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欧洲遭遇罕见酷暑侵袭，而许多欧洲民众因买不到或装不上空调而饱受煎熬。
简单来讲，欧洲由于历史习惯和环保理念的影响，在应对酷暑方面明显准备不足。
一方面，许多欧洲家庭从未养成安装空调的传统，因为欧洲夏季高温通常短暂，且城市建筑老旧，安装外机受严格限制；
另一方面，部分欧洲国家政府以“环保”为由，为民众安装空调设置了重重障碍，包括繁琐的审批手续、高昂的税费，甚至直接倡导“自然降温”。
这使得在极端高温侵袭下，欧洲非正常死亡率飙升，尤其是老年群体首当其冲。
一些美国网民认为，欧洲当前困境，实际上是过去长期“白左”思想影响下的产物，精英阶层一味追求超越生产力现状的环保目标，忽视了基本民生需求，才导致面对突发酷暑时，各国民众因空调普及率严重不足而付出生命代价。
客观而言，这种批评有一定道理。
欧洲许多发达经济体完全有财力为民众配备防暑措施，但因政治理念，传统惯性和行政效率低下，确实在近年频繁出现的极端高温面前应对迟缓，民众因此蒙受损失。
但问题在于，相似的问题在美国同样存在，只是表现形式不同。
过去多年，美国将水电等基础生存需求过度“私有化”，导致类似灾难屡见不鲜。
暴雪封路时电网瘫痪居民无法取暖；山火肆虐时消防栓无水可用，洛杉矶被烧成“火焰城”等等。
更关键的是，部分美国网友将欧洲应对酷暑的不足，与欧洲媒体此前批评美国枪支暴力等问题的言论直接挂钩，抛出“欧洲热死人比美国枪杀人数多两倍”的对比，这显然超出了正常交流范畴，变成了一种奚落和报复性的幸灾乐祸。
这种情绪在西方媒体和公众人物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福克斯新闻主持人格伦·贝克在节目中直言欧洲“荒谬”，引用世卫组织数据称欧洲每年多少人因为高温死亡，而空调可将高温致死率降低75%。
投资银行家约翰·勒菲弗更是直接断言：“在欧洲死于酷暑的概率大约是美国枪支暴力的两倍。他们一边对我们大谈枪支暴力，一边眼睁睁看着老人们在没空调的酷暑中死去。”
面对美方的嘲讽，巴黎负责国际关系的副市长奥黛丽·普尔瓦尔强硬回应，指责美国作为全球第二大温室气体排放国，大规模使用空调“与全球变暖及欧洲当前热浪并非毫无关系”，并奉劝美国人“不要再说教，赶紧行动起来”。
最后，这场“空调战争”，其实是当前欧美关系的缩影，也证明欧美这对传统的盟友，经过这几年的摩擦和冲突后，矛盾已经积攒下来，彼此再也不是高度依存的“西方世界”了，反而逐渐走向整体性的对立和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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