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曲靖的气温不高，但太阳毒。
我坐在东莞这家电子厂的流水线旁边，手里的螺丝批已经攥出了汗。传送带上的电路板一块接一块过来，我负责给它们拧上两颗固定螺丝，下一个工位的人负责焊，再下一个负责检测。一条线十二个人，每个人只做一件事，循环往复，像机器上的齿轮。
我旁边坐的是个湖南来的大姐，四十多岁，指甲缝里永远嵌着松香和焊锡渣。她干活的时候不说话，嘴巴抿得死紧，眼睛盯着手里的活儿，偶尔抬头揉一揉脖子，叹一口气，又低下去。
我已经干了十二天了。
从早上八点到晚上八点，中间吃饭四十分钟，上厕所要举手，线长点头了你才能去。车间里永远弥漫着一股助焊剂的味道，呛嗓子，头两天我咳得睡不着，后来习惯了，鼻子像是死了。
我是六月八号考完的最后一科。
考完那天晚上，宿舍里六个人，四个去网吧通宵，一个躺在床上刷手机，我在阳台坐了半宿。
我估分了。
对着网上流出来的答案，一科一科对，一题一题算。语文大概还行，数学崩了，英语中不溜，理综——理综我写到最后一题的时候手都在抖，那道物理大题我连公式都列错了。
算了三遍。
第一遍403，第二遍398，第三遍401。
我取了个中间值，400。
四百。
去年云南理科本科线是四百三十五，前年是四百三。就算今年题难，降个十来分，四百也够不着。
我坐在阳台上，看着楼下路灯底下几个男生拎着啤酒瓶晃晃悠悠走过去，有人大声唱《海阔天空》，唱得荒腔走板。六月的夜风吹过来，带着食堂后面泔水桶的馊味。
我没哭。
就是觉得胸口有个东西堵着，不上不下的，咽不下去也吐不出来。
我爸在我高二那年查出来肝硬化，不算特别严重，但干不了重活了。之前在工地上做钢筋工，一天能挣三百，后来只能去给人看仓库，一个月两千二。我妈在县城超市当收银员，一个月一千八。
我还有个妹妹，比我小三岁，今年中考。
我们家在会泽县下面一个镇上，房子是九几年盖的，砖混结构，外墙的水泥已经裂了缝，下雨天墙角渗水，我妈拿旧衣服堵着。
这些事我不想写，但一想就全涌上来。
考完第三天我就跟我爸说了估分的事。电话里他沉默了好一会儿，然后说，那你想咋个整。
我说，我想出去打两个月工，等成绩出来再说。
他没拦我。
七月十五号出成绩，我想着这两个月不能在家干等着，吃家里的喝家里的，我爸的药钱一个月就要六百多，我妹开学还要交学费。
我表姐在东莞打工，电子厂，她说包吃住，一个月能拿四千多。我想都没想就买了火车票，硬座，三十多个小时，从昆明坐到东莞东。
走的那天我妈往我包里塞了四个煮鸡蛋，一袋火腿肠，还有一小瓶她自己做的油辣子。她说出门在外别省嘴，该吃就吃。我说好。
火车上我旁边坐了个去深圳打工的年轻人，比我大两三岁，一路上跟我吹他在富士康的经历，说线长多黑，说加班费怎么算，说厂妹好不好泡。我听着，有一搭没一搭地应着，脑子里想的全是那四百分。
到了东莞，表姐来接我，带我去厂里办入职。体检、拍照、领工服、分宿舍。宿舍八人间，上下铺，有空调但是限时开，晚上十一点断电。同宿舍的都是二十出头的小年轻，来自贵州、四川、湖南、广西，每个人脸上都有一种相似的疲惫，那种疲惫不是身体上的，是眼睛里的。
第一天上班我就被安排到了流水线。
线长是个三十多岁的广东男人，姓刘，瘦，颧骨很高，说话声音不大但很凶。他给我演示了一遍怎么拧螺丝，说速度要跟上，跟不上就挨骂，挨骂三次就扣钱。
我头两天跟不上。
传送带的速度是固定的，它不会等你。电路板一块接一块过来，我手忙脚乱，螺丝批对不准螺孔，拧歪了两颗，后面焊工喊起来，说螺丝歪了他没法焊。刘线长走过来，看了一眼，没骂我，只是说了一句让我记到现在的话。
他说，你以为读书难，打工就不难了？
我没说话，低头继续拧。
头一个礼拜我的手指头全是酸的，晚上睡觉的时候拇指和食指会自动抽搐，像还在拧螺丝。第二个礼拜好一些，手适应了，但脑子开始出问题。流水线上的工作不需要动脑子，你只需要重复一个动作，拧、拧、拧，一天拧几千颗螺丝。你的大脑会开始自己找事做，胡思乱想，想过去的事，想以后的事，想那些你控制不了的事。
我想的最多的，还是那四百分。
