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老达子
本文共3536字，阅读时长大约9分钟
前言
一个庞大的帝国倒塌的时候，那些平时高喊着忠君报国的文臣武将，往往跑得比谁都快。反而是那些平时默默无闻、连史书都懒得记下名字的普通人，在最黑暗的时刻，用自己的骨头，撑住了这个民族的脊梁。
有一座江南小城，守了八十一天，城破之后，没有一个人跪着出来。
今天老达子就来跟大家聊聊江阴八十一日的故事～
一扇城门，隔开高贵与无耻
顺治二年（1645年）的夏天，江南的烟雨比往年都要闷热。这一年，南明的弘光朝廷在南京只撑了一年就垮了。
清朝大军开到南京城下的时候，那些平时满口圣贤书、受着大明朝廷供养的高官显贵，表现得让人目瞪口呆。
大名鼎鼎的东林党领袖、礼部尚书钱谦益，清军进城前，大家都指望他绝食或者投水殉国。结果他走到水边，弯腰摸了摸水，留下了那句流传千古的话：水太冷，不能下。这段非常讽刺的往事，正史里难寻踪迹，倒是清代道光年间的笔记《扫轨闲谈》这类野史里记了下来，从此成了读书人失节的标志。说完这话，他就顺理成章地剃了头，跪在路边迎接新主子。
在南京，那些穿着整齐朝服的内阁首辅、各部尚书，为了讨好新政权，争先恐后地把头发剪了。在他们眼里，江山换个姓氏，不过是换个主子接着做官。为了保住自己的荣华富贵，低头下跪是再容易不过的事。
明朝末年的见证者许重熙，在《江阴城守后纪》里特意引了一段当时江阴野史的评语，那话写得字字见血：
有明之季，士林无羞恶之心。居高官、享重名者，以蒙面乞降为得意。
这话的意思是：明末的读书人，已经不知道什么叫羞耻。那些官做得大、名声响的人，反倒把蒙着脸投降当成一件得意的事。
可是，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跪下。
就在离南京不远的江阴，一扇普通的城门紧紧关上了。江阴只是一座江南小城，既没有险要的山川可以防守，也没有坚固的城墙。刚开始，清朝的将领们以为，只要大军一到，这座小城也会像南京、扬州一样，拱手相让。
他们想错了。这扇普通的木门，装不下那些满朝朱紫的软骨头，却装满了江阴十几万百姓的傲骨。那些高官显贵在剃发令面前软了膝盖，而江阴城里被士大夫们平日瞧不起的鞋匠、铁匠和农夫，偏偏要在最绝望的时刻，关上大门，向这个不可一世的时代宣战。
两个连官都不是的小吏
江阴百姓之所以反抗，是因为清朝颁布了严厉的剃发令：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要求江南百姓十天之内必须全部剃发。
就因为这一根头发，江阴城炸开了锅。愤怒的百姓冲进县衙，杀死了清廷派来的新知县。
老知县投降了，新知县被杀了。这个群龙无首的时刻，真正站出来主持大局的，居然是两个在大明官僚体系里连品级都没有的小吏。
当时在任的江阴典史叫陈明遇。他是个文弱书生，平时负责县里的治安，可他心里清楚，自己手里只有几个衙役，根本挡不住清朝的正规军。这时候他做了个决定：派人用绳子坠下城墙，去请已经退休、隐居乡下的前任典史阎应元。
阎应元是个什么样的人？清代赵曦明在《江上孤忠录》里记过他的模样：
阎应元躯干丰硕，双眉卓竖，目细而长曲，面赤有须。
说白了，是个身材魁梧、眉毛倒竖、脸膛发红的大汉。他每次骑马巡城，身边都有个手下提着大刀跟着。清军远远望见他，都觉得他像三国时候的关羽转世，心里直发怵。许重熙笔下的他同样威武：
应元伟躯干，面苍黑，微髭。
阎应元是个明白人，他知道南明朝廷已经垮了，江阴只是一座孤城，没有任何援兵。只要答应陈明遇入城，就等于踏上了一条回不了头的死路。
可他没犹豫，带着家丁四十多人，拿着简单的兵器，径直朝江阴城走去。
路过七里庙的时候，阎应元望着庙宇的白墙，要来墨笔，在墙上写下一首诗，里面写道：
事则万无可为，死则万无可免。
意思很直白：事情已经没有任何转机，死是无论如何都躲不掉的。
这两句，就是整场战争的调子。阎应元和陈明遇心里都清楚，这场仗在军事上没有任何胜算。他们要做的，不是去创造奇迹，而是用自己的命，去打一场关于气节的死仗。
阎应元入城之后，立刻和陈明遇一起，把城门关得死死的。这扇门一关，就再没打开过。
未入流的钢刀
翻开《明史·职官志》，你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制度细节。
大明的官僚制度森严得很：
凡文官之品九，品有正从，为级一十八。不及九品曰未入流。
也就是说，文官一共九品，每品分正从两级，一共十八等。够不上九品的，叫未入流。在县里头，知县一人，正七品；典史一人，未入流。
阎应元和陈明遇当的这个典史，在朝廷眼里根本不算官。他们连最低的九品都够不上，归在未入流里头。搁在当时，他们就是县衙里不领正俸、干着杂活的底层小吏。
可问题就来了。既然是连品秩都没有的小吏，为什么到了关键时刻，他们能调动十几万江阴百姓，让所有人听他们调度？
典史在实际运作中，掌管着一县的兵饷，还负责缉捕盗贼。虽说没有官品，却握着地方的治安实权，干的正是古代县尉的活。
