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元帝在位时不当的行政方针不仅酿成王莽篡汉也为东汉埋下隐忧|刘启|刘彻|刘恒|宦官|汉元帝|汉宣帝|王莽

提到西汉历史，历史爱好者都会关注到一位非常矛盾的皇帝。他就是汉元帝刘奭（前74年——前33年7月8日）。他登基之后，由于有汉昭帝、汉宣帝等几位国王的励精图治，西汉国力在汉元帝时期达到了极盛。建昭三年（前36年），陈汤率军消灭郅支单于后喊出了“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霸气豪言，这句话也成为大汉帝国国力强盛的最直接象征。

然而，尽管汉元帝时期西汉国力达到了顶点，还创造了消灭郅支单于、南匈奴投降汉朝、昭君出塞等一系列让人津津乐道的历史功绩，但汉元帝本人的后世评价却是很差的。其原因就在于：昭宣中兴本可以在汉元帝手里延续下去，但汉元帝亲手终止了昭宣中兴。

居摄三年（8年），长安城的天空阴霾密布。当王莽身披十二章纹的冕服，从年仅9岁的孺子婴手中接过传国玉玺时，天下士人竟长舒一口气。他们以为，一个困扰大汉近百年的噩梦终结了。一个圣人将终结这片土地上无尽的土地兼并、流民四起与吏治腐败。

然而，他们错了。这不是一场处心积虑的阴谋，更不是一人之力的窃国。王莽的登基只是为一具早已腐烂的躯体盖上了最后的遮羞布。而那致命的病根，那敲响西汉丧钟的第一声，早在50多年前，就被一位以仁孝闻名的“老好人”皇帝汉元帝刘奭亲手埋下。

他不是暴君，恰恰相反，他是个标准的儒生，一个被道德洁癖绑架的理想主义者。他厌恶父亲宣帝使用的法家酷吏，推崇以德治国，以仁爱感化天下。听起来无比正确。但这套逻辑在冰冷的现实政治面前被碾压得粉碎。

刘奭

他开启了一个时代：外戚与儒生，这两股力量如藤蔓般缠绕上大汉的权力中枢，开始了疯狂的吸血。

综合来看，汉元帝终止昭宣中兴有以下几条非常重要的原因。

第一，汉元帝彻底改变了西汉帝国沿袭多年的“儒法合一”的治国之道，以纯儒学思维治理国家，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

西汉历代皇帝治国的尽管具体措施不同，但从汉高帝刘邦到汉宣帝刘询，其整体的大方向是一样的，这就是“儒法合一”。汉高帝五年（前202年），刘邦建立西汉王朝。为了让帝国长治久安，刘邦吸取了秦朝灭亡的很多教训，轻徭薄赋与民休息。但必须注意到一点：虽然刘邦抛弃了秦朝的苛政暴政，但刘邦在西汉王朝的治国思想，制度和法律上却吸收了秦制和法家的思维。为西汉“外儒内法”治国之道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汉文帝和汉景帝时期，西汉“外儒内法”治国思路伴随着汉王朝的强盛继续发展。

首先，刘恒和刘启两位皇帝以儒家“爱民”思想，减轻民众的负担，废除肉刑，继续发展生产力。孟子提倡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思想确实在文景之治时期得到了较好的体现。

其次，汉文帝和汉景帝采取很多措施以法家之道管理大臣和诸侯王，加强中央集权。只要有地方的诸侯王敢反抗中央，朝廷予以坚决镇压。

镇压七国之乱示意图

比如，汉文帝时期，淮南王刘长就曾反抗中央，但其叛乱很快被朝廷镇压下去。汉景帝时期，吴王刘濞和楚王刘交集结数十万大军发动叛乱，但汉景帝坚决维护中央集权，仅用三个月就把诸侯国叛乱平定下去。文景二帝还重用张释之、郅都等酷吏，他们不为情面，执法如山，严厉打击了不法豪强，维护皇权稳定。