有时候我会突然冒出一个念头，万一我估错了呢？万一实际分数比估的高呢？但这个念头一出来我就把它按下去，因为我知道希望越大失望越大，我不想再经历一次那种感觉。
所以我告诉自己，你就是四百分，认了。
十二天，我慢慢习惯了流水线的节奏，甚至开始跟旁边的湖南大姐说上几句话。她姓周，我叫她周姐。周姐说她有个儿子在老家上初中，成绩不好，爱打游戏，她每年过年回去一次，儿子跟她越来越生分。她说这些的时候语气很平淡，像是在说别人的事。
我说，你不想回去陪他吗？
她说，陪他谁挣钱？
这句话我听着耳熟，我妈也说过类似的。
第十二天下午，三点多钟，流水线正转到最快的时候，我的手机在裤兜里震了。
厂里规定上班不能看手机，但震动一直在持续，不是一下两下，是持续的、急促的震动，像有人在反复拨打。
我趁刘线长走到另一头的时候掏出手机瞄了一眼。
六个未接来电。
全部来自同一个号码——我高三的班主任，老周。
老周叫周建国，教物理，五十出头，头发花白，戴一副老花镜，镜腿用胶布缠着。他当了我三年班主任，说话慢条斯理，从来不吼人，但全班都怕他，因为他有一种让人说不出来话的本事——你犯了错，他不骂你，就看着你，看得你心里发毛，自己就认了。
他对我算好的。高二那年我爸住院，他知道了，私下塞给我五百块钱，说别跟别人讲。我没要，他硬塞进我书包里。后来我把钱还他了，花了一个暑假在镇上帮人搬货挣的。他收下的时候叹了口气，说你这孩子。
六个未接来电。
我心里咯噔一下。
老周不会无缘无故给我打这么多电话。他是那种有事说事、没事不联系的人，三年里他主动给我打电话的次数不超过五次，每次都是大事——我爸住院那次他打电话来问情况，高考报名确认那次他打电话来提醒我别漏了材料，还有一次是我模考考了年级前二十，他打电话跟我爸说的。
六个，连续打。
我把手机塞回裤兜，心跳得很快，手上的螺丝批差点掉了。传送带还在转，电路板还在来，我咬着牙继续拧，但脑子已经乱了。
什么事能让老周打六个电话？
我第一个反应是家里出事了。我爸的身体，我妈的超市，我妹——不会，不会，我走之前家里都好好的。
第二个反应是成绩。但成绩七月十五号才出，今天才七月六号，还有九天。不可能提前出来，除非——除非有什么特殊情况？
这个念头一冒出来我就掐灭了。特殊情况轮不到我头上，我一个估分四百的人，能有什么特殊情况？
但老周的六个电话像六根针扎在我脑子里。
四点多的时候刘线长去开线长例会，流水线短暂停了两分钟。我趁机掏出手机，想回拨过去，但手指按在屏幕上又停住了。
我不敢。
我说不清楚自己怕什么。怕家里出事？怕成绩出来？怕老周跟我说什么我承受不了的话？都怕，搅在一起，变成一种钝重的恐惧，压在胃里。
我没有回拨。
流水线又动了，我继续拧螺丝。
五点半晚饭，我端着不锈钢餐盘打了两个菜，一个炒白菜，一个土豆烧鸡块——鸡块基本是骨头，但汤汁味道还行。我找了个角落坐下，掏出手机。
七个未接来电了。
最新一个是一分钟前打的。
我盯着屏幕上“周建国老师”五个字，手指悬在上面，心跳得咚咚的。食堂里闹哄哄的，周围全是端着餐盘走来走去的工友，有人大声讲着家乡话，有人把不锈钢筷子敲在餐盘上叮叮当当响。
我深吸一口气，按下了回拨键。
嘟——嘟——嘟——
响了三声，那边接了。
“喂？”
老周的声音，有点喘，像是刚爬了楼梯或者刚急跑过。
“周老师，是我。”我说。
电话那头顿了一下，然后老周的声音突然拔高了，不是生气，是一种我从来没在他身上听到过的情绪，像是激动，又像是着急，还带着一点责备。
“你个憨包！你跑哪点去了！我打你一天电话！”
我被他这语气吓了一跳。老周从来不说“憨包”这种词，他是那种说话文绉绉的人，最重的批评也就是“你这件事情做得不对”。
“我……我在东莞打工。”我说，声音不自觉就矮了下去。
“打工？打什么工！你赶紧回来！”
“咋个了？家里出事了？”我声音绷紧了。
“不是家里！”老周的声音更大了，旁边好像还有别人在说话，闹哄哄的，“你成绩——你那个成绩——”
他喘了一口气，像是要稳住自己。
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
“你考了586分！全省前五百！你知不知道！”
食堂里的嘈杂声一下子远了，像是被人调低了音量。我握着手机，耳朵里只剩下老周那句话在反复回荡。
586。
