。老伴于淑彦感慨：“钱不多，也够买点补药。”
2005年12月，王百得病逝。遗物里有三枚工人奖章、一件洗白的工作服，还有那本已被翻得起毛的九大代表证。炉火早停，他留给同事的却是一句话：“工人不干活，还叫什么主人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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