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该顺理成章拿到的高阶荣誉，有人偏要主动往下降一级。牵头忙活了大半年的评定工作，到了自己头上，反倒第一个往后退。这事搁在常人眼里多少有点想不通，在当年那批从枪林弹雨里走过来的人眼里，却再正常不过。
这事发生在1955年全军授衔的时候。那是新中国第一次正式实行军衔制，从红军时期打到解放战争，二十多年浴血奋战下来，终于要给立下战功的将领们定军衔、授勋章。从上到下都盯着这件事，有人觉得自己衔级评低了闹情绪，也有人主动打报告要求降衔，徐立清就是后者里最出名的一个。
徐立清当时是总干部部的副部长，授衔的具体统筹工作就是他带着人在做，从拟定评定标准到核对每个人的革命资历，从平衡各个方面军的名额到给有情绪的干部做思想工作，全是他牵头忙活。按当时的评衔标准，正兵团级干部基本都授予上将军衔，徐立清是正兵团级，不管是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还是解放战争时期的资历、战功还是现任职务，授上将完全符合标准，最初上报的上将名单里也确实有他的名字。
可名单一出来，徐立清自己先坐不住了。他觉得自己是管授衔工作的，要是自己站在上将的队伍里，碰到有人找过来争衔级、讲条件，自己腰杆硬不起来。再加上当时上将名额卡得紧，各个革命时期、各个野战军的代表都要照顾到，多占一个上将名额，就得有别的符合条件的同志往下压。思来想去，他提笔给中央军委写了信，主动要求把自己的军衔降为中将。
一开始总干部部部长罗荣桓不同意，专门找他谈话，说评衔是按标准来的，你符合条件就该授上将，不能随便降。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彭德怀也找他谈，说军衔是组织定的，不是个人让来让去的事。可徐立清认死理，前前后后写了好几封申请信，找了好几位领导反复说明想法，连周恩来总理那里都当面汇报过，说只有自己先把衔降下来，做其他同志的思想工作才能理直气壮。
最后这事报到了中央，毛泽东主席得知后，专门提到了主动让衔的干部品格。之前许光达申请降衔的时候，主席曾评价他是“共产党人自身的明镜”；周恩来谈起徐立清时接过话头说，主席说许光达是一面明镜，我看徐立清也是一面镜子。就这么着，徐立清成了全军唯一一个正兵团级的开国中将。
授衔仪式当天，中南海怀仁堂里将星云集，上将、中将、少将按序列站好，等着上台领命令状。徐立清刻意往中将队伍的后排站，尽量不往显眼的地方凑。他前前后后忙了大半年授衔的事，真到了自己上台领受荣誉的时候，反倒想着能低调就低调。毛泽东在授衔前后的相关会议上，专门表扬过徐立清带头让衔的做法，说他风格很高，在场的不少老同志后来都对这一幕有印象。
徐立清这辈子，从来没把荣誉和级别当回事。红军时期他在红四方面军，从基层政工干部做起，长征期间曾任红四方面军总医院政治部主任，三过草地，吃尽了苦头，长征结束后升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后来西路军失败，他带着上千名伤病员在祁连山打游击，九死一生才找到援西军的队伍。抗日战争时期他在冀南开辟根据地，既要扩军又要搞政权建设；解放战争时期跟着彭德怀转战西北，从保卫延安到解放大西北，政工工作、干部调配一手抓，从来没喊过苦、没争过功。
授衔之后，他还是该怎么干怎么干，一点都没因为衔级的事闹情绪，也没跟任何人提过自己让衔的事。后来不少老同事替他抱不平，说以他的资历和功劳，授上将一点都不过分，他自己反倒不在意，说革命不是为了当官授衔，能活下来看到新中国成立，就已经比千千万万牺牲的战友幸运多了。
当时像他这样主动让衔的不是一个两个。许光达得知自己要授大将军衔，连夜给毛主席和军委写报告，恳求降为上将；最初酝酿元帅人选范围时，粟裕也在考虑之列，他本人主动辞让，最终被授予大将军衔；还有一大批已经转到地方工作的同志，干脆直接放弃了授衔。毛泽东自己更是带头拒绝了大元帅军衔，说穿上那身制服不舒服，到群众里讲话、活动都不方便。
也正是因为有这么一批不把荣誉放在心上的人，牵扯方方面面利益的授衔工作才能顺顺当当地推进下去。有人争，就有人让；有人把肩章上的星看得比命重，就有人把肩上的责任看得比荣誉重。
直到今天，说起当年主动让衔的事，还是有不一样的说法。有人觉得，授衔是按战功、资历、职务定的规矩，该是什么就是什么，主动让衔反而破坏了统一标准，对其他同样资格的人不公平。也有人觉得，在荣誉面前主动往后退，恰恰是老一辈共产党人的风骨，功劳是全体将士拼出来的，荣誉不能自己抢，不争不抢才是真境界。还有人说，徐立清本身就管着授衔工作，自己降一级才能服众，这不是风格高，是干好本职工作的本分。
到底是该严格按规矩实打实授衔，还是该在荣誉面前主动谦让，放在不同的年代、不同的人身上，答案永远不一样。但有一点没人能否认：那些在枪林弹雨里走过来的人，真正看重的从来不是肩章上有几颗星，而是自己当年跟着队伍闹革命的初心，有没有一直守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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