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渡赤水感怀|王家烈|长征精神

文丨刘专读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我曾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先后三去遵义城，三临赤水河，两踏茅台镇，登娄山关，入鲁班场，访苟坝村，瞻仰遵义会议会址，参观遵义会议和四渡赤水纪念馆，实地寻访四渡赤水过江渡口和土城战役、娄山关战役、鲁班场战役战场遗址。对红军四渡赤水的神奇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红军四渡赤水是中外军事史上空前绝后，难以企及，不可复制的战争奇迹。它使疲惫不堪，装备残缺，伤病叠加，饥寒交迫，衣衫褴褛的三万红军在四十万国民党虎狼之师的铁壁合围下绝处逢生，在绝境中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1935年1月，经过湘江战役惨败的红军，从江西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人的疲惫之师，来到黔北重镇遵义，在黔军师长柏辉章的公馆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会议，结束了博古、李德错误的军事路线，恢复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会后，红军率部北上，拟在四川泸州渡过长江与川北的红四方面军汇合。1月24日，红军在黔北习水县土城、青杠坡遭到川军郭勋祺部的顽强阻击。由于情报有误，原本以为只有六千人的川军实际上达一万多人。战斗非常胶着，红军伤亡严重。关键时刻，朱德亲临一线战场指挥，把陈庚的干部团也压了上去才稳住阵脚。眼看突围无望，毛泽东果断决定撤出战斗，从土城、元厚（猿猴）西渡赤水河，往四川古蔺、叙永方向转移。2月5日到达贵州省毕节市川黔滇交界处一个叫鸡鸣三省的地方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会上决定由张闻天负总责，毛泽东协助周恩来指挥军事，并决定向云南扎西（威信）进军。2月9日在扎西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长征以来失败的教训，进一步清算博古、李德的错误路线，巩固了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并对红军进行精减整编。鉴于国民党军队在长江防线部署了大量的阻击部队，包围圈逐渐缩小，红军决定放弃北渡长江，回师黔北。红军趁国民党军合围未遂的空，果断回师古蔺，于2月18日至21日从二郎滩、太平渡、九溪口二渡赤水，回到黔北，经桐梓攻克类山关。在彭德怀的指挥下，红军击溃黔军两个师又八个团，打死打伤敌军2400余人，俘敌3000余人，缴获大量物资，再度占领遵义城。娄山关大捷是红军长征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大大鼓舞红军的士气，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战后毛泽东站在娄山关顶俯看如血残阳，心潮澎湃，诗性大发，写下长征以来的第一首豪迈诗篇《忆秦娥，娄山关》“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蒋介石得知红军二度攻占遵义后，亲赴重庆指挥协调各路国民党军队集中围剿红军，企图在黔北彻底消灭中央红军。为了打破敌军围剿，红军在遵义进行短暂休整补充后，于3月10日至12日，在遵义播州区枫香镇苟坝村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围绕是否进攻打鼓新场（金沙县城）展开激烈争论。盘踞打鼓新场的是王家烈的“双枪兵”，战斗力较弱，与会人员几乎一致主张攻打打鼓新场，只有毛泽东坚决反对。其理由是：打鼓新场守军虽弱，但城防工事坚固，红军又无攻城重武器，一时难以攻克，一旦战事陷入胶着，周边的中央军吴奇伟、周浑元部很快会增援合围，红军将陷入四面包围，内外夹击的绝境。因而主张打鲁班场周浑元部。即使打不下鲁班场，红军可就近从茅台镇再渡赤水河，迴旋余地大。会议经过表决，否定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并免去了毛泽东前敌司令部政委的职务。会后毛泽东回到住地，辗转反侧，越想越可怕，凌晨两点多只身提着一盏马灯，沿乡间小路几公里来到周恩来住处，做周恩来的工作，晓以厉害，终于说服了周恩来。然后与周一起做朱德的工作，收回攻打打鼓新场的成命。之后，红军很快获悉敌军正往打鼓新场合围的情报，大家才如梦初醒，惊叹毛泽东料敌如神。第二天的会议很快形成共识，放弃了进攻打鼓新场，转而决定攻打鲁班场的周浑元部。为了提高红军的指挥效率，会上决定成立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军事三人小组（三人团），全权负责军事指挥。

正如毛泽东所料，鲁班场的周浑元部果然不好打，久攻不下。毛泽东果断放弃进攻，撤出战斗，按既定部署就近从茅台镇三渡赤水。周浑元部不敢追击，红军从容渡过赤水河，向古蔺方向进军。毛泽东派出小股部队佯装主力，大张旗鼓摆出北渡长江的架势，电台开大功率，故意让敌人侦听到，以迷惑敌人，大部队则偃旗息鼓，隐匿山林之中，出奇不意，择机从二郎滩、太平渡四渡赤水，南渡乌江，直逼贵阳。红军喊出“打进贵阳城，活捉蒋介石”的口号。此时蒋介石正在贵阳调兵遣将围剿红军，贵阳守备空虚，急调昆明的滇军前往贵阳“救驾”。毛泽东率红军主力虚晃一枪，从贵阳城边的龙里直插云南。此时昆明守军已调往贵阳，昆明守备不足，龙云急调据守金沙江的部队回防昆明。红军避实就虚，绕开昆明，从滇北皎平渡巧渡金沙江，北上四川，彻底跳出了敌人的重重包围圈。