586？
“不可能。”我脱口而出，声音干巴巴的，“周老师，我估过分的，我算了三遍，最多四百——”
“你估错了！”老周打断我，语气斩钉截铁，“成绩今天下午提前出来了，省招考院内部先通知了各学校，重点线上的先通知！你586，理科，全省排名四百九十二！你们学校理科第二名！校长刚才亲自打电话跟我确认的！”
我张着嘴，说不出话。
586。
全省四百九十二名。
这两个数字像两颗炸弹在我脑子里炸开，把我之前所有的预设、所有的认命、所有那些在流水线上反复说服自己接受的东西，炸得粉碎。
“你听没听见我说话？”老周的声音又急起来。
“听见了。”我说，声音有点飘。
“听见了就赶紧回来！填志愿！你这个分数能报好学校！云大没问题，省外的好学校也可以冲一冲！你在东莞哪个厂？把地址发给我，我给你查最近的火车——”
“周老师，”我打断他，“你确定没搞错？会不会是同名同姓？”
电话那头安静了两秒。
然后老周用一种很慢、很重的语气说：“你的准考证号，你的身份证号，你的照片，我一个个对过了。是你。就是你。”
我的眼眶一下子热了。
食堂里依然闹哄哄的，湖南大姐端着餐盘从我旁边走过，看了我一眼，大概看到我表情不对，愣了一下，但没说什么，走过去坐下了。
我低下头，用左手捂住眼睛。手机贴在右耳上，老周还在那边说什么，但我已经听不太清了。脑子里只有一个声音在反复响——586，586，586。
不是四百。
是五百八十六。
高了将近两百分。
我不知道自己估分怎么会差这么多。后来我才明白，我估分的时候太保守了，所有不确定的答案我全算错，语文作文我估了三十分，英语作文估了十分，理综大题只要步骤有一点不对我就整题算零分。我把自己往死里压，压到四百，然后告诉自己这就是现实。
但现实不是四百。
现实是586。
“你哭啦？”老周的声音突然轻下来，恢复了他平时那种慢条斯理的语调。
“没有。”我说，声音哽着。
“哭就哭，不丢人。”老周说，然后顿了顿，“你爸知道了吗？”
“我还没跟他们说。”
“我打过你爸电话，没打通。你赶紧给他打一个，让他高兴高兴。你爸不容易。”
“嗯。”
“还有，你现在就去跟厂里说辞职，买最早的火车票回来。钱不够我给你转，到了给我发消息，我帮你研究志愿的事。你这个分数，不能随便填，要好好规划。”
“嗯。”
“别‘嗯’了，听见没有？”
“听见了，周老师。”
“好，我挂了，你赶紧办事。”
电话挂断。
我坐在食堂的塑料椅子上，餐盘里的饭菜已经凉了。周围的人在吃、在聊、在笑，流水线上的工人一天就这一个小时属于自己，他们都抓紧时间放松。我坐在他们中间，手里攥着手机，眼泪无声地往下淌。
不是嚎啕大哭，就是眼泪自己流出来，止不住。
我想起我爸在仓库里佝着腰搬货的样子，想起我妈在超市收银台后面站一天浮肿的脚踝，想起我妹跟我说哥你上大学了我以后也要考出去的认真表情，想起高二那年老周塞进我书包的那五百块钱，想起火车上那个三十多小时的硬座，想起流水线上拧不完的螺丝，想起刘线长说的那句“你以为读书难，打工就不难了”。
我在心里说了一句，爸，妈，我考上了。
不是考上普通本科那种考上。
是586分、全省前五百名的那种考上。
我擦了眼泪，端起餐盘把冷饭冷菜几口扒完，然后站起来，朝车间走去。
我不是回去干活。
我是去找刘线长辞职。
从食堂到车间的路我走了无数遍，但这一次每一步踩下去的感觉都不一样。之前走这条路，脚底下是沉的，像鞋底粘了什么东西，抬不起来。现在每一步都轻，轻得不真实，像踩在棉花上，又像踩在云上。
车间门口，刘线长正靠在墙上抽烟，跟另一个线长聊天。他看到我走过来，把烟头扔地上踩灭。
“吃完啦？还有两分钟开工，别迟到。”
“刘线长，”我说，声音比自己预想的要稳，“我要辞职。”
他愣了一下，上下打量我。
“干得好好的辞什么职？你才干十二天，试用期都没过，现在走工资结算麻烦。”
“我家里有急事。”
“什么急事？”
我犹豫了一下，然后说了实话。
“我高考成绩出来了，考了586，老师让我回去填志愿。”
刘线长的表情变了。不是那种夸张的变化，就是眉毛动了一下，嘴角动了一下，眼睛里有什么东西闪过去。他盯着我看了两三秒，然后突然笑了。
那笑容很淡，但确实是笑。
“586？”他说。
“嗯。”
