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唯一为攻克碉堡壮烈牺牲的师长未留照片，新中国成立后上将亲自前来纪念！
1936年1月下旬，乌蒙山北麓夜雨初歇，雾气贴着山脊打旋，金沙江支流在崖下轰鸣。对红二、六军团来说，前方那座三层厚石盐碉挡住了北上的惟一路径，更挡住了补给线。侦察员回来时喘着粗气，只留一句：“机枪口正对山道。”消息传到十七师指挥所，气氛一下沉了。
吴正卿端着半碗冷粥，目光却落在地图上那条细细虚线。这名24岁的河北籍师长，五年前还是国民党二十六路军排长。1931年12月宁都戒严夜，他随营部待命，本以为是一场“围剿”动员会，却听赵博生宣布起义。大厅里一时寂静，有人握枪犹豫，有人暗暗握拳。李青云在旁低声提醒：“跟着红军，才有出路。”吴正卿点头，命运自此改写。
进入中央苏区后，他连升三级。潞田反“围剿”一役，他领一个营穿林夜袭，俘敌六百多人；相比敌军，红军子弹少得可怜，却硬生生打出“突击模范营”的名号。年轻军官的经历在苏区并不稀奇，稀奇的是他能在战斗间隙带兵读文件、学识字，边练刺杀边讨论合作化，这股子兼顾枪杆子与思想的劲头，让上级看在眼里。肖克形容他：“劲猛，但不蛮。”
长征路上，十七师被定为尖刀。翻雪山、过草地，连牛皮带红薯都被啃得一点不剩。进入贵州后，情况更急。磨西会议决定抢在川黔敌军合围前穿大定坡，否则主力就得在乌江畔和三个师硬耗。那座盐碉正是敌军的火力心脏，百余守军占了地形，加固的石墙连八二迫击炮也难撼动。
2月初，十七师到达碉堡山脚。第一次冲击用火把和湿草捆，想以烟挤走守军；风向突变，烟雾反卷己方。第二次派小队摸墙脚埋炸药，结果引信受潮，炸点只冒白烟。连队抱怨声起，却没人退缩。“师长，碉堡火太猛！”“武器不够也要上。”吴正卿回答得平静。还有战士劝他：“您别亲自带突击。”他只摇头：“前锋没人跟，我跟。”几句对话，分量不轻。
雨夜第三次进攻，吴正卿挑出三十余人。凌晨三点，机枪一响，火舌划破黑暗。他率先冲向石墙拐角，抛出手榴弹，紧接着跳入弹坑。再起身时，胸口已中弹，他扶着墙口却未退后一步。目击者记得，他只说了四个字：“快！跟上！”随后倒在石板上。五分钟后，突击队迂回到后墙点火，守军被迫撤出火力孔，十七师乘隙夺碉，一举撕开了防线。
拂晓，主力部队鱼贯通过大定坡。连日阴雨里，抬着担架的战士没说话，只把血迹洗净，再用草席裹住师长遗体。山间路滑，担架滑下小沟，抬担架的刘转接扑上去护住，衣袖划了个大口子。当天傍晚，军团临时党委任命刘转接为新师长。很多人担心士气，但事情发展得出乎意料。不到一个月，十七师在毕节以北又拔掉两处暗堡，新任师长每仗都先站在最前线，连受三处轻伤，部队给他起了个外号叫“拼命三郎”。这种传承，仿佛是对吴正卿的另一种回敬。
贵州地形的艰险，由乌江切割得七零八落。红军缺炮缺药，却靠灵活穿插和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终于在6月抵达甘孜地区与北上主力会合。从宏观看，这些局部胜利是地图上微不足道的点；但没有大定坡一役，南线敌军就能封死乌蒙山口，后果难以想象。不得不说，尖刀虽小，作用巨大。
新中国成立后，金沙县为无名的师长竖起碑石。1957年春，肖克已是上将，特地绕道乌蒙山。那日山风很大，松针沙沙作响。他摘帽默立良久，只嘱咐当地干部：“把路修平一点，让后来人好上山。”碑文寥寥，却把姓名与牺牲年月凿得分外深刻——“吴正卿，1936年春。”没有留影，也未曾婚娶，留下的只有这几个字和部队口口相传的故事。
攻碉堡牺牲的师长在整个长征里只有他一人。时隔多年，再看那条险峻山道，烈士的名字已经与石壁和江水融在一起。长征史料常谈宏大战役，但真正把关口撬开的，往往是这样的小规模冲锋。技术装备不足时，人就成了最锋利的武器；而武器生锈，人却不会退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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