赤水河发源于云南，流经几百公里，从贵州由南往北在四川泸州市合江县注入长江。左岸是四川省，右侧是贵州省，从元厚至茅台镇，水路一百多公里，两岸壁立千仞，悬崖峭壁，恰如李白在《蜀道难》中形容的“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渡愁攀援。”河中水流喘急，旋涡翻滚，落差很大，怪石嶙峋，不易泅渡。太平渡旁当年固定浮桥缆绳的老鹰石还默默地躺在岸边，记录着当年红军两次从此渡过赤水河的英雄事迹。

三万衣衫褴褛、缺衣少食、装备残破的红军，在四十万虎狼之师的环伺合围下，在赤水河两岸的羊肠小道上来回穿梭，忽东忽西，忽左忽右，四渡赤水，调动敌军，绝处逢生，把必死之局硬生生走出了一条生路，为革命保留了火种。毛泽东1962年在会见英国元帅蒙哥马利时把四渡赤水称之为其军事生涯的神来之笔；蒋介石在日记中把围堵红军的失败称之为国军的耻辱；美国西点军校对四渡赤水经过无数次推演，把红军的必死之局走活了称之为人类军事史上的奇迹；军事专家把四渡赤水用兵如神称之为“神在用兵”。

红军之所以能在绝境中四渡赤水，逢凶化吉，化腐朽为神奇，突破四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走向胜利的征途，原因是多方面的。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毛泽东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取得指挥权后，名义上是协助周恩来指挥军事，实则毛泽东是主心骨，重要的军事决策都是由毛泽东作出的。毛泽东善于洞察敌情我情，不拘泥于刻板教条，根据客观情况适时调整行军路线和战役战术行动，及时做到敌变我变，出奇不意，攻敌不备；制造假象，迷惑敌人，叫敌人听指挥，按照红军设定的节奏走。我军则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随心所欲，游刃有余。让敌人摸不着红军的行军线路和作战意图，变被动为主动，把死局化为活局。

二是知彼知己，灵活机动。在四渡赤水的征程中，红军的情报工作始终做到了及时准确，敌动我知。而我军的行军路线和作战意图敌人往往不能及时掌握，始终慢半拍，做出错误的判断，成了事后诸葛亮。毛泽东形容红军的情报工作如黑暗中的明灯；刘伯承形容红军情报工作犹如在玻璃杯中押宝，一目了然。由于军事情报工作及时主动，红军指挥员能做到敌动我知，处处主动。敌人则如瞎子点灯，盲人摸象，处处被动挨打。

三是敌军围堵之网宛如筛子，漏洞百出。敌军虽有四十万，却很难形成合力。既有中央军，又有地方军阀。湘军、桂军、黔军、川军、滇军互不隶属，彼此猜忌，互不信任。中央军想利用围剿红军的机会削弱地方军阀势力，地方军阀又提防被中央军吃掉，千方百计保存实力，不想与红军死拼。地方军阀之间各人自扫门前雪，难以形成合力。中央地方号令不一。地方军阀各怀鬼胎，彼此防范，各唱各的调，给红军利用矛盾、各个击破提供了可能。

四是地形复杂，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给红军来回穿梭创造了条件。黔川滇边境群山环绕，层峰叠嶂，山高林密，沟壑纵横，人烟稀少，交通不便，部队行动完全靠走路。红军规模小，少而精，机动性强，能吃苦耐劳，善于夜间行军，船小好调头，号令统一，行动自如。敌军则信息置后，号令不统一，行动难以跟上红军的节奏。等到知道了红军的去向，往往时过境迁，一步错过，步步错过。当蒋介石看到红军从眼皮底下通过时，却因围堵部队跟不上，只能望红军兴叹，徒骂“娘稀匹”。

五是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红军是正义之师，是老百姓自己的队伍，所到之处，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红军渡河时，当地船工帮助驾船，甚至拆下自家门板架浮桥，帮助红军渡江。有的主动给红军提供敌军情报，送粮食给养，护送护理伤病员，送子参军补充兵员。敌军则成为人民群众的对立面，成了聋子瞎子。正所谓“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我想，美国西点军校的兵棋推演是纯粹从军事角度考量的，不可能将民心得失计算进去，其结论不可能是完全科学准确的。

六是红军独一无二的政治军事素养。广大红军指战员具有坚定的信仰，坚强的意志，一不怕死二不怕苦的不屈精神，他们以一当十，英勇无畏，执行力强，有强大的战斗力。他们在四渡赤水的过程中虽然也有过怀疑，有过动摇，有过不理解甚至抱怨，但只要上级作出决定，就目标明确，毫不含糊，坚决执行。反观敌军则没有信仰，贪生怕死，畏惧不前，保存实力，精于算计，为升官发财打仗。特别是王家烈的“双枪兵”，可以说毫无战斗力，红军二度占领遵义时，王家烈还在为母亲大摆寿宴，贻误了战机。

四渡赤水已经过去九十年了。从纯军事角度讲，长征是历史上的第一次，今后也不会再有这样的长征。因此可以说，长征是空前绝后的。但是，作为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的长征精神，则是永恒的，长征的光辉将耀眼千秋、载入史册！现作诗二首兹以抒怀:

四渡赤水诗二首

一

敌军饿虎四十万，

红师兵少装备残。

湘桂川滇如狮伺，

薛李刘龙似狼环。

还有黔军王家烈，

更兼敌酋蒋氏顽。

红军穿插如神助，

四渡赤水过险关。

注：薛岳的中央军，李宗仁的桂系，刘湘、刘文辉的川军，龙云的滇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