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美科技博弈的烈度再次升级，其手段之精准、范围之广，远超外界想象。这已不是简单的芯片禁售或技术封锁，而是一场由美国军方主导，针对中国头部科技企业的 “系统性围剿”。
近期，彭博社报道了一则关键信息：阿里巴巴、腾讯等中国科技巨头，被他们在华盛顿的代理游说公司单方面解约了。
原因很简单，美国《国防授权法案》第 851 条款正式生效。该条款规定，任何游说公司，只要其客户名单中有一家被列入美国国防部的 “1260H” 清单（即所谓 “中国军方关联企业” 名单），就将被禁止与美国军工企业签订任何合同。
在巨大的利益天平面前，这些游说公司迅速做出了选择。一边是中国科技企业支付的代理费，另一边是美国国防部每年数千亿美元的预算和庞大的军工产业生态。答案显而易见。
这背后传递出一个残酷的现实：在华盛顿，中国企业的话语权正在被系统性剥离。 当最擅长 “讲故事”、打通关系的游说公司都选择切割时，意味着通过常规商业和政治渠道影响美国政策的空间已基本关闭。
更严峻的变化在于 “1260H” 清单本身。近期，五角大楼一口气在该清单中新增了 65 家中国实体，使总数飙升至 188 家。关键不在于数量，而在于打击范围的本质转变。
过去，这份清单主要针对传统的军工企业。如今，它已全面延伸至民用和前沿科技领域。大疆（无人机）、比亚迪、蔚来（新能源汽车），以及阿里巴巴、百度（AI 与云计算）等明星企业纷纷上榜。
其逻辑简单而粗暴：只要你在 AI、电动车、半导体等未来核心赛道上跑得快，在华盛顿一些人眼中，你就具备了 “军方背景” 的潜在威胁。 这种 “有罪推定” 式的标签，无异于一场 “降维打击”，让中国民用科技公司在全球合作中 “自带原罪”，合作伙伴将望而却步。
美国的围剿并非单一措施，而是一套环环相扣的 “组合拳”。
除了切断游说通道、扩大制裁清单，根据 2026 财年的国防授权法案，美国联邦机构及其资助对象还被明令禁止采购清单上企业提供的任何生物技术服务。
更绝的一招是，法案要求在 2029 年之前，必须淘汰所有由清单企业制造的电脑和打印机。
从切断你在华盛顿的 “嘴巴”（游说），到给你贴上 “危险” 的标签（扩编清单），最后到拔掉你的 “网线” 和 “打印机”（物理清除），这套打法步步紧逼，意图明确。
这已不是商业竞争，而是一场针对中国硬科技产业的 “地缘定向清除”。 其目的就是要在科技竞争的 “终极淘汰赛” 阶段，将潜在对手提前踢出局。
面对围剿，一种声音认为，我们可以 “另起炉灶”，联合非美市场自己玩。比如依靠香港或新加坡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但现实情况可能比想象中更复杂。
香港股市的本质是一个离岸美元中心，超过半数的资金来自欧美等海外机构投资者。如果美国切断资本对制裁清单企业的投资渠道，或海外基金为避险主动撤资，港股流动性将面临枯竭。
没有全球流动性的支撑和溢价，高科技企业难以获得高估值，也就无法通过资本市场募集足够的研发资金。
新加坡则奉行严格的中立原则，其金融体系深度依赖美国的 SWIFT 结算系统。没有任何一家新加坡银行，会为了一家外国企业去冒被美国制裁、乃至动摇本国金融根基的风险。
事实上，即便是中资银行的海外分支机构，在处理涉及美国制裁清单的业务时，也异常谨慎。
这场博弈也折射出技术发展中的深层矛盾。近期，美国 AI 巨头指控阿里巴巴方面通过数万个欺诈账户，大规模 “蒸馏” 拷贝其大模型 的能力。
“蒸馏” 技术本身是中性的，旨在用更强模型的输出来训练较弱模型，是机器学习领域的常见方法。问题的核心在于实施的规模和手段 —— 通过规避地理限制的欺诈账户进行工业化提取。
模仿是人类学习与进步的古老方式，从临摹书画到站在巨人肩膀上，创新往往始于学习。但当学习变成小时、以工业规模进行的系统性拷贝时，伦理与法律的界限就变得模糊而紧迫。
当前，全球版权法在应对生成式 AI 时显得左右为难。它同时在数据获取、模型能力本身、生成内容输出这三个环节上被拉扯。例如，用合法获取的版权数据训练模型可能被裁定为 “合理使用”，但通过盗版库大规模获取数据则构成侵权。而模型本身习得的 “能力”，现行版权法却难以管辖。
新加坡近期修订的版权法提供了另一种思路：允许包括商业用途在内的数据分析，但前提必须是 “合法访问”。用这个标准看，当前争议的焦点恰恰在于获取数据的路径是否 “光明正大”。
归根结底，这场愈演愈烈的科技博弈，已经超越了简单的商业得失，上升为决定未来产业格局和国家竞争力的关键战役。
它考验的不仅是中国企业的技术韧性，更是应对系统性风险、在规则夹缝中寻找出路、乃至参与和塑造新规则的综合能力。前路挑战重重，但唯有直面最残酷的现实，才可能找到破局的关键。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