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是，被改写成“自由故事”的美国独立，过去如此，今天依然如此：它带来的最大好处，不是给美国人民，而是给居住其间的白人优越观念支持者。
美国式爱国主义至今仍是美国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右翼、左翼和中间派皆然。这个国家在2026年7月4日庆祝独立250周年，这又一次成为表达美国极端民族主义、并把这个国家肮脏的压迫与种族灭绝历史改写成“自由”历史的机会。
特朗普是一些保守派和种族主义者心目中的英雄。他宣称：“凭借一张羊皮纸和56个签名，美国开启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征程。”奥巴马则是美国白人自由派眼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他对此也完全认同：“随着美国250周年纪念日临近，值得回顾的是，1776年自治这一整套理念在当时究竟有多么激进。”
接着，奥巴马又对那些宣布独立的白人蓄奴殖民者作出轻微批评，仿佛他们只是有所疏忽：“在建立我们的联邦时，开国者远未兑现《独立宣言》的承诺。他们保留了奴隶制，并允许各州把投票权限制在拥有财产的白人男性手中；但通过起草宪法和权利法案，他们确实展现了远见和非凡才智，为我们建立了一个框架，使每一代人都能让我们的联邦变得更加完善……”
如果一个南非白人声称，1910年南非联邦的建立——一个建立在种族等级制度基础上的定居者殖民地——是南非在一个世纪后走向包容非白人群体的第一步，那么这个人理所当然会遭到嘲笑和谴责。
美国的教育和政治机构及其领导人——更不用说那些驯服、单调的企业媒体——却公然向美国人灌输：美国是这个世界发生过的最好事情。随着美国独立250周年临近，“美国仁慈”的霸权神话仍主导着政治话语，并被当作不容置疑的真理。
这个最早实现独立的国家，对本国黑人、原住民、工人阶级以及整个被帝国支配世界持续施加的无休止恐怖，如今仍被改写成“美国自由”的故事。
但事实是，美国独立带来的最大好处，从来不是给世界，也不是给美国人民，而是给了居住其间的种族主义支持者。甚至纳粹也曾把美国独立视为自身政权的先声。
德国历史学家阿尔布雷希特·维尔特在1934年面向纳粹读者撰写的《世界史》中写道：“在第二个千年的国家历史中——直到世界大战之前——最重要的事件，就是美利坚合众国的建立。”他还断言：“雅利安人争夺世界统治的斗争，由此得到了最大的支持。”
阿道夫·希特勒本人也从美国共和国中获得灵感。他把美国扩张史——在这段历史中，殖民者“把数百万红种人减少到几十万人，如今又把这点残余关在笼子里监视”——视为一个鼓舞人心的先例，用来对待东欧的斯拉夫民族，尤其是俄罗斯人；他把后者也称作“红种人”。
北美13个英国殖民地中部分白人殖民者要求独立，绝不是什么普遍自由的呼声，尽管美国那段可耻的历史后来被改写成了自由史。独立之前，白人殖民者对英国王室的不满不断加深，财富越来越集中到英国资本家手中，而这些资本家又在北美与殖民地商人竞争。
在利润依赖于掠夺原住民土地和奴隶劳动的背景下，1763年的《皇家公告》禁止殖民者在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定居，进一步加剧了紧张局势。1764年的《糖税法》和《货币法》、1765年的《印花税法》等新税种，又进一步压缩了殖民者的利润，使王室获益更多。
面对被剥夺土地的威胁，大多数北美原住民在“独立战争”中选择与英国并肩作战，因为他们认为，若种族主义殖民者获胜，带来的将是更大的毁灭。数以万计的原住民在为英国作战时丧生，而白人殖民者则攻击与王室结盟的原住民社群，摧毁村庄，杀害数千人，并驱逐整个社区。
北方殖民者和英国王室都曾承诺，只要加入各自军队，就给予被奴役的黑人自由。超过20000名被奴役的黑人加入了英军，其中包括弗吉尼亚的“埃塞俄比亚军团”。1775年11月，皇家总督邓莫尔勋爵发布公告，承诺只要加入英军应对正在酝酿的殖民者叛乱，就可获得自由。他们胸前佩戴着“给予奴隶自由”的字样。
1772年，伦敦作出一项反奴隶制判决，涉及一名在弗吉尼亚被购买的奴隶詹姆斯·萨默塞特，最终他获得释放。这一判决激怒了北美13个殖民地的白人奴隶主，也加速了他们反英叛乱的进程。
邓莫尔公告正是这一过程的顶点：废奴主义历史演进到这一步，正如历史学家杰拉尔德·霍恩所说，殖民者追求独立，成了一场“奴隶制的反革命”。
这些坚定维护奴隶制的白人叛乱殖民者——也就是持有种族等级观念者——在“开国元勋”詹姆斯·麦迪逊推动下，在1788年美国宪法第四条第二款第三项中规定，那些逃亡并加入英军的奴隶必须被“交还”给他们在美国的主人。
至于独立后的美国一方，只有5000名黑人——包括奴隶和自由黑人——在其麾下服役，担任厨师、劳工、间谍和士兵，其中大多数人在战后重新沦为奴隶。