“可以啊你小子。”他拍了拍我的肩膀，力道比平时重，“那还等什么，赶紧走。工资的事我去跟人事说，你明天去办手续就行。”
我以为他会刁难我，毕竟我才干了十二天，流水线上少一个人他得重新调配工位。但他没有。他转身跟旁边那个线长说了一句“我带去人事”，然后就领着我往行政楼走。
路上他走在我前面半步，忽然回头说了一句：“我当年要是能考你这个分，也不至于在这里当线长。”
我不知道怎么接这句话。
他也没等我接，转回去继续走。
人事部的姑娘听说我要辞职，一开始也是公事公办的表情，让我填表，说试用期离职工资要扣一部分。刘线长在旁边说了一句“他考上大学了，586分，赶着回去填志愿”，那姑娘抬头看了我一眼，表情也变了。
“真的假的？”她问。
我把手机里老周发来的短信给她看——老周挂了电话之后又给我发了一条，写了我的各科分数和排名，后面加了一句“恭喜你，你是我的骄傲”。
那姑娘看完，沉默了两秒，然后说：“扣款我给你申请减免，明天上午来办，中午之前给你结清。”
我说谢谢。
她说不用谢，然后忽然笑了一下，说：“我弟弟今年也高考，要是能考你这个分，我妈得摆三天流水席。”
办完手续回宿舍的路上，我给我爸打了个电话。
响了好一阵才接。
“喂，爸。”
“嗯，咋个了？”他的声音有点哑，大概在仓库里刚搬完东西。
“成绩出来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我听得见他呼吸的声音，粗重，不均匀。
“多少？”他问，声音绷着。
“586。”
又是一阵沉默，比刚才更长。
“多少？”他又问了一遍，像是没听清。
“586，全省前五百。”
电话那头传来一声很轻的、像是从喉咙深处挤出来的声音。我分不清那是笑还是哭，可能两者都有。
“你确定？”他的声音有点抖。
“确定，班主任打了好几个电话跟我说的，校长都确认过了。”
然后我听到我爸在电话那头喊我妈的名字，声音大得震耳朵。
“他妈！他妈！你过来！儿子考了586！”
远处传来我妈的声音，听不清说什么，但语气很急。然后电话里一阵窸窣，我妈接过去了。
“真的？真的586？”我妈的声音尖细，带着哭腔。
“真的，妈。”
我妈在电话那头哭了。不是小声啜泣，是那种压抑了很久突然释放出来的哭，带着颤音，断断续续的。她一边哭一边说“好、好、好”，别的什么也说不出来。
我爸在旁边说了一句“哭什么哭，好事”，但我听出来他自己的声音也是哽的。
我站在宿舍楼下的空地上，手机贴在耳朵上，听着我妈哭，听着我爸在旁边故作镇定地咳嗽，眼泪又下来了。身边有工友来来往往，有人看了我一眼，大概觉得这个小年轻站在路中间哭很奇怪，但没有人停下来问。
等他们情绪稍微平复一点，我说：“爸，妈，我明天就回去，周老师说帮我研究填志愿的事。”
“对对对，赶紧回来！”我妈说，“志愿不能随便填，要听老师的！你周老师是好老师，你听他的！”
我爸接过电话，语气突然变得很郑重：“回来路上注意安全，别省钱，买卧铺。”
“嗯。”
“还有，”他顿了顿，“到了先回家，你妈给你做好吃的。”
“嗯。”
挂了电话，我在原地站了很久。
天已经黑了，东莞的天空看不到星星，被工厂的灯光和烟尘遮住了。但我还是仰着头看了好一会儿，像是在找什么东西。
后来我回到宿舍，同屋的几个工友都在。一个贵州的小伙子正躺在床上刷短视频，外放的声音很大。他看到我进来，摘下一边耳机。
“你今天咋回来这么晚？”
“我明天走了。”我说。
“走？去哪？”
“回家，填志愿。”
“填什么志愿？”
“高考志愿。”
他愣了一下，坐起来。
“你高考了？”
“嗯，今年刚考完。”
“考了多少？”
“586。”
宿舍里安静了两秒。另一个在洗脚的四川小伙子抬起头来，第三个正在吃泡面的也停下了筷子。
“586是多少？”贵州小伙问，“能上什么学校？”
“云大应该没问题，省外的211也可以冲。”
“操。”四川小伙说了一个字，语气里带着一种很复杂的情绪，像是羡慕，又像是自嘲。
泡面那个没说话，低下头继续吃，但吃得比刚才慢了。
贵州小伙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那你走吧，别回来了。”
他这话听起来不太好听，但我懂他的意思。他不是在赶我，是在说——你跟我们不一样，你有别的地方可以去。