汉武帝登基后全面贯彻“儒法合一”的治国思想。

一方面，汉武帝倡导“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全国建立儒家思想的绝对权威。汉武帝还多次下诏减免灾区民众的赋税，提高老人的福利，贯彻儒家“爱民”思想。另一方面，汉武帝采取推恩令彻底削除诸侯国的威胁，镇压不法豪强和商人的非法行为。实施盐铁官营和货币改革，集中兵力打击匈奴，维护中央集权和国家统一。

这都是法家的治国之策，像盐铁官营、货币改革等政策，就为汉武帝打击匈奴提供了有力的财政支持。汉武帝晚年，以法家为主的治国之道出现危机，汉武帝又下诏“轮台罪己”。恢复以儒家为主，法家为辅的“轻徭薄赋”的国策，社会生产得以恢复发展。

汉武帝驾崩后，汉昭帝和汉宣帝两位帝王继续实施“儒法合一”的治国思路，西汉国力蒸蒸日上。至汉宣帝驾崩，汉元帝登基后，西汉国力达到了极盛。

汉元帝治国却彻底抛弃了历代帝王的“儒法合一”思路，全面贯彻儒家治国。如果汉元帝能利用好汉宣帝晏驾前给他留下一批儒学实干家，比如萧望之等人，并延续儒法合一的治国思路，西汉盛世真有可能持续下去。

刘奭

但让汉宣帝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汉元帝登基后不仅害死了萧望之等儒学实干家，还重用匡衡等复古主义儒学大师，将朝廷整得乌烟瘴气。由于汉元帝是理想的儒学主义者，没有领会到儒学思想的精髓，在匡衡等复古主义儒学大师的引导下，汉元帝治国处处充满“复古之风”。其很多国策只是“表面文章”，并没有解决国家发展的根本问题。

汉宣帝晏驾前，早就为儿子安排好了辅政集团—— 太子太傅萧望之、乐陵侯史高、太子少傅周堪。

这三个人选，汉宣帝可是花了心思的：史高是自己祖母史良娣的侄孙，算是“外戚亲信”，早年自己在史家寄养时，史高对自己多有照顾，忠诚度绝对没问题；萧望之和周堪是刘奭的老师，不仅儒学功底深厚，还有丰富的政治经验，能帮着刘奭处理朝政。按说有这三人保驾护航，刘奭只要不瞎折腾，延续“孝宣中兴”的盛世绝对没问题。

可汉元帝一登基，就暴露了自己的“软肋”——没主见，还特别依赖老师。他对萧望之和周堪那叫一个信任，有事没事就把两位恩师叫到宫里，从治国方略聊到民生疾苦，恨不得把朝堂大事全交给老师打理。萧望之也很快引荐了宗室里的有才之士刘向，四个人组成了“儒生智囊团”，天天琢磨着怎么用儒家思想改革朝政，匡正弊端。

这时候的“儒生智囊团”信心满满，觉得有皇帝撑腰，肯定能让西汉更上一层楼。可他们忘了，朝堂上不止有“儒生派”，还有史高代表的“外戚派”。史高本来以为自己是辅政大臣里的“老大”，结果汉元帝眼里只有两位老师，自己倒成了个“摆设”，心里别提多不平衡了。一来二去，史高就跟萧望之结下了梁子，而这场“派系斗争”很快就把汉元帝推向了两难的境地。

史高心里不爽，就开始找“盟友”。他瞅准了宫里的宦官集团——这些人天天围着汉元帝转，虽然身份低微，却能随时影响皇帝的想法。史高跟宦官们一拍即合。

萧望之

这边“外戚 + 宦官”联盟刚成型，萧望之就撞枪口上了。他觉得宦官掌管中书机构太不像话，就跟汉元帝进言：中书用宦官非古制，应罢免中书宦官。

中书是皇帝的机要秘书机构。汉武帝时期，为了削弱外朝丞相的权力，开始在宫中任用宦官处理文书。到汉元帝时，中书令弘恭、仆射石显，已经在这个位置上经营多年，把持了信息通道。

