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1975年，我跟着一批知青被下放到湖南一个叫荷塘坪的农场，在那里待了整整五年。
五年里，我和一个哑巴女人住在相邻的两间屋，一起挑水、种菜、熬过每一个漫长的冬天。后来轮到我返城，我把名额让给了她。
我以为这辈子就这样了，两个人各奔东西，再无交集。
可三年后，一个陌生男人突然出现在我面前，开口说的第一句话，让我当场愣在原地，半天说不出话来……
1975年3月，我从长沙坐了将近一天的车，又换了两趟拖拉机，才到了荷塘坪农场。
下车的时候，地上全是烂泥，鞋一踩进去，拔都拔不出来。
旁边一个知青低声骂了句："这他妈是什么地方。"
我没说话，只是站在那里，看着远处连片的稻田，和稻田尽头灰扑扑的山。
天已经快黑了，山那边的云压得很低，像是要下雨的样子。
我那时候二十岁，在长沙城里长大，从来没干过农活，连镰刀都没摸过几次。父亲在工厂里做技术员，母亲身体不好，常年吃药。家里条件不算差，但也不宽裕。
我来这里，是那个年代大多数年轻人的命——不来也得来。
带我们的是大队长老葛，五十多岁，脸晒得黑红，眼睛很小，说话慢吞吞的，看人的时候习惯把眼皮抬起来盯着你，让人不太自在。
他把我们这批知青一一安排了住处。
我被分去场部仓库协助管理，负责记录粮食出入，算是个坐班的活。
另一个长沙来的知青叫周大河，跟我同屋，二十三岁，个子高，嘴碎，第一天就把我们宿舍隔壁住的人摸了个底——这是他的本事。
"那边有个哑巴女人，"周大河压低声音跟我说，"一个人住，不知道哪里来的，村里人都叫她哑婆子，其实也就二十七八岁，还没老到哪里去。"
我问："怎么来这里的？"
"不知道，老葛也不说。"周大河耸耸肩，"反正跟我们不一样，不是知青，就是个普通的场里帮工。"
我当时没当回事，只是随口应了一声。
那几天我忙着适应仓库的活，哪有心思想别的。
我第一次真正看见方秀，是在下放后第四天。
那天我去井里打水，她也在，蹲在井沿边上洗什么东西，一件打了补丁的蓝布衣，头发用一根布条扎着，低着头，专心洗自己的东西，完全没注意到我走过来。
我把水桶放下，发出一声响动，她抬起头看了我一眼。
就这么一眼。
我说了句："你好。"
她没反应，就是平静地看着我，然后低下头继续洗。
我以为她不想搭理我，就自己打水走了。
后来周大河跟我说："她是真哑巴，不是不理你，是说不了话。"
我才明白过来，有点不好意思。
之后几天，我路过她门口，都会点个头。她偶尔抬眼看一下，偶尔不看，完全看她自己的心情。
她这个人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沉。不是那种愁云惨雾的沉，而是她整个人安安静静的，站在那里，像一块压进土里的石头，稳得很，但你也别想随便搬动她。
仓库隔壁有间偏房，原本没人住。五月里一场大雨，我住的宿舍屋顶漏了个洞，修缮的材料一时凑不齐，老葛就让我暂时搬进那间偏房住，说等修好了再搬回去。
这一搬，就搬到了方秀隔壁。
偏房和方秀的小屋共用一口井、一块菜地，还有屋檐下那排晒东西的架子。
这下算是真正住到一起了。
头几天，两个人还是各干各的，顶多在井边碰上，互相点个头。
后来我发现她识字。
那是一个傍晚，我在屋里算仓库账目，有一页数字加不对，我翻来覆去弄了半天，最后干脆把账本夹出来搁在门口透气，自己坐在门槛上发呆。
方秀从菜地回来，经过我门口，视线往账本上扫了一眼，停住了脚步。
她站了一会，然后蹲下来，从口袋里摸出一截铅笔头，在账本空白处写了一行字，指给我看。
我低头一看——她把那页账目的错误位置圈出来了，旁边写着正确的数字。
我愣了一下，说："你会算账？"
她站起来，面无表情地点了个头，就进自己屋了。
从那以后，我开始用纸条和她说话。
第一张纸条，我写的是："你叫什么名字？"
她回了一张："方秀。"
两个字，没有多余的。
我又写："你是哪里人？"
她回："不说。"
