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那年我二十五，村里人都说我周远捡了别人剩下的。
这话不中听，却也没法还嘴。
支书赵宝贵的闺女红英，肚子都显了怀，媒人突然就上了我家门。
我记得那天是五月初三，刚下过一场雨，院里泥地踩上去噗叽噗叽响。我妈蹲在灶房门口择韭菜，看见媒人王婆子扭进院门，手里的韭菜掉了一地。
王婆子穿件紫红褂子，嘴皮子翻得比翻书还快，进门就喊恭喜。
我妈愣在门槛上，问喜从何来。王婆子拿手绢捂着嘴笑，说赵支书瞧上你家周远了，要招他当女婿。
我妈没接话。
她弯腰把韭菜捡起来，一根一根捋整齐，放在搪瓷盆里。
王婆子见没人应声，又凑近了一步，压低了嗓子说红英那丫头有了身子，赵支书的意思是不能等，这个月就把事办了。
我当时正在院里劈柴。
斧头举到半空，听见这话，斧刃哐当一声剁进木墩子里，木头茬子崩了一地。
我直起腰看着王婆子，她被我盯得往后退了半步，讪讪地说周远你别瞪我，我也是替人传话。
我说，谁搞大的找谁去，找我干什么。
王婆子脸上的笑挂不住了，拿手绢擦擦嘴角，说你爹已经应了。我扔下斧头就往堂屋里走，爹正坐在门槛上编竹筐，篾条在他手里颤颤巍巍的。
我说爹你疯了？那种事你也能应？
我爹没抬头，篾条在手里绕了个弯。他后腰上贴着三张狗皮膏药，夏天一到，那股膏药味就散不开。他沉默了好一阵子，篾条编完一个筐底，才慢慢开口。
“赵宝贵说了，婚事一办，煤窑会计就是你。一个月八十块，现钱。”
他把筐底翻过来，拿镰刀刮着毛边。
“你妈的支气管炎不能再拖了。镇卫生院的李医生说，再不系统治，到了冬上就麻烦了。”
我不吭声了。
我妈在灶房里切菜，刀落在砧板上笃笃地响。她没出来，也没插嘴，但那刀声一下一下的，听着让人心慌。
我爹又说，还有前几年我摔腰的那笔工伤钱，赵宝贵应了，一结婚就放下来。
我扭头出了院子，蹲在村口的槐树底下抽了两根烟。那棵槐树还是我爷爷手上种的，树干粗得一个人抱不住。树底下一窝蚂蚁正往洞里拖一只死蚂蚱，我看得走了神。
二柱骑自行车从镇上回来，看见我就停了车。他一只脚撑在地上，问我家是不是要办喜事了。我说谁跟你说的。他说刚才路过王婆子家，她正跟人讲呢，说周家要娶支书的闺女了。
我说我没应。
二柱沉默了一会儿，从兜里掏出半包烟来，递给我一根。那是三毛钱一包的本地烟，抽一口满嘴苦味。他跟我蹲在一块儿，看着远处的麦田，半晌才说了一句话。
“你就当是为了你妈。”
我狠狠吸了一口烟，呛得直咳嗽。
婚事就这么定了。
日子定在五月初十，急得不像话。村里人当面拱手道喜，转过脸就咬耳朵根子。我去小卖部打酱油，老孙头一边找零钱一边拿眼睛瞟我，嘴角那点笑藏都藏不住。
外头的老槐树底下每天都坐着几个纳鞋底的老娘们，我一走过去，她们就说别的事，我一走过去，声音就低下去。有一回我故意拐了个弯躲到墙根后头听，王婆子的嗓门最大。
“周家那小子白捡个当爹的命。”
“谁让人家穷呢，穷就得咽得下这口气。”
“红英那肚子少说三四个月了，你看她走路那样子，腰都粗了一圈。”
