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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7年深秋,甘肃省城兰州。

黄河在这座城市的边缘日夜流淌,秋风顺着河道往城里灌,带着西北特有的干燥和寒意。

城墙上的旗子在风里抖个不停,守城的兵丁缩着脖子,眼皮子都快睁不开。

就在这一天,城门处来了一队押解人犯的清军。

领头的将官神情肃穆,骑在马上,身后是四个被绳索捆绑的少年。

这四个孩子衣衫破败,头发乱成一团,脸上蒙着西北风沙留下的痕迹,走起路来深一脚浅一脚。

他们当中,年纪最长的叫伯克胡里,是四兄弟里能撑场面的那个,另外三个弟弟年纪更小,走路跟着哥哥,眼神里说不清是茫然还是倔强。

没有一个人哭。

押解的队伍进了城,沿着黄土铺就的街道往官府方向走,沿途有百姓停下来张望,却没人敢凑近。这四个孩子的来历,消息灵通的人早已打听清楚了——

他们是阿古柏的儿子。

阿古柏这个名字,在1877年的西北,是一个分量极重的词。

他从浩罕汗国一路杀进新疆,在天山南北盘踞了十余年,把持南疆大部分城池,自立为汗,拉着沙俄和英国给自己做后台,把大清在西域的版图硬生生挖掉了一块。

直到左宗棠率军西征,历时数年,才将这片失地一城一池地夺了回来。

阿古柏本人,死于1877年5月。他的政权随之灰飞烟散,残部四散,追随者或降或逃。

唯独这四个儿子,没能跑掉。

他们被清军俘获,押送至兰州,等待朝廷定夺。

兰州的官员们对这件事其实没太多疑惑。

大清律例摆在那里,叛贼之子该怎么处置,条文写得清清楚楚——阉割为奴,编入内务府,永世不得翻身。

走流程、报朝廷、等批复,然后按章办事,一切都是熟悉的套路。

然而,就在所有人都觉得这事儿八九不离十要走寻常路的时候,左宗棠提起笔,往北京递了一封与众不同的奏折。

这封折子送进宫、慈禧展开看完之后,沉默片刻,提笔写下了一道让所有人都没料到的旨意,四个孩子的命运从此走向了另一条完全不同的路,而这背后的来龙去脉,要从阿古柏这个人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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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浩罕来的野心家:阿古柏的崛起之路

阿古柏,全名穆罕默德·雅霍甫,1820年出生于浩罕汗国(今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盆地一带)皮斯肯特城。