我没再追问这个，换了个方向："你在这里多久了？"
她回："三年了。"
三年，比我来得早多了。
日子就这样慢慢过起来了。
我在仓库记账，她在场里缝补、晒粮，各人做各人的事，但下了工，两个人常常在菜地或者井边碰上，说几句——或者说，我说，她写。
她那个铅笔头不知道用了多少年，短得只剩一截，每次写字要把它捏得很紧。我后来去老葛那里要了几支新铅笔，放到她门口。
她第二天在我门口留了一把葱，算是谢我。
我教她用算盘，她教我分辨稻种的好坏——把稻种放进水里，沉的是饱满的，浮的是空壳。我那时候连这个都不知道，她教得很耐心，用手比划，不行就写字，一遍不懂再来一遍，脸上没有什么不耐烦的意思。
周大河有一次在门口撞见我们两个并排蹲在菜地边上，方秀在地里拔草，我在旁边跟着学，他站在那里看了一会，进屋前丢下一句话："林跃民，你这日子过得可以啊。"
我没理他。
他也不在乎，嘿嘿笑着走了。
这五年里，方秀从来没提过自己的来历，也没有任何人来找她过，没有信，没有包裹，没有家人。
逢年过节，别的知青要么去老乡家蹭一顿，要么凑在一起打牌喝酒，她一个人待在小屋里，不出来，也不让人觉得她可怜——就是安安静静地待着，像平时一样。
我问过她一次，家里没有人来信？
她想了一下，写了两个字："没有。"
我没再多问。
人各有各的事，她不说，自然有她不说的理由。
1976年下半年，农场里的气氛开始变了。
大家私底下议论的事情多了，说话的声调也不一样了，带着某种说不清楚的松动。
我不太懂这些，只是感觉到人心开始浮动。
仓库这边的活还是照常，但周大河开始频繁打听返城的消息，动不动就凑过来问我："跃民，你听说了吗？上面可能有政策要变了。"
我说我没听说什么。
"你也关注一下，"他压低声音，"要是真能回城，你不想回？"
想，当然想。
我在这里的第二年，母亲在信里说她身体又差了一截，换了个药，贵得很。父亲一个人撑着，说没关系，但我知道不是没关系。
我想回去，这念头从来没断过，只是那时候回城是奢望，我把它压着，尽量不想。
方秀这段时间似乎察觉到我有些心神不宁。
有一晚我在门口坐着发呆，她走过来，在旁边站了一下，然后进屋，出来的时候手里拿着一张纸，递给我。
我接过来，借着煤油灯的光看，上面写着："你家里有人等你，你该走的。"
我愣了一下，说："还没有消息，走不了。"
她收回那张纸，翻过来，又写："等消息就是了，机会来了别犹豫。"
我没说话，看了她一会。
她也看着我，眼神平静，说不上来什么意思，就是那种很稳的样子。
1979年秋天，消息真的来了。
农场接到通知，这一批知青可以申请返城，名额有限，需要按照顺序审批。
一时间，所有人都沸腾了。
周大河那天晚上激动得睡不着觉，在宿舍里转来转去，嘴里一直念叨："终于，终于可以回去了。"
我也是同样的心情，但我没有乱转，就是静静地坐着，想着可以回城了，可以回去看母亲了，可以不用再每天盯着那些粮食账目了。
名额审批那天，我排进去了，周大河也排进去了。
老葛把名单念了一遍，我注意到方秀不在上面。
我问老葛："方秀怎么没有？"
老葛说："她不在知青名单里，这次的名额是专门针对下放知青的，她属于另外的情况，不在这批里头。"
我说："那她怎么办？"
老葛说："另外的渠道，跟这批不一样，你管好你自己就行了。"
我没再问，回去了。
当天晚上，我去打水，路过方秀的小屋，看见她屋里有灯光，但很安静，没有声音。
我站在井边，往她那边看了一眼。
窗纸上有她的影子，坐在那里，没有动。
我打完水，回去坐了很久。
第二天一早，我去找了老葛。
老葛正在喝茶，见我进来，抬起眼皮看了我一眼，说："什么事？"
我说："我身体最近有点不太好，这次返城我想缓一缓，把名额让给方秀，她在场里待得比我早，也比我久，而且我听说她家里有老母亲需要人照顾。"
老葛放下茶杯，就这么盯着我，没说话。
我被他看得有些不自在，但没有低头。
过了好一会，他说："你想好了？"
我说："想好了。"