“也不晓得是谁的种，赵支书捂得严实，谁也不敢问。”
还跟着一阵低低的笑声。
我攥着酱油瓶子的手青筋暴起，转身就走。回到家把瓶子往灶台上一墩，我妈看了我一眼，什么也没说，转过去继续往灶膛里添柴火。
火光映在她脸上，颧骨瘦得突出来，嘴唇乌紫。
我心里那股火一下子泄了，剩下满肚子说不出来的滋味。
初九那天晚上，赵宝贵叫人送来了衣裳。一件月白色的确良衬衫，一条蓝布裤子，还有一双黑皮鞋。皮鞋是人造革的，闻着一股塑料味。
我爸把衣裳摊在炕上，拿手摸了一遍又一遍。我长这么大，还没穿过皮鞋。他把鞋底翻过来，拿指甲弹了弹，冲我笑了一下。那笑比哭还难看。
初十天没亮，我妈就起来了。
她在灶房里和面蒸馍，热气从门缝里钻进来，带着发面的酸香味。
我躺在炕上没动弹，听见外头有人在扫院子，竹扫帚划过地面沙沙地响。我爹的拐杖声也跟着一轻一重地响过来响过去。
鞭炮响的时候，大概是辰时。二柱骑了三轮车来接我，车斗里铺着红毡子。他往我胸前别了朵红绢花，别针扎歪了，扎了我一下。我说疼，他说忍着，大喜的日子别说不吉利的话。
我穿上了那件的确良衬衫，扣子系到脖子下头，箍得我喘不过气。皮鞋也穿上了，鞋底硬邦邦的，走路咯噔咯噔响。
赵宝贵家的院子布置得花团锦簇的，门口贴了大红对联，院里支了四张大圆桌，上头摞着碗筷。帮忙的人来来往往，端菜的在灶房和院子之间一趟趟跑。
有人把我引到堂屋里。八仙桌上摆着果碟和喜糖，赵宝贵穿着件灰布中山装站在桌子旁边，看见我就拍了拍我的肩膀。他手上全是老茧，拍得我肩膀往下塌了一下。
“小周，以后就是一家人了。”
他说这话的时候嗓门很大，院子里的人都听见了，有几个还跟着附和。我低着头没吭声，眼睛盯着地上。地上撒了一层麦麸，脚踩上去沙沙响，据说是老规矩，图个吉利。
然后红英出来了。
两个娘家婶子一左一右搀着她，从西厢房出来。
她穿着大红褂子，褂子做得宽大，腰身的地方空荡荡地罩着，可是里头鼓起的轮廓还是看得出来。我不知道是不是自己心里有疙瘩，反正怎么看怎么明显。
我听见后头有人抽了口气，接着是那种拼命压着嗓子的窃窃私语。不用回头也知道那些嘴在说什么。
红英低着头，头发梳得光溜溜的，用红头绳扎了一根粗辫子搭在肩膀上。她脸上搽了粉，白得有点不自然，嘴唇上涂了一层淡淡的口红。走到近前的时候，她抬起眼睛看了我一眼。那一眼很短，大概只有一两秒钟，然后她又低下头去。
我看见她的手攥着褂子下摆，指节都攥白了。
拜堂的仪式很简短。有人喊了一声，我们就对着赵宝贵鞠了三个躬。然后又是对拜，我弯下腰的时候眼睛正好看到她的鞋。
一双红布鞋，鞋头绣着小朵的牡丹花，鞋底是千层底，针脚密密麻麻的。她的脚并得很拢，两只鞋尖对在一起，一动不动。
然后人席。
赵宝贵坐在主位，端着酒杯站起来说了些场面话。天气很好之类的话，然后又提了煤窑的事，说会计的位置给我空好了，让在座的做个见证。
底下有人鼓掌，有人起哄说赵支书办事地道。
还有人端着酒来敬我，说周远你小子走了运，以后在窑上坐着办公室，不用再出苦力了。我仰脖子灌了一杯，辣得眼泪差点呛出来。
二柱坐在角落里，一直没怎么动筷子。