我笑了笑，开始收拾东西。
东西不多，几件换洗衣服，一双备用鞋，牙刷毛巾，我妈塞的那瓶油辣子还剩半瓶。我把它们塞进那个从家里带来的旧帆布包，拉链拉上。
第二天上午我去人事部办了离职手续，拿到了十二天的工资，扣了住宿费和水电，到手一千二百多块。人事姑娘果然给我减免了那笔扣款，还跟我说了一句“加油”。
我坐下午的公交车去东莞东站，买了一张当晚的火车票。没有卧铺了，硬座，三十多个小时。但这一次我不觉得漫长，甚至有点迫不及待。
火车开动的时候，我给老周发了条消息：周老师，我上车了，明天下午到昆明。
他秒回：好，到了联系我。
然后他又发了一条：你是我教书二十年来，估分差距最大的学生。以后别这么低估自己了。
我看着这条消息，在火车硬座上笑了。
窗外的东莞渐渐远去，工厂的灯光在夜色里变成一片模糊的光斑。火车往西开，往云贵高原的方向开，往家的方向开。
我靠着车窗，闭上眼睛。
脑子里不再是流水线上拧不完的螺丝，不再是那四百分的自我审判。取而代之的，是云大的银杏道，是省外那些我从未去过的城市，是一个我以为已经关上了门、却又突然被撞开的未来。
火车哐当哐当地响，像一首节奏不稳的歌。
我在心里跟着哼。
第二天下午四点多，火车到昆明站。
我从硬座上站起来的时候腿都是麻的，屁股坐得生疼，腰也酸，但精神出奇地好。三十多个小时我没怎么睡，脑子里一直在想志愿的事，想专业的事，想以后的事。
出了站，昆明的天比东莞蓝，空气也比东莞凉。七月的昆明二十度出头，风吹过来带着一丝凉意，跟东莞那种黏糊糊的热完全不一样。我站在火车站广场上深吸了一口气，觉得肺里那些助焊剂的味道终于被冲掉了。
我给我妈打了个电话说到昆明了，今晚先不回会泽，在昆明住一晚，明天去找周老师研究志愿。周老师家在昆明，他让我直接去他家。
我妈说好，又叮嘱了一遍别省钱、吃好点。
我在火车站附近找了一家最便宜的旅馆，六十块一晚，房间小得转不开身，但有一张床一个卫生间，够了。放下包，我去楼下吃了一碗米线，加了一份肉，花了十五块。吃完回到房间，洗了个澡，躺在硬板床上，盯着天花板上剥落的墙皮发呆。
手机响了。
老周打来的。
“到了？”
“到了，在火车站旁边住下了。”
“好，明天上午来我家，我把地址发给你。你几点能到？”
“您说几点就几点。”
“九点吧，别太早，我年纪大了睡不了太晚但也别太早。”
我笑了一下。老周说话永远是这样，什么事都给你一个理由，哪怕是个无关紧要的理由。
“好，九点。”
挂了电话，他发来一个地址，在五华区，离云大不远。
我看着那个地址，心里忽然涌上来一种很奇怪的感觉。老周在昆明，离云大不远。云大，那个我之前想都不敢想的学校，现在突然变成了一个可以认真考虑的选择。这种感觉不真实，像在做梦，但手机上那条地址短信是实的，火车票是实的，银行卡里那一千二百多块钱是实的。
我翻了个身，闭上眼睛，强迫自己睡。
但睡不着。
脑子里太吵了。
586这个数字一直在转，像一个陀螺，停不下来。全省四百九十二名，全校理科第二名。我们学校不是什么重点高中，会泽县一个普通中学，每年能考上一本的也就二三十个人，能上云大这种学校的更是凤毛麟角。去年全校理科第一名考了601，去了云大，被校长挂在光荣榜上挂了一年。现在轮到我了。
我想起那个光荣榜。红底黄字，贴在教学楼一楼大厅里，上面是每年考上重点大学的学生照片和录取学校。每次路过我都会看一眼，然后移开目光，因为我觉得那跟我没关系。
现在有关系了。
我的照片也要被贴上去。
这个念头让我觉得既兴奋又别扭。兴奋是因为那意味着我真的做到了，别扭是因为我从来没把自己当成那种“能被贴上去”的人。
我在床上翻来覆去，折腾到凌晨两点多才迷迷糊糊睡着。梦里乱七八糟的，一会儿是流水线上的螺丝，一会儿是老周的脸，一会儿是我妈哭的声音，一会儿是火车哐当哐当的响声。
早上七点我醒了，洗了把脸，换上包里最干净的一件T恤——来东莞之前我妈给我买的一件蓝色条纹短袖，三十块钱，我一直没舍得穿。照了照镜子，头发有点长，眼睛底下有黑眼圈，但整体还算精神。
我退了房，坐公交车去老周家。