这个人的出身,说不上好。

他年少时在街头卖艺、摔跤谋生,是市井里混出来的角色。

搁在太平年月,这种出身大概率就是在底层摸爬滚打一辈子,顶多混个基层小头目。

但阿古柏赶上了一个乱世,乱世最不缺的就是机会,也最不缺的就是死人。

阿古柏这个人有一种市侩气和狠劲混在一起的本事,能在混乱中保住自己,能在危险里找到空隙,还能把握住那些稍纵即逝的机会。

他从浩罕军队里的小兵一路往上爬,凭着打仗的能耐和处事的手腕,在1845年前后做到了塔什干城防司令的位置。这在浩罕汗国已经算是不小的成就了。

但真正让他走上历史舞台的,是1864年新疆的那场大乱。

1864年,新疆各地相继爆发大规模起义。这场动乱的根源复杂,既有清朝在新疆统治层面的积弊,又有各地宗教势力的推波助澜,还有外部势力的介入。

总之,这一年的新疆,乱成了一锅粥,清廷在当地的统治体系几近瓦解,各地此起彼伏的武装割据让朝廷疲于应付。

南疆的局面尤为复杂。喀什噶尔一带的和卓势力("白山派"后裔)趁乱起事,控制了当地,但他们自身实力有限,急需外援。

于是,他们派人去浩罕汗国求援,邀请浩罕军队入疆支持。

浩罕汗国派出的人,就是阿古柏。

1865年1月,阿古柏率领浩罕军队进入新疆南疆。

名义上,他是来帮忙的。

实际上,他来是要干什么的,恐怕他自己心里比谁都清楚。

进来没多久,阿古柏便开始排挤邀请自己来的和卓势力,一步步将实权抓到自己手里。

他打仗有一套,收拢人心也有一套,对于愿意依附他的势力,给好处不含糊;对于抵抗他的,下手毫不留情。

1867年,阿古柏羽翼渐丰,正式自立为"毕调勒特汗",建立起以喀什噶尔为核心的割据政权,历史上称为"洪福汗国",又称"七城之国"。

这个政权鼎盛时期的控制范围相当广——南疆大部分地区悉数在其掌控之下,北疆的乌鲁木齐、吐鲁番等重要城市也在1870年至1871年间相继落入其手。

粗略估算,阿古柏控制的面积超过五十万平方公里,大清在新疆的版图有一大半都被他占了。

拿下地盘之后,阿古柏立刻着手解决政权的合法性和安全问题。他同时向两个方向伸手——沙皇俄国和大英帝国。

1868年,沙俄正式承认阿古柏政权,双方签订通商条约,沙俄获得了在其控制区内的通商特权,作为交换,默认了阿古柏的割据地位。

1873年,英国派出使团与阿古柏展开谈判,1874年双方签订条约,英国承认其政权的合法性,并提供武器支持。

一个从浩罕来的摔跤手出身的冒险家,在中亚的博弈里,硬是把两个欧洲帝国拉进了自己的阵营,把大清逼到了一个相当被动的处境。

阿古柏治下的新疆,靠的是严酷的宗教律法和高压统治。

他打着伊斯兰教的旗号,对境内各族民众实行严苛管控,赋税繁重,刑罚酷烈。

百姓日子过得并不好,但暂时也翻不了天——手里没有武器,头顶上有刀,能怎样。

在外交上,阿古柏确实玩出了一套让列强不敢轻易动手的平衡术。

沙俄和英国在中亚的利益相互竞争,他左右逢源,谁也不完全倒向,谁的好处都不放过,在夹缝里维持着自己的地位。

这种局面维持了十余年。

直到左宗棠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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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左宗棠西征:从肃州到南疆全境光复

朝廷内部关于该不该收复新疆的争论,打了好几年嘴仗。

主张放弃新疆的一方认为,新疆路途遥远、财政消耗巨大,且有沙俄在西边虎视眈眈,与其耗费巨资在西北打烂仗,不如集中精力加强沿海防务,应对来自海上的威胁。

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是李鸿章。

主张收复的一方则认为,新疆是西北门户,一旦彻底丧失,中亚方向的安全压力将直逼内地,且国土主权不容轻易放弃。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是左宗棠。

两派争论旷日持久,朝廷最终倾向于收复新疆,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

1876年,左宗棠正式开始西征。

这一年,左宗棠六十四岁,身体算不上好,但他在出发之前把整个西征的后勤体系梳理得极为扎实。

粮草、弹药、军饷的预备,是他最花心思的地方。他深知西北作战最大的难题不在敌人有多强,而在后勤能不能跟上。

因此,西征大军开拔之前,左宗棠花了相当长的时间在筹饷、筹粮、整备军械上,把这些基础性工作做到位了,才正式发兵。

在战略上,左宗棠定下了"先北后南,缓进急战"的方针。

这八个字背后是清醒的判断:北疆的阿古柏兵力相对薄弱,且地形相对开阔,清军机动作战有优势;先把北疆拿下,切断阿古柏南北之间的联系,再挥师南下,以压倒性优势攻打阿古柏的核心地带,胜算更大。

左宗棠本人因年迈多病,坐镇肃州(今甘肃酒泉)统筹调度,前线作战由刘锦棠主导指挥。

1876年8月,清军从哈密出发,向北疆推进。

推进的速度出人意料地快。

8月17日,清军与阿古柏守军在古牧地(今新疆米泉一带)发生激战,阿古柏守军伤亡惨重,清军随即乘势推进。

8月18日,清军与坚守乌鲁木齐孤城多年的清军旧部里应外合,乌鲁木齐光复。

随后,清军连克玛纳斯南城、北城。整个北疆战役,从8月出兵到11月底结束,历时不过三个月出头,北疆主要城市悉数收回。

阿古柏此时的处境急转直下。北疆的丢失意味着他的政权被拦腰截断,南北联系断绝,外援难以抵达,喀什噶尔等南疆腹地暴露在清军兵锋之下。

1877年4月,清军开始向南疆推进。

4月16日,达坂城(今新疆达坂城区)被清军攻克。达坂城是进入南疆的门户,此地一破,南疆的防线等于从正面被打开了一个缺口。

4月下旬,吐鲁番光复。

阿古柏的军队在各地节节败退,士气瓦解,各城守将相继弃城而逃或投降。

1877年5月29日,阿古柏在库尔勒(今新疆库尔勒市附近)暴毙。

关于他的死因,各类史料记载相互矛盾,至今没有定论。

左宗棠在奏折中倾向于认为是被旧部投毒所害;另有记载认为他是服毒自尽;还有说法称是因兵败急怒攻心、中风猝死。

无论哪种死法,这个在西北搅风搅雨十余年的人物,1877年5月29日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