溜肉段、红烧鱼、大碗的猪肉炖粉条、白糖拌西红柿、炸花生米、凉拌黄瓜。
这在九二年的村里算顶好的席面了，可我没吃下几口。筷子在手里攥得发烫，夹一块肉在嘴里嚼了半天咽不下去。
我看见我妈坐在角落那桌上，端着一碗米饭，上头盖了几片肉。
她小口小口地吃着，眼睛一直看着我这边的方向。隔了那么多桌人，她的眼神我一眼就能认出来。那眼神里有心疼，有愧疚，还有一点说不清的期盼。
我移开眼睛不敢再看。
黄昏时席散了。
帮忙的妇女们开始收拾碗筷，瓷盘碰在铁盆上叮叮当当地响。
几个小孩在桌子底下钻来钻去抢糖纸，被大人揪着耳朵拎出来。院子里的灯拉了起来，是那种带罩子的灯泡，橘黄色的光照在地上一圈一圈的。
有人嚷嚷着要闹洞房。
赵宝贵的侄子赵刚站了出来，伸开胳膊拦人。
赵刚比我大两岁，在镇上派出所当联防队员，穿着一身不戴肩章的绿制服，腰里挂着根橡胶棍。
他笑着说今晚算了，明天还要早起。那几个人不干，说哪有结婚不闹洞房的道理。
赵刚收起了笑，说这是三叔交代的。
那几个人这才讪讪地散了。
可还是有人不死心。二柱后来告诉我，有两个年轻后生趴在院墙外头，往新房窗户上扔小石子。
我娘听见动静，抄起笤帚就抡过去，把那两个人赶跑了。我妈那个人平时连鸡都不敢杀，那一晚却把笤帚抡得虎虎生风。
院子里一下子空了。
桌子上剩着吃了一半的菜盘，苍蝇嗡嗡地绕着红烧鱼的残骸打转。
地上到处是瓜子壳和花生皮，踩上去咯吱咯吱响。风从院门灌进来，吹得刚才还热闹非凡的院子只剩下红纸屑在地上打旋。
我爹喝多了，趴在席面上睡着了，脸压在一堆鱼骨头上。我娘和赵宝贵的一个婶子架着他，把他送上三轮车。二柱骑车载他们回去。
临出门时我娘回头看了我一眼，嘴巴动了动，想说什么，被二柱按了按肩膀，终究没说出口。
车轱辘碾过院门外的土路，吱扭吱扭声越来越远，最后拐过弯彻底听不见了。
我站在院当中，晚上风有点凉，吹在身上起了层鸡皮疙瘩。
头顶灯泡周围扑着几只飞蛾，翅膀扑在灯泡上发出嗤嗤的响声。灯下我的影子拖在地上，又长又瘦。
赵刚过来递给我一根烟，拍拍我的肩。
“别想那么多，日子还长着呢。”
他走了以后，整个院子就剩下我和堂屋里那盏灯。
喜字还贴在窗户上，被风吹得啪嗒啪嗒地响。
灯芯没有挑起来，光线暗得像豆子。屋里屋外都静得让人心慌，静到能听见邻居家的狗在巷子里叫。
我往新房的窗户那边看了一眼。
灯光透过窗户纸，把那两个大红喜字映得暗红暗红的。
我知道红英在屋里。她先前进去了就没再出来过。我忽然觉得迈不开步，脚底下像粘了浆糊。
我在院子里蹲下来，掏出红塔山点了一根。烟头上的火在黑暗里一明一灭。
墙根底下有蛐蛐叫，一声高一声低。
我听见屋里传来很轻很轻的一声响，好像是打开箱盖子的声音，然后又没了。抬头看窗户，灯影晃了一下，又稳住了。
我不知道她在里头干什么，也不想去猜。
这一截烟抽得很慢。我拿着烟屁股最后猛吸了一口，烫了一下手指头，把烟头弹进院子当间的水洼里。嗤地一小声，暗了。
我站起来，腿有点蹲麻了。拍了拍裤子上的灰土，又站了一会儿，才转身往屋里走。推门的时候，手心全是汗。
门框是旧的，木头干缩了，推的时候发出吱嘎一声刺耳的尖叫。