昆明的公交车比东莞的干净，人也少一些。我坐在靠窗的位置，看着窗外的街道和行人。昆明这座城市我其实不熟，高中三年都在会泽，来昆明的次数一只手数得过来。但今天看着这些街道，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好像这座城市突然跟我产生了某种联系，好像它不再是一个路过的地方，而是一个我可能会留下来生活的地方。
老周家在五华区一个老小区里，六层楼，没电梯，外墙是那种九十年代的白色瓷砖，有些地方已经脱落了。我爬上五楼，找到他家的门，敲了三下。
门开了。
老周站在门口，穿着那件我熟悉的灰色夹克，里面是白色汗衫，老花镜挂在胸前。他看到我，第一反应不是笑，是上下打量了我一遍，然后皱起眉头。
“瘦了。”他说，“黑了。”
“流水线上晒不到太阳。”我说。
“吃不饱？”
“吃得饱，就是累。”
他点了点头，侧身让我进门。
老周家不大，两室一厅，客厅里摆着一张老式沙发，一个茶几，茶几上铺满了各种打印出来的资料和表格。墙上挂着一幅字，写的是“学高为师，身正为范”，落款是他自己。角落里堆着几摞书，大部分是物理教材和教辅，也有一些文学类的。
“坐。”他指了指沙发。
我坐下，他给我倒了一杯水，然后在我对面坐下，把老花镜戴上。
“各科分数我给你念一遍。”他从茶几上拿起一张打印纸，“语文121，数学117，英语124，理综224。总分586。”
他念完，抬头看我。
“你自己估的是多少？”
“400。”
“差了一百八十六分。”他把纸放下，“我教了二十年书，没见过估分差这么多的。你当时怎么估的？”
“所有不确定的答案我全算错。作文估了三十分，英语作文估了十分，理综大题步骤不对就整题零分。”
老周看着我，沉默了几秒。
“你这不是估分，你是在给自己判刑。”
我没说话。
“你这种心态，得改。”他语气不重，但很认真，“到了大学，到了社会上，你会遇到很多不确定的事情。如果你每次都往最坏的方向想，每次都把自己压到最低，你会错过很多本该属于你的机会。”
“我知道了。”
“不是‘知道了’就完了，要记住。你这次是运气好，成绩出来了，你不得不面对现实。如果成绩没出来呢？你现在还在东莞拧螺丝，拧到七月十五号，然后看到成绩，然后手忙脚乱赶回来填志愿，好学校好专业可能都被人挑完了。”
我心里一紧。他说得对。如果成绩没有提前出来，我真的会在东莞一直干到十五号，然后才看到成绩，然后才往回赶，那时候志愿填报可能已经开始好几天了。
“谢谢您给我打电话。”我说。
“不是我打的，是校长先通知我的，我第一时间就打给你了。你那个电话，六个未接来电，你知道我有多着急吗？我还以为你出什么事了。”
“我在流水线上，不能看手机。”
老周叹了口气，摇了摇头，像是在感叹什么，但没说出来。
他从茶几上拿起另一张纸，是一份打印好的志愿填报参考表格，上面用红笔标注了很多东西。
“我昨天晚上帮你整理了一下，”他把表格递给我，“你这个分数，云大是稳的，昆理工也是稳的。省外的话，可以冲一下西南交大、西南大学、合肥工大这些。专业方面，你理综224，数学117，理科基础不错，可以考虑工科方向——机械、电气、土木这些，就业前景好。当然也要看你自己的兴趣。”
我接过表格，看着上面密密麻麻的标注，心里涌上来一股暖意。老周为我做了这么多，他不是我的亲戚，不是我的家长，他只是我的班主任，一个教了我三年物理的人。
“周老师，”我说，“您觉得我应该报什么？”
“我不能替你做决定，”他推了推老花镜，“但我可以给你建议。第一，你这个分数，尽量报211以上的学校，平台不一样，资源不一样，以后考研、找工作都不一样。第二，专业选你自己有兴趣的，别光看就业前景。一个人干自己不喜欢的事，干不长久。第三，填志愿的时候要有梯度，冲一个、稳两个、保一个，别全冲也别全保。”
我点头。
“还有，”他顿了顿，“你家里条件我知道，学费的事你不用担心。你这个分数，学校会有奖学金，县里面也会有助学政策。到了大学还可以申请助学金、勤工俭学。钱的问题总有办法解决，但机会错过了就没了。”
“嗯。”
“你爸身体怎么样？”
“还行，干不了重活，但能看仓库。”
“你妈呢？”
“还是超市收银。”
老周点了点头，沉默了一会儿。
“你是我带过的学生里，家庭条件不算好但最争气的一个。”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淡，像是在陈述一个事实，“高二那年我给你钱，你不要，自己跑去搬货挣钱还我，那时候我就知道你这个孩子有志气。有志气是好事，但别太倔。该接受帮助的时候要接受，该相信自己时候要相信。”