阿古柏死后,其政权土崩瓦解。长子伯克胡里一度尝试收拾残局,在部分旧部的拥戴下自立为汗,试图顽抗,但清军推进的速度根本没给他喘息的机会。

1877年10月,喀喇沙尔(今新疆焉耆)光复。

1877年12月,喀什噶尔光复。

1878年1月2日,和田光复。

至此,除伊犁地区因沙俄占领另行通过外交途径交涉外,新疆全境光复,重归清朝版图。

在这个过程中,阿古柏的四个儿子——长子伯克胡里及另外三名年幼的弟弟——在南疆光复的过程中被清军俘获,押解至兰州,等待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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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兰州城里等待命运的四个孩子

四个孩子被押送到兰州之后,兰州官府面临的其实是一道填空题,而且答案几乎是固定的。

大清律例对叛贼的处置有明文规定。对于谋逆叛乱头目的男性后裔,清朝历史上最常见的处置方式有几种:处决、阉割为奴编入内务府,或发配边疆充军为奴。

其中,阉割为奴是针对叛贼幼子的常见选项,尤其是年幼的、尚未成年的男性后裔。

阉割之后既能消除其将来可能卷土重来的威胁,又保留了可供差遣的人手,从清廷的角度看,这是一种兼顾惩戒与实用的处置方式。

况且阿古柏的身份不是一般的叛贼。

他割据新疆十余年,拉着沙俄、英国两大列强做后台,公然与清廷对抗,从清廷的角度看,这是分裂国土、引狼入室的大罪,按律处置其子嗣,不仅合规,更有震慑意义。

兰州官员们走完了应走的流程,将情况如实上报,等待朝廷批复。

然而,事情在这里出现了一个转折。

就在官员们等待批复的过程中,左宗棠提起笔,往北京递了一封折子。

这封折子,没有按照寻常请示的路子走,而是明确提出了一个与律例不同的处置建议。

左宗棠在奏折里陈述的核心考量,紧紧围绕着两个字:时局。

新疆刚刚经历了十余年的动荡,各族民众对清廷的统治长期处于疏离甚至抵触的状态。

清军虽然在军事上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战场上的胜利和人心的归附之间,从来不是一回事。

南疆各地的民心、宗教势力、部落关系错综复杂,重建地方秩序需要的不只是军事力量,更需要时间和耐心。

更重要的是,沙俄和英国的势力仍在边境外虎视眈眈,任何可能引发当地民众恐慌或对立情绪的举动,都可能被外部势力利用,给日后的治理增添变数。

在这个背景下,对阿古柏四子如何处置,看起来是一个关于四个孩子命运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会在整个南疆各族民众中产生广泛影响的信号。

这封折子送进北京之后,摆到了慈禧案头,压在了一堆西北善后事务的折子最上面。

慈禧打开这封折子的时候,北京已是深秋时节,宫墙里的树叶黄了一茬又一茬。

她看完左宗棠的陈述,把折子放下,在桌边坐了片刻,没有立刻批复。

按清廷惯例,这种案子的走向本没有任何悬念。

叛贼之子,律有明文,批个"照章办理",盖上印,发回兰州,一切就此了结。

可左宗棠写的这封折子,偏偏把事情从律例层面拉到了局势层面,把一个处置人犯的问题,变成了一道关于西北日后走向的题。

慈禧把折子重新拿起来,又看了一遍。

就在这一刻,四个还在兰州等待命运的孩子,完全不知道此刻宫里正有人捏着他们的生死在反复权衡。

朝廷内部对西北善后已经争论了不短的时间,而左宗棠这封奏折,将阿古柏四子的处置问题,与整个新疆未来的稳定绑在了一起,让这道题的分量一下子重了许多。

最终,慈禧提起笔,在折子上写下了批复,四个孩子的命运,在这一刻彻底改变了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