堂屋里没人，桌上摆着没吃完的喜糖，糖纸在灯下闪着光。里间是新房，门虚掩着，门缝里透出一条细细的光。
我站了片刻，伸手推开了那扇门。
红英正在炕尾整理东西。
她背对着门，弯着腰在一个藤编箱子里翻找什么。
箱子不大，外头的老藤条已经磨得发亮，铜扣子上泛着墨绿色的铜锈。她听见门响，手上的动作停了那么一下，肩膀微微僵了僵，但没回头。
我把门关上。
关门声比她预想的轻，我看见她的后背在关门声落地时本能地绷紧了一点。
屋里闷着一股子廉价胭脂和旧樟脑丸混合的气味，炕上的新被褥叠得整整齐齐，大红被面儿，上头绣的鸳鸯歪着个脑袋，绣工粗糙得可笑。
旁边摞着两床新棉被，枕头上蒙着红枕巾，枕巾下头露出白布，叠得棱是棱角是角。炕沿下方，一双红布鞋端端正正搁在踏板上。
我在炕沿最外头坐下，跟她隔了差不多整条炕的距离。
手探进兜里摸烟，摸出红塔山，抽了一根叼在嘴上，划了根火柴点上。她抖开一件春天的夹袄，又叠好，放进箱子。
然后她直起腰来，把藤箱子盖上，铜锁扣咔嗒响了一声。屋里陷入了沉默，墙上的挂钟走得嘀嗒嘀嗒。
隔壁谁家的收音机在放评书，单田芳的《白眉大侠》，听不太清词，就听见一把沙哑嗓子抑扬顿挫地喊。
外头风声大了一点，窗户纸鼓起又陷下，鼓起又陷下，像一张嘴在呼气吸气。槐树影子映在窗纸上，摇来晃去。
她忽然转过身，正对着我。灯影在她脸上晃了一下，把她的表情切成了一半明一半暗。她眼睛不像白天拜堂时那么垂着了，反而睁着，直接看着我。
然后她伸手，手指探向藤箱子的盖子。
她把盖子打开，从里头拿出那个牛皮纸信封。
信封鼓囊囊的，正面没写字，口子上缠了几圈白棉线。她攥着那封信，手指收紧了一下，信封被捏得微微变形。
然后她站起来，往我面前走了两步，步子不大，但很稳，站定以后把信封直直地递到了我面前。
“周远。”
她的手伸得笔直，信封直直地对着我。灯光从侧面照过来，把她的影子长长地投在身后的墙上。
“你先别想着今晚咋过。你把这个看看。”
我盯着她，又盯着那个信封，烟夹在手指间，烟灰积了老长一截忘了弹。
她又把手往前递了半寸。
“看完了，你要是还觉得憋屈，现在就能走。我不拦你，我爹那边我去说。”
烟灰掉在我的裤子上，我没有去拍。
我把烟叼在嘴里，腾出手来接信封。信封很轻，可拿在手里却感觉沉甸甸的，像装了什么要紧东西。
纸皮有点潮，是她手心沁出的汗濡湿的。棉线缠得很紧实，打了两个死结。我抠了两下没抠开，动作渐渐粗鲁起来，最后干脆低头用牙咬。
线断了。信封里是一叠对折的白纸黑字，纸张很整，不是那种写家信的普通信纸，是医院用的硬纸页。我把它抽出来，抖开，凑到煤油灯底下看。
最先看见的是抬头上印的粗体红字。
县人民医院诊断证明书。
我愣了一下，手指捏着纸边，翻过来又翻回去。病历号、科室、就诊日期，这些格式化的格子填得密密麻麻。日期是四个多月以前的。然后我看见了姓名栏。
赵红英。
读到这里的时候，我的瞳孔猛一缩，上面清清楚楚写着姓名“赵红英”，诊断栏里是一行冷冰冰的钢笔字。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