更要紧的是，正因为他们未入流，他们不用像那些高高在上的进士、举人一样，整天在衙门里琢磨官场升迁。他们天天要跟城里的木匠、铁匠、菜贩子打交道，活在市井里，跟民间的宗族力量紧紧绑在一起。
灾难来了，那些高高在上的七品知县、二品巡抚，因为只顾自己的乌纱帽，跑得比谁都快。可这两个未入流的小吏，却因为跟百姓同呼吸、共命运，成了整座城最硬的骨头。
大明王朝最后那点尊严，没被死在乾清宫里的阁臣们保住，反倒被这两个未入流的小吏，用手里那把冰冷的铁尺和钢刀，死死护在了江阴的城墙上。
为了头发还是为了天下
就因为一根头发，全城搭上十几万条人命，这真的值吗？
在那些只算眼前得失的人看来，这简直愚蠢透顶。剪个头发，换套衣服，日子照样过，为什么非要全家老小一起去送死？
这事，明末清初的大儒顾炎武在《日知录》里早就想过。他写过一段话：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这段话，把江阴百姓的心里话说得透透的。顾炎武把事情分成两种：一种叫亡国，一种叫亡天下。改朝换代、换个国号，这叫亡国，这是皇帝和大臣这些吃肉的人该操心的事。可要是仁义全没了，到了人吃人的地步，这叫亡天下。保国，是当官的事；保天下，再卑微的匹夫也有责任。
在江阴百姓看来，皇帝姓朱还是姓爱新觉罗，这叫亡国。这是朝廷里那些当官的、拿俸禄的人该操心的事。百姓只是普通人，谁当皇帝他们都得纳粮交税。
可剃发易服不一样。
中国人讲究那句老话：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头发和衣冠，是华夏文明最底层的符号，代表一个人之所以为人的尊严和底线。要是连衣服和头发都被强行改了，就等于传承了几千年的文化火种被掐灭了。在顾炎武眼里，这就是亡天下。
一旦到了亡天下的地步，再卑微的市井匹夫，也有责任站出来，用命去守住自己的文明。
这场账，江阴百姓算得很明白：要是为了苟活丢掉了尊严和文化，那活着的肉体也不过是行尸走肉。守住头发，就是守住华夏文明的最后一道防线。
所以清军围过来的时候，城里的铁匠开始没日没夜地打兵器，妇女们在家里赶制守城的沙袋，连十几岁的孩子也拿着竹竿站上了城墙。他们不是为朱明皇帝去死，是为自己的尊严去死。
最后的对联
从顺治二年（1645年）六月算起，江阴城整整守了八十一天。
这八十一天里，清廷派出了贝勒博洛、尼堪两位统帅，加上恭顺王孔有德的兵马，调来二十多万大军，连最先进的红衣大炮都拉到了城下。城墙被炸塌过，清军的尸体在城外堆得像小山。可城里的百姓在阎应元和陈明遇的指挥下，硬是打退了一次又一次进攻。
到八月二十一日，江阴城终于撑到了极限。红衣大炮把城墙轰开一个大口子，清军像潮水一样涌了进来。
最后关头，两位英雄用最悲壮的方式，迎来了自己的终局。
典史陈明遇知道城破已无法挽回。他回到家，让家人关上衙门，亲手点起了大火。他全家男女老小一共四十三口，全部在烈火里化为灰烬，没一个人向清军投降。
安顿好家人，陈明遇双手持刀，冲向兵备道前。他一个人跟无数清军格斗，身上受了十几处重伤。最后清军把他围住的时候，他已经没了力气。可他没倒下。《江阴城守纪》里记得清清楚楚：
握刀僵立倚壁上，不仆。
就是说他紧紧握着刀，背靠墙壁，直挺挺地站着，到死都没倒下，像一尊黑色的铁塔，把眼前的清兵吓得不敢靠近。
另一位领袖阎应元，在东城敌楼里迎来了最后时刻。
外面全是清军的喊杀声，火光把天空照得通红。阎应元脸色平静，向身边的人要来一管毛笔、一砚墨汁。
在那扇已经被战火烧得焦黑、伤痕累累的木门上，阎应元挥笔写下那副千古名联。不同史料里，这副对联的字句略有出入，可那份视死如归的气概一模一样。《江阴城守纪》里记的是这一版：
八十日带髪效忠，表太祖十七朝人物。
十万人同心死义，留大明三百里江山。
写完这副对联，阎应元把笔一扔，带着身边仅剩的一千多名壮士，骑上战马，冲向清军大阵。他最后投水自尽，没死成，被清军从河里捞了出来。
清军将领劝他下跪投降。阎应元只是冷笑，挺直腰杆，死也不跪。清兵一怒之下用长枪刺穿了他的膝盖，血流如注，可他还是咬紧牙关，到死都没跪下。当夜，阎应元在江阴的临时营地里英勇就义。
那一天，江阴城里没有一个人出来投降。按史料记载，江阴一战共有约十七万二千人殉难，其中城内死者九万七千余人，城外死者七万五千余人。他们战死、自焚、投井，几乎全部壮烈牺牲。
老达子说
有人说江阴人蠢，用十几万条命，只换来八十一天的坚守，对那个分崩离析的大局，似乎什么都没改变。这话也没错。康熙朝的状元韩菼在《江阴城守纪序》里写过一句，说得最透：
虽昧天命，抗王师亦有足多者。故谓之愚，则诚愚。谓之忠，则未始非忠也。
意思就是，他们看不清天命，硬抗王师，确实够倔；要说愚，是真愚；可要说忠，那也是真忠。
东城敌楼那扇木门，最后在清军的大火里烧成了灰。可那副用血写成的对联，留在了史书里。那些连名字都没留下的普通人，那年夏天替这个民族关上了那扇门。这江山，说到底是靠这些不肯下跪的人，一点一点撑起来的。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