萧望之认为，这是制度的缺陷。他用《周礼》的“不近刑人”来论证宦官不应该参与政治，要求废除这个“非国旧制”。

从制度设计上看，萧望之是对的。宦官的权力没有制度约束，完全依附于皇权，一旦皇帝昏庸，宦官可以轻易架空整个官僚体系。

萧望之这话没毛病，可他忘了汉元帝是个“老好人”，最擅长的就是“和稀泥”。汉元帝听完老师的话，心里也觉得有道理，可一想到史高和宦官们的面子，又犹豫了。就这么一犹豫，消息很快传到了史高和宦官耳朵里。

萧望之

宦官们当场就急了：萧望之这是要断他们的活路啊！于是，他们联合史高，开始给萧望之“泼脏水”，说他“结党营私”“离间君臣”，还伪造证据，请求汉元帝把萧望之抓起来治罪。“望之、堪数荐名儒茂才以备谏官。会稽郑朋阴欲附望之，上疏言车骑将军高遣客为奸利郡国，及言许、史子弟罪过。章视周堪，堪白令朋待诏金马门。朋奏记望之曰：‘将军体周、召之德，秉公绰之质，有卞庄之威。至乎耳顺之年，履折冲之位，号至将军，诚士之高致也。窟穴黎庶莫不欢喜，咸曰将军其人也。今将军规橅云若管、晏而休，遂行日仄至周、召乃留乎？若管、晏而休，则下走将归延陵之皋，修农圃之畴，畜鸡种黍，俟见二子，没齿而已矣。如将军昭然度行，积思塞邪枉之险蹊，宣中庸之常政，兴周、召之遗业，亲日仄之兼听，则下走其庶几愿竭区区，底厉锋锷，奉万分之一。’望之见纳朋，接待以意。朋数称述望之，短车骑将军，言许、史过失。后朋行倾邪，望之绝不与通。朋与大司农史李官俱待诏，堪独白宫为黄门郎。朋，楚士，怨恨，更求入许、史，推所言许、史事曰：‘皆周堪、刘更生教我，我关东人，何以知此？’于是侍中许章白见朋。朋出扬言曰：‘我见，言前将军小过五，大罪一。中书令在旁，知我言状。’望之闻之，以问弘恭、石显。显、恭恐望之自讼，下于它吏，即挟朋及待诏华龙。龙者，宣帝时与张子蟜等待诏，以行污秽不进，欲入堪等，堪等不纳，故与朋相结。恭、显令二人告望之等谋欲罢车骑将军疏退许、史状，候望之出休日，令朋、龙上之。事下弘恭问状，望之对曰：‘外戚在位多奢淫，欲以匡正国家，非为邪也。’恭、显奏：‘望之、堪、更生朋党相称举，数谮诉大臣，毁离亲戚，欲以专擅权势，为臣不忠，诬上不道，请谒者召致廷尉。’时上初即位，不省‘谒者召致廷尉’为下狱也。可其奏。”

等汉元帝知道萧望之已经被关进监狱时，大惊失色。但弘恭和石显早已准备好了说辞：“上新即位，未以德化闻于天下，而先验师傅，既下九卿大夫狱，宜因决免。”