相比之下，在南方的叛乱殖民地中，弗吉尼亚、佐治亚和卡罗来纳诸州承诺，凡白人男性志愿参战对抗英国者，都可获得土地和一名奴隶。英国战败后，数千名曾加入英军的前奴隶被安置到新斯科舍和塞拉利昂。
英国鼓动被奴役黑人反抗寻求独立的殖民者，这让另一位“开国元勋”托马斯·潘恩深感震惊。《独立宣言》也对此提出谴责，称国王“煽动我们内部的叛乱”。历史学家泰勒·斯托沃尔总结说：“美国争取自由的战争，因此同样也成了一场争取奴隶制的战争。”他还指出，“美国革命是一场为了以自由之名奴役他人的权利而发动的战争”。
这种以白人为中心的共和国基础，在1790年通过第一部《归化法》成为法律。该法把公民资格限制为在美国居住满两年的“自由白人”及其21岁以下子女。对潘恩来说，反对独立的人，就是反对白人定居殖民主义的人。
他警告说：“你们这些现在反对独立的人，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你们让政府权位空悬，就是在为长期专断统治打开大门。成千上万、数以万计的人会把把那个野蛮而地狱般的权力逐出这片土地视为光荣；正是它煽动印第安人和黑人来毁灭我们；这种残酷具有双重罪责：它对我们施以暴行，对他们施以背叛。”
潘恩口中的“我们”，并不包括“印第安人”和黑人奴隶。后者约占新独立美国250万人口的20%。尽管潘恩反对奴隶制，也承认原住民土地被掠夺，但他对美国独立的呼吁依然带有明显的种族局限，因为他把这两个被奴役群体排除在外，视其与殖民者争取独立的斗争无关。
英国废奴主义者托马斯·戴的措辞更为尖锐：“如果说自然界中真有什么真正可笑的事，那就是一个美国爱国者，一只手签署独立决议，另一只手却挥鞭抽打他那些惊恐的奴隶。”1783年，美国颁布《西北条例》，向白人殖民开放俄亥俄河和五大湖以北的土地——这些正是英国此前禁止他们进入的地区。
历史学家杰弗里·奥斯特勒认为，这项条例标志着美国针对北美原住民的官方种族灭绝政策开端。他指出，条例第三条规定，除非是在“经国会授权的公正而合法的战争”中，否则不得“侵犯或骚扰”印第安人。
原住民对土地掠夺的抵抗，成了1787年至1832年间西北地区种族灭绝行动的借口。奥斯特勒认为，1832年的种族灭绝“是45年前在纽约被写入法律的一项政策选择的有意后果”。这也为安德鲁·杰克逊总统1830年的《印第安人迁移法》铺平了道路。
这一切都源于一种关于“盎格鲁-撒克逊”独特性的基督教观念。“盎格鲁-撒克逊”是一个种族化概念，被用来指代所有白人殖民者及其后裔，人们相信他们源自条顿部落。他们自认的白人优越性，被视为领土扩张和征服“低等”种族的正当理由。这构成了19世纪中叶被广泛传播的“昭昭天命”计划的核心。
据一些估计，殖民地约三分之一人口是反对独立的保王派。大约4%的白人殖民人口，也就是约100000人，在“美国革命”期间及之后乘船逃离13个殖民地，并带走了15000名被奴役者。其中一半前往新斯科舍，其他人则分散到英国、加勒比地区以及他们原本的欧洲故乡。
他们寻求避难，是为了躲避“革命者”的严厉迫害，包括生命和财产损失，也为了逃离那些一直持续到1812年的歧视性法律。这种严厉打击使许多革命后仍留在当地的保王派噤声，也推动了“反抗英国‘高压统治’而独立”的叙事制度化。
直到今天，美国民族主义历史学家及其追随者、爱国主义企业媒体以及占支配地位的政治和经济阶层，仍把美国独立史讲述为一部“自由史”。对于那些被这个后来演变为帝国的美国共和国统治者压迫的数百万人来说，这本身就是一种冒犯。
这个共和国的历史，先是一个世纪的奴隶制，接着又是一个世纪的种族隔离；女性在一个半世纪里被剥夺投票权；北美原住民直到1924年才成为公民，直到1948年以后才真正能够投票，而在一些州甚至要到1955年以后——这些事实在今天仍在继续的庆祝活动中，似乎都无关紧要。
1950年代的麦卡锡主义阴影、1960年代对学生运动和民权运动的强力打压，以及这种做法在今天的延续，也都没有出现在这套“美国自由”的神话中。同样被排除在外的，还有二战以来美国在全球范围内造成的数以千万计平民伤亡，其中包括就在几个月前遇害的近200名伊朗女学生。
与其像特朗普和奥巴马那样号召美国公民去庆祝一个在历史上压迫了他们中大多数人、并且还打算在未来进一步压迫他们的政权，不如由批判性的历史学家、记者、活动人士和反对派政治人物坚持谴责开国者的种族等级观念、性别歧视和阶级主义计划，并最终彻底否定他们。
把他们视为反自由的十字军——他们追求的自由，只属于拥有财产和奴隶的盎格鲁-撒克逊白人男性。在这个7月4日，真正应当被纪念的，是数以百万计那些曾经并且仍在抵抗这一压迫制度、希望实现真正民主的美国人，而不是压迫他们的那个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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