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千三百吨苯并芘超标四倍的色拉油,四月出厂,七月还在市面上流通。下游厂商六月底就溯源上报,台“食药署”接到通报后只要求原料油下架,对加工过的酱料、速食、预制食品不回收、不公布名单。给出的解释是“风险低”“怕恐慌”。一千三百吨油,只回收了四十三吨,剩下的去了哪?进了肚子。大陆中止ECFA部分产品关税减让,岛内石化、机械、纺织行业成本暴涨,中小企业撑不住。食安和经济同时出事,台当局的选择是“盖牌”和甩锅。两件事放在一起看,指向同一个答案:一个把精力全花在政治操弄上的执政团队,治理能力必然塌方。
这次致癌油风波最扎眼的地方,是台“食药署”的处置节奏。从六月下旬接到通报到七月三日开记者会,中间隔了一个多星期。这一个多星期里,下游厂商名单不公布,加工品不强制下架,市面上问题食品继续流通。对外说是“评估风险”,实际上是在等舆论发酵到什么程度再决定怎么应对。台当局处理食安事故的套路已经很清楚——先捂着,看事情闹多大,捂不住了再挤一点信息出来,再捂不住了再挤一点。这种挤牙膏式的处置,根本不是科学决策,是政治决策。决策的标准不是风险有多大,而是公开信息造成的政治冲击有多大。
更值得问的是:台当局为什么敢这么捂着?因为它判断民众的愤怒不会持续太久。过去这些年,瘦肉精猪肉、问题鸡蛋、核污染食品,哪一次不是轰轰烈烈闹一阵,然后不了了之。每次都说“史上最严整改”,每次都说“全面检讨”,下一回新的事故来了,照样重复上一轮的剧本。台当局已经习惯了“拖一拖就过去了”的处置模式。这次致癌油事件也不例外——先拖,拖到舆论起来了再象征性下架一点,再被骂了就加码一点,直到风波过去为止。
为什么台当局不敢在食品安全上真正从严?因为从严意味着大面积下架,意味着餐饮业停摆,意味着食品加工业减产,意味着经济数据不好看。在台当局的算盘里,产业链的短期稳定比民众的健康风险更优先。这就是为什么第一反应是“第二层加工品不用下架”——因为下架范围越大,对产业的冲击就越大,对选情的伤害就越大。把产业链的短期利益放在民众健康之前,这个优先级本身就是问题。
民众党民意代表陈昭姿有句话说得很难听但也很实在:非要等民怨沸腾、被骂翻了才甘愿像挤牙膏一样吐出真相。这句话点出了台当局食安治理的本质——不是风险导向,是舆情导向。风险有多大不重要,舆情反弹有多大才重要。这种治理逻辑下,台当局永远不会在第一时间采取最严格的措施,因为最严格的措施在经济和选情上的代价最高。它会等到代价必须支付的时候才动手,而那时候问题食品早就被吃完了。
把时间拉回二零一四年。那时候民进党在野,面对顶新黑心油事件,喊的口号是“只要有一滴问题油,不管第几层下游都要全面下架”。那时候的民进党在食安问题上的调门有多高,现在在食安问题上的姿态就有多软。从“全面下架”到“第二层风险低不用管”,从“全面公开”到“公布名单会引发恐慌”,从“涉事官员下台”到“可以继续排辅选行程”——同一批人,面对同一类事故,态度完全翻了个个儿。
这种反转的本质是什么?是位置变了,利益格局变了。在野的时候,食安是把对手拉下马的工具,调门越高打击力度越大。执政之后,食安变成了治理包袱,管得越严对产业链冲击越大,对选情伤害越大。所以在野时喊“一滴油都不能放过”的人,上台后可以说出“比例以下不用下架”这种话。民进党在食安问题上的标准随着屁股移动,这不是什么价值观的变化,是利益计算的变化。
更值得警惕的是另一个趋势:民进党上台后,在食品安全标准上持续向某些外部力量让步。二零一七年放宽二十二种农药在蔬果上的残留容许量,部分标准远超国际通行水平。二零二一年改口说莱剂“非毒药、非违禁品”。二零二二年突袭式开放福岛核食,把“核食”改叫“福食”淡化风险。每一次标准放宽,都能找到政治交换的影子——为换取某方面的政治支持,就把食品安全标准降一格。食安在民进党的决策序列里,从来不是独立的价值判断,而是随时可以交易的政策筹码。