汉元帝犹豫了。萧望之被免为庶人。

后来，汉元帝觉得对不起老师，又赐爵关内侯，但不再让他参与朝政。萧望之的儿子萧伋上书为父亲申冤，弘恭和石显再次抓住机会，说：“望之前所坐明白，无谮诉者，而教子上书，称引亡辜之《诗》，失大臣体，不敬，请逮捕。”“弘恭、石显等知望之素高节，不诎辱，建白：‘望之前为将军辅政，欲排退许、史，专权擅朝。幸得不坐，复赐爵邑，与闻政事，不悔过服罪，深怀怨望，教子上书，归非于上，自以托师傅，怀终不坐。非颇诎望之于牢狱，塞其怏怏心，则圣朝亡以施恩厚。’显等封以付谒者，敕令召望之手付，因令太常急发执金吾车骑驰围其第。使者至，召望之。望之欲自杀，其夫人止之，以为非天子意。望之以问门下生朱云。云者好节士，劝望之自裁。于是望之仰天叹曰：‘吾尝备位将相，年逾六十矣，老入牢狱，苟求生活，不亦鄙乎！’字谓云曰：‘游，趣和药来，无久留我死！’竟饮鸩自杀。天子闻之惊，拊手曰：‘曩固疑其不就牢狱，果然杀吾贤傅！’是时，太官方上昼食，上乃却食，为之涕泣，哀恸左右。于是召显等责问以议不详。皆免冠谢，良久然后已。”

可哭归哭，骂归骂，他到最后也没真把宦官怎么样，就只是口头责问了几句，这事就这么不了了之了。

萧望之的死，成了西汉朝堂的“转折点”。从此以后，“儒生派”元气大伤，史高的外戚势力和宦官集团趁机崛起，尤其是宦官，彻底成了这场斗争的“大赢家”。而汉元帝亲手把自己最信任的老师推向了绝路，也把西汉的朝政推向了混乱的深渊。

刘奭

其实，从萧望之的结局就能看出来，汉元帝根本不是当皇帝的料。他空有“匡扶社稷”的理想，却没有“杀伐决断”的魄力；满脑子都是“仁政”的幻想，却不懂“帝王之术”的平衡。说白了，他就是个“理想主义者”误入了“权力战场”，只能眼睁睁看着朝堂乱成一锅粥，却啥也做不了。

除了重用复古主义儒学家治理国家，汉元帝还彻底抛弃了法家治国之道。此举给汉朝造成了很严重的恶果。西汉王朝建立后，由于刘邦分封诸侯王，刘恒和刘启重视商业发展，地方上兴起了一批不听中央、飞扬跋扈、为非作歹的诸侯王和商业豪强。这些诸侯王和商业豪强兼并土地，剥削民众，威胁西汉皇权。为了维护中央集权，维持大汉帝国的长治久安，从刘邦到刘询这几代帝王都采取法家治国之道，对兼并土地、为非作歹的诸侯王、大臣和豪强进行了残酷的镇压，减轻了民众负担，缓解了土地兼并等社会问题，维护了大一统中央集权帝国。

而汉元帝本人丢掉法家治国之道，一大批豪强地主在迅速崛起，土地兼并问题日益严重，民众流离失所。而信奉腐儒之道的汉元帝却对豪强地主兼并土地的行为拿不出任何办法。豪强地主成为了汉帝国发展的恶性肿瘤。

这一点在汉元帝废止陵邑制度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西汉帝国皇家陵寝有一个很重要的附属制度——陵邑制度。什么是陵邑呢？在陵园附近的地方建立城市，将全国的富商、豪强中上等社会阶层搬迁到陵邑生活居住。这一举措对打击和压制富商豪强，维护中央集权，抵御匈奴入侵意义重大。而汉元帝却出废止陵邑制度，表面上看，不建陵邑城市就不用劳民伤财了，但实际上，废止陵邑制度等于中央政府默许富商豪强在地方发展壮大，危害中央集权。

东汉建立后，汉光武帝刘秀只能依靠豪强地主维系国家政权。由于豪强地主阶层过于强大，东汉帝国在经历了光武盛世和明章之治的短暂辉煌后就盛极而衰。所以，汉元帝抛弃“儒法合一”治国之道，漠视豪强地主兼并土地，不仅引导西汉帝国走向灭亡，也给东汉的发展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