我的眼眶又有点热，但我忍住了。
“好了，不说这些了。”老周站起来，“你还没吃早饭吧？我去给你下碗面。”
“不用了周老师，我——”
“坐下。”他用那种不容置疑的语气说，然后转身进了厨房。
我坐在沙发上，听着厨房里传来水龙头的声音、锅碗碰撞的声音。老周家的厨房很小，他在里面转不开身，我听到他碰掉了一个勺子，叮当一声响，然后他嘟囔了一句什么。
我环顾客厅，目光落在墙上那幅字上。“学高为师，身正为范”。老周的字写得一般，但一笔一划都很认真，就像他这个人。
过了一会儿，他端出两碗面。清汤挂面，上面卧了一个荷包蛋，撒了几粒葱花，旁边还有一碟他自己腌的萝卜干。
“吃。”他说。
我端起碗，吃了一口。面煮得有点软，汤偏淡，荷包蛋煎得边缘有点焦。不是多好吃的面，但我吃得鼻子发酸。
三年了，我吃过食堂几千顿饭，吃过我妈做的几百顿饭，在东莞吃过十二天厂里的食堂。但这是老周给我做的第一顿饭，也是最后一顿。
我吃得很慢，想把这一碗面吃久一点。
吃完面，老周又跟我聊了一个多小时，把志愿表上的每一个学校每一个专业都分析了一遍。他打开电脑，给我看各个学校往年的录取分数线、专业排名、就业情况。他做这些事的时候非常认真，像是在给自己孩子做规划。
快到中午的时候，我起身告辞。
老周送我到门口，拍了拍我的肩膀。
“回去好好跟你爸妈商量，志愿的事不急，但也不要拖。填好了发给我看一眼。”
“好。”
“还有，”他看着我，“到了大学，好好学，别松懈。大学不是终点，是起点。”
“我知道。”
“你知道就好。”他笑了笑，那笑容很淡，但眼睛里有光，“走吧，我不送你了，楼下公交站你知道怎么走。”
我下了楼，走到小区门口，回头看了一眼五楼那个窗户。老周站在窗前，朝我摆了摆手。
我也摆了摆手。
然后转身走了。
从昆明回会泽的大巴要开四个多小时。我坐在靠窗的位置，看着窗外的山和云。云南的山夏天是绿的，一层一层的绿，深绿浅绿墨绿，叠在一起。云很低，像是挂在半山腰上，大巴车穿过一片云雾的时候，窗外什么都看不见，白茫茫的，像开进了另一个世界。
我想起十二天前离开家去东莞的时候，坐在火车上，窗外也是山，但我那时候看山的心情跟现在完全不一样。那时候山是压过来的，沉甸甸的，像一堵墙。现在山是展开的，层层叠叠的，像一条路。
四个多小时后，大巴到了会泽客运站。
我下车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客运站外面停着几辆拉客的面包车，司机们用会泽话喊着“走不走、走不走”。我背着帆布包穿过人群，往家的方向走。
从客运站到我家要走二十多分钟，穿过县城的主街，再拐进一条小巷子。县城的主街还是老样子，两边的店铺大部分已经关门了，只有几家烧烤摊刚摆出来，炭火的红光映在人行道上。卖烤洋芋的大妈蹲在路边，扇着扇子，烟熏火燎的。
我拐进小巷子，路灯坏了一盏，有一段路很黑。但我闭着眼睛都能走，这条路我走了十几年。
我家那栋老房子出现在巷子尽头，外墙的水泥裂缝在路灯下清晰可见，墙角堆着我爸捡回来的纸箱和塑料瓶，用蛇皮袋装着，码得整整齐齐。
门是开着的，里面亮着灯。
我走到门口，还没迈进去，就闻到了一股香味——鸡汤，土鸡炖出来的那种浓郁香味，混着草果和姜的味道。
我妈从厨房里探出头来，看到我，愣了一下，然后手在围裙上擦了擦，快步走过来。
“回来了？”她说，声音有点抖。
“回来了。”
她伸手摸了摸我的脸，又摸了摸我的胳膊，像在确认我是不是完整的、有没有少一块肉。
“瘦了，黑了。”她说的话跟老周一模一样。
我爸从里屋走出来，走得很慢，腰有点佝。他看到我，没说话，先笑了一下。那笑容很浅，但眼睛是亮的。
“爸。”
“嗯，回来了就好。”
我妹从她房间里跑出来，扎着马尾，穿着校服——她暑假在上补习班，准备高一的分班考试。她看到我，第一句话是：“哥，你真的考了586？”
“真的。”
她尖叫了一声，扑过来抱住我，差点把我撞倒。
“你太厉害了！我们班主任都知道了！她说你是我们学校的骄傲！”