他又沉默了一段时间，然后说："行，我知道了，这件事我来安排。"
就这么答应了。
我本来以为他会多问几句，或者说让我再考虑考虑，但他答应得很干脆，连个停顿都没有。
那个"干脆"让我心里有点奇怪的感觉，但我说不清楚是哪里怪，也没往深处想。
方秀是从周大河那里知道这件事的，周大河藏不住话，下午就跑去跟她说了。
傍晚，她来敲我的门。
我开门，她站在门口，手里拿着一张纸，递给我。
上面写着三个字："为什么？"
我说："你比我更需要走。"
她看着我，没有写字，也没有点头，就是站在那里。
我说："我妈那边还行，我晚一批走也无所谓。"
她低下头，在纸上写了一行字，递给我看。
是："我记着。"
然后她收起那张纸，转身回了自己屋。
走的时候背对着我，没有回头。
方秀走后的第三天，我们这批知青也陆续开始准备离开的手续，有些人已经动身了。
方秀走那天，我在仓库里记账，没有出来送。
周大河后来说，她走得很干净，就一个包袱，什么都没多带，上了拖拉机，连头都没怎么回。
"真是个怪人，"周大河说，"住了这么多年，走的时候跟个路人一样。"
我没接话，继续低头算我的账。
我在农场又待了将近一年，1980年秋天才拿到返城的批准。
回到长沙的那天，我下了火车，站在月台上吸了口气，长沙的空气和荷塘坪的完全不一样，热闹的、嘈杂的、带着烟火气的，我站在里头，反倒一时有点不适应。
母亲见到我，哭了一场，父亲站在旁边，眼眶也红了，但没哭，只是拍了拍我肩膀，说："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那段时间是忙的，安置工作、照顾母亲、补各种手续，人转起来就顾不上别的。
方秀的事，就这么暂时压进去了。
1980年底，我进了长沙一家印刷厂，做普通工人。
活不算重，也不算轻，每天上班下班，日子平平的，没有什么起伏。
周大河回城后进了一家国营单位，离我不远，隔三差五来找我喝酒，每次都把他单位里的事说得天花乱坠，喝到后头开始感叹："哎，当年那几年真是白费了，白费了。"
我不太接这话，当年那几年我说不上白费或者不白费，就是过了。
偶尔，我会想起方秀。
不是很频繁，就是某个随机的时刻，比如打水的时候，比如看见什么人背着一个包袱走路，比如看见有人在路边蹲着写字——就会想起她。
也说不清楚是什么感觉，就是想起来了。
我托周大河打听过一次，问他有没有方秀的消息，她去哪了，现在怎么样了。
周大河皱着眉头想了半天，说："我哪儿知道，她又不是咱们那批的，走了就走了，谁会去打听她。"
我说算了。
就算了。
她在那个农场五年，没有任何来历，没有任何联系，走了就像从来没出现过一样，连个消息都查不到。
1981年春天，母亲病情稳住了，大夫说只要按时吃药，不用太担心。这是那段时间最让我放松的一件事。
我在印刷厂的日子继续。
早上六点半上班，下午五点收工，中间吃个工厂食堂，回家帮母亲做饭，晚上看看报纸，睡觉。
就这样一天一天过。
1982年夏天，印刷厂接了一批外地来的印刷任务，内容是什么我们工人层面不太清楚，只知道有几个外地来的人住在厂招待所，过来对接工作。
我那时候在厂里做的是版面核对，这批任务因为涉及文件类的东西，核对这一块需要比平时更仔细，我就被分到这个组里。
那几个外地来的人，我们平时接触不多，只有工作上必要的沟通。其中有一个中年男人，个子中等，戴眼镜，说话不多，每次见到我们，只说必要的话，不多不少。
我和他说过几次话，都是工作上的，完全没有什么特别的印象。
直到那天。
那天下午，任务快收尾了，我们在核对最后一批版面，那个中年男人也在旁边查看。
核对完，他让其他人先去休息，自己没动，等着其他人都出了门，他转过来，看着我，开口说：
"林跃民同志，方秀让我来找你，说有件事欠你的，该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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