西汉疆域图

总而言之，从刘邦到刘询几代帝王把“儒法合一”拿捏得恰到好处。什么时候儒家为主，什么时候法家为主，皇帝会根据国家发展的不同阶段进行灵活调整。如果国家处于发展经济，休养生息阶段，汉高帝、汉文帝、汉景帝、汉宣帝等帝王就采取以“儒家思想”为主的治国之道缓和社会矛盾，但绝不放弃法家思想中对镇压不法豪强官吏和诸侯王，加强中央集权的做法。

如果国家处于打击匈奴的战争时期，汉武帝就采取法家为主，儒家为辅的治国策略，集中人力物力财力打赢战争。如果以法家为主的治国策略出现危机，汉武帝晚年又及时调整，恢复以儒家为主，法家为辅的休养生息治国之道。不管是儒家为主，法家为辅。还是法家为主，儒家为辅，“儒法合一”治国之道让西汉盛世延续了150多年。

更为重要的是，从刘邦到刘询的几代帝王领略到了儒家思维的精髓——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几代大汉帝王都采取很多办法减轻民众负担，比如采取减轻赋税和徭役负担。

而汉元帝不仅彻底丢掉“儒法合一”治国之道，漠视豪强崛起，让皇权大权旁落，还重用腐儒制定很多不切合实际的治国之策，让国家发展陷入危机，土地兼并日益严重，西汉由盛转衰。所以，汉元帝的治国水平和同汉高祖到汉宣帝这几代帝王的治国水平相比实在是相差太远。

第二，汉元帝重用宦官，开启了宦官专政的先河，为西汉灭亡埋下了又一个隐患。

秦朝灭亡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宦官赵高专权，指鹿为马。刘邦建立西汉后吸取秦亡教训，加强皇权，杜绝宦官专权。刘邦到刘询这几代帝王，宁可让有能力的外戚（如吕后、霍光等人）独揽大权，也不让宦官参与朝政。

而汉元帝刘奭却忽视秦朝灭亡的教训，重用宦官弘恭等人担任中书令，祸乱朝纲。这些宦官因皇帝的宠幸而骄横自大，权倾朝野。即便宦官石显伪造诏书，架空皇权的事情被揭发，汉元帝不仅没有惩罚，还给石显更多的赏赐。文武大臣对宦官专权敢怒不敢言。

另外他极度宠信自己的皇后王政君，并因此毫无保留地将权柄赋予王氏外戚集团。王政君的父亲、兄弟，一个接一个被封侯，被任命为大司马、大将军，掌控了帝国的军事与行政中枢。

一个崇尚空谈的文官集团，一个贪婪无度的外戚集团，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巨大的利益温床。大汉的根基就在这种“政治正确”的氛围中，被无声地掏空。这为日后那个叫王莽的青年准备好了最完美的舞台。

王莽就是皇后王政君的亲侄子。他把“儒家圣贤”的形象活成了一种本能。他对内孝顺母亲，悉心照顾寡嫂和侄子；对外结交名士，救济贫民。家中分得的财富，他转身就散给穷人，自己和妻儿过着清贫如洗的生活。当他的大伯、大司马王凤病重时，王莽在病榻前衣不解带，亲尝汤药，蓬头垢面地照顾了数月。王凤被深深感动，临终前，他向妹妹王政君和汉成帝郑重推荐了自己这个“圣人”侄子。

正因为以上几点原因，让汉元帝成为了后世评价很低的皇帝。尽管他登基的时候，西汉国力达到了强盛，但他却抛弃西汉实施150多年的固有治国思路“儒法合一”，重用腐儒祸乱朝纲，漠视豪强兼并土地，让西汉国力快速下滑。他还忽视秦朝灭亡的教训，重用宦官，让朝廷上下乌烟瘴气。由于过度信任皇后王政君，又让王莽利用汉元帝时代培育出的“仁柔好儒”的风气一步步掌握大权，最终篡汉称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