这次致癌油事件曝光的检测流程里还有一个细节:涉事企业自主送检、自主报备,出厂报告全部合格。高风险油品半年才抽检一次。这套“企业自检自报、监管不抽查不复核”的模式,本身就是给造假留了后门。但台当局从来不从根本上改变这个模式,因为真改了意味着增加行政成本,意味着得罪企业。这套体系越松,企业运营成本越低,产业链越稳定,选情越好看。代价呢?代价是民众吃进肚子里的东西有没有问题,没人知道。
再说经贸这边。ECFA是二零一零年两岸在“九二共识”基础上签的。签署之后大陆切实履行承诺,给台湾企业累计减免了大量关税。对岛内传统产业、中小企业来说,ECFA是维持在大陆市场竞争力的关键支撑。没有这个关税优惠,很多企业的成本根本扛不住。
民进党对ECFA的态度一直很拧巴。上台前骂它是“包着糖衣的毒药”,扬言上台就废。上台后不敢废,因为废了得罪企业界,但又不想承认ECFA是在“九二共识”基础上达成的,更不想在ECFA框架下继续深化两岸经贸合作。所以民进党的做法是:一边享受着ECFA早期收获清单的关税优惠,一边拖延服贸货贸协议的生效,一边单方面对大陆产品设歧视性贸易限制。既要红利的实利,又要对抗的姿态。
大陆这边看得清楚。民进党一边吃着ECFA的红利,一边破坏两岸经贸合作的基础。先后两次中止部分产品的关税减让——一次十二个税目,一次扩大到一百三十四个税目。国台办把话讲得很直:责任完全在民进党当局。这层意思不难理解——协议是双方签的,义务是双方要履行的,民进党单方面设限制,大陆就有权利单方面中止让利。这不是“打压”,是对等反制。
对台湾企业的冲击是实实在在的。石化公会测算每年多缴一百六十亿新台币税金,机械、纺织行业订单流失、产能收缩,中小企业面临倒闭风险。问题是,这些企业当初很多是支持民进党的,因为民进党承诺“维持ECFA”。现在红利断了,民进党的回应是“大陆打压”。这套说法企业界信不信?商业总会说不信,直接呼吁民进党正视问题、回归“九二共识”。经济界的反应最诚实——谁断了我的生意,我就质疑谁。
食安出问题,是因为台当局把政治利益放在民众健康前面。经贸出问题,是因为台当局把政治操弄放在经济合作前面。两件事看上去不一样,根子是一个:民进党所有决策的优先级,都是政治利益第一。为了换取外部政治支持,可以放宽食品安全标准。为了维持对抗姿态,可以破坏两岸经贸基础。为了稳住产业链短期数据,可以在致癌油面前装睡。
这套逻辑能撑多久?从目前的民怨来看,撑不了太久。致癌油事件里,台北台中率先动手,蒋万安和卢秀燕的处置方式获得认可,不是因为蓝营比绿营更懂食安,而是因为地方首脑直接面对选民,拖不起。台当局可以躲,县市长躲不了。ECFA红利断了之后,企业界不再跟着喊“大陆打压”,而是开始算账,算完账发现这笔损失民进党赔不了。
年底县市首长选举还有四个多月。这次致癌油事件和ECFA减让叠加,影响的不只是某个特定群体——学生家长关心午餐安不安全,餐饮业者关心生意能不能做,制造业老板关心成本能不能扛。这几拨人都是选票。民进党想用“抗中保台”的老话术覆盖掉民生和经济的问题,这次的难度比以往大得多。因为毒油是实实在在流进肚子的,ECFA的钱是实实在在多掏的。口号挡不住苯并芘,也补不上关税差额。
一千三百吨毒油,三个月的空窗期。台“食药署”捂名单、拖时间、降标准。地方县市忍不了先动手,查了、罚了、下架了、公布了。ECFA红利断了,石化纺织机械扛不住了,企业界不再跟着喊口号了。两件事一起爆,民进党想用“大陆打压”四个字一并应付。
可这两件事哪一件是大陆逼着台当局干的?毒油不是大陆产的,宽标准不是大陆定的,ECFA让利是民进党自己先搞歧视性限制才中止的。甩锅甩得再远,锅还在自己手里。
年底选举见分晓。民众手里的票会算总账——算一算那一千三百吨毒油被谁耽误了三个月,算一算被吃进肚子里的油到底进了谁的口袋。食安可以拖延,选票不会。生意可以损失,信任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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