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辈子，生了一儿一女。在那个老旧的县城里，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像无形的枷锁，也牢牢套在我的脖子上。儿子建和是我的命根子，女儿建萍则像是在这个家里寄人篱下的帮工。建和从小吃肉，建萍只能喝汤；建和犯了错我舍不得打，建萍只要做家务稍微慢一点，我就会沉下脸数落。
后来老伴儿走了，留下我和两个孩子相依为命，日子过得更紧巴。可即便如此，我还是把所有的资源都倾斜给了儿子。建萍初中毕业考上了卫校，我硬是没让她去读，逼着她去南方的电子厂打工，赚来的钱一半贴补家用，一半给建和交了昂贵的复读费。建萍走的那天，什么也没说，只是眼眶红红地背着个破双肩包上了大巴。
再后来，老城区改造，我家那个带着大院子的老平房碰上了拆迁，分了三套楼房。两套在市中心，一套在稍微偏远一点的学区。那一年，建和正好要谈婚论嫁，女方家里条件不错，要求有房有车。
我几乎没有犹豫，把三套房的产权全都落在了儿子建和的名下。市中心最大的一套给他们做婚房，另一套租出去给他们收租金补贴家用，学区房留着以后给我未来的孙子读书用。
那天，建萍正好和大伟回来看我。大伟是个老实本分的修理工，家里穷，连个像样的婚房都买不起，两人结婚后一直租在老破小里。得知我把三套房全给了弟弟，建萍在饭桌上停下了筷子，看着我，眼神里有一种我看不懂的平静。
“妈，三套房，您一套都不给自己留？”建萍问。
我不敢看她的眼睛，低着头心虚地扒饭，嘴里却硬气地说：“留什么？我以后老了自然是跟着建和养老。咱们这儿的规矩，家产本来就是传给儿子的。你嫁出去了，大伟会照顾你。”
大伟在旁边拉了拉建萍的袖子，冲我憨厚地笑了笑：“妈说得对，应该的。我和萍萍还年轻，自己能赚钱买。”
那顿饭吃得如同嚼蜡。从那以后，建萍回来的次数明显少了。我知道她心里有怨，但我总安慰自己，等我老了，儿子儿媳会孝顺我的，女儿毕竟是泼出去的水。
可现实，却像一记响亮的耳光，狠狠抽在了我这张老脸上。
孙子上了小学后，我渐渐成了儿子家的隐形人。儿媳嫌我做饭咸，嫌我带孩子的方法老土，甚至嫌我身上有一股“老人味”。建和刚开始还会帮我打圆场，后来为了家庭和睦，也开始有意无意地顺着儿媳的话数落我。
直到半个月前，我因为起夜摔了一跤，落下了尿频和偶尔尿失禁的毛病。这对儿媳来说，成了彻底爆发的导火索。只要我上过厕所，她就要喷大半瓶空气清新剂；我不小心弄脏了沙发垫，她指桑骂槐地摔了一晚上的门。
有一天晚上，我听到儿子和儿媳在卧室里压低声音争吵。
“你妈现在这样，谁受得了？家里一股尿骚味，我朋友来做客我都觉得丢人！”儿媳的声音尖锐。
“那能怎么办？她是我妈。”儿子显得很不耐烦。
“送去养老院啊！或者让她去你姐家住几个月。凭什么财产全给你了，养老就要我们一家承担？你姐就不是她亲生的了？”
听到这句话，我坐在客厅冰冷的塑料板凳上，心凉了个透底。三套房，全给了儿子，如今我却连一张安稳睡觉的床都保不住。
第二天一早，不等他们开口，我找了个旧编织袋，胡乱塞了几件换洗衣服。建和看到我收拾东西，眼神闪躲，只虚伪地问了一句：“妈，您这是干嘛？”
我强忍着眼泪说：“我去你姐家住几天。”
他竟然松了一口气，连一句挽留都没有，只是叮嘱我路上慢点。
我坐了两个小时的城际公交，一路颠簸来到了建萍所在的城市。一路上，我连一口水都不敢喝，生怕在车上尿失禁惹人嫌弃。可是年纪大了，括约肌松弛，那种强烈的憋尿感伴随着小腹的坠痛，折磨得我冷汗直冒。
我站在女儿家门前，心里天人交战。我有什么脸面来敲这扇门？当初我做得那么绝，一分钱没给女儿留，现在成了惹人嫌的累赘，却跑来找她。建萍会收留我吗？大伟会怎么看我？会不会直接把我关在门外？
就在我转身想要逃离，哪怕去天桥底下对付一晚时，门突然从里面被拉开了。
大伟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毛衣，手里正拎着一袋垃圾，显然是准备下楼。看到我站在门外，他愣住了。
楼道里的风吹过，我不自觉地夹紧了双腿，脸色惨白，额头上全是细密的汗珠。我紧紧攥着编织袋的提手，尴尬得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嘴唇哆嗦着，半天挤不出一句话：“大伟……我……我顺路来看看你们……”
这是个连我自己都不信的谎言。谁家顺路看人，会提着装满旧衣服的破编织袋？谁家顺路看人，会是一副像被霜打了的茄子般的狼狈模样？
我以为大伟会质问我为什么来，以为他会流露出不耐烦或者看好戏的冷漠。毕竟，我曾经那么偏心，那么亏待他的妻子。
大伟看了看我手里的编织袋，又看了看我极度不自然的站姿。他没有问我为什么突然跑来，也没有问建和为什么没送我，甚至连一句多余的客套话都没说。
他只是很自然地把手里的垃圾袋往门边一放，侧过身子，让开了一条宽敞的道，声音沉稳又随和：“妈，厕所空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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