我拍了拍她的头，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妈把我们赶到客厅坐下，自己回厨房继续忙活。我爸坐在我对面，我妹挨着我坐，不停地问我问题——流水线是什么样的、东莞热不热、火车上有没有遇到什么好玩的事。我一一回答，但心思不全在这上面。
饭做好了。
一张老式折叠桌支在客厅中间，上面摆了五个菜：一大盆鸡汤，一盘炒火腿，一碗炸洋芋，一碟凉拌黄瓜，还有一碗我妈自己做的酸菜。这在我们家，是过年才有的规格。
我妈给我盛了一大碗饭，又给我夹了一个鸡腿。
“多吃点，补补。”
我端起碗，吃了一口饭，又喝了一口汤。鸡汤很鲜，是我妈炖了一下午的，鸡肉炖得脱骨，入口即化。
我爸吃得很慢，筷子在碗里拨来拨去，像是有什么话要说但不知道怎么开口。
吃到一半，他终于放下筷子。
“志愿的事，你周老师怎么说？”
我把老周给我分析的那些讲了一遍，云大稳，昆理工稳，省外可以冲西南交大、合工大这些，专业可以考虑工科。
我爸听完，沉默了一会儿。
“你想报哪里？”
“我想报云大。”我说。
这是我在大巴上想了一路的结果。云大在昆明，离家近，有什么事可以照应家里。而且云大是211，在云南是最好的学校，就业和考研都有优势。
“云大好。”我爸点了点头，“离家近。”
“专业呢？”我妈问。
“电气工程或者机械工程。”我说，“周老师说这两个方向就业前景好，我也比较感兴趣。”
“能听懂吗？”我妈有点担心，“大学的东西那么难。”
“能。”我说，“我能学会。”
我爸看着我，目光很认真。
“你确定？这是大事，不能随便定。”
“我确定。”
他又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点了点头。
“那就报云大。”
我妈在旁边又红了眼眶，但她忍住了，站起来给我盛了第二碗饭。
那天晚上吃完饭，我帮我妈收拾了碗筷，然后坐在门口的石阶上吹风。我妹搬了个小板凳坐在我旁边，仰着头看星星。会泽的夜空比东莞干净得多，星星一颗一颗的，亮得很清晰。
“哥，”我妹突然说，“我也想考出去。”
“那就考。”我说。
“难不难？”
“难，但可以做到。”
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你以前跟我说你考不上大学，要去打工。”
“那是以前。”
“现在呢？”
“现在我知道了，有些事情，你觉得自己不行，但其实你行。”
她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夜风吹过来，带着隔壁邻居家烧柴火的味道。远处有人家的狗叫了两声，又安静下来。我坐在石阶上，看着这条从小走到大的巷子，看着墙角我爸捡的那些纸箱，看着门上那块掉了漆的门牌号。
一切都跟以前一样。
但一切又都不一样了。
三天后，我在学校的机房填了志愿。
第一志愿：云南大学，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第二志愿：昆明理工大学，机械工程。
第三志愿：西南交通大学，电气工程（冲一下）。
填完提交之后，我长长地吐了一口气。机房里还有其他几个同学也在填志愿，有人愁眉苦脸，有人兴高采烈。我在人群里看到了一个同班的男生，他考了四百七，正在纠结报哪个二本。他看到我，走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
“听说你586，牛逼。”
“运气好。”
“别谦虚了，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他笑了笑，回到自己的电脑前继续纠结。
我走出机房，七月的太阳明晃晃地挂在头顶。校园里很安静，暑假期间没什么人，操场上的草长得很高，篮球架上的网兜破了一个洞，在风里晃来晃去。
我走到教学楼一楼大厅，站在那个光荣榜前面。
红底黄字，去年的照片还在上面，第一排最中间是去年理科第一名，601分，云大。他的照片下面写着录取学校和分数，旁边还有一行小字：“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
我盯着那个位置看了一会儿。
再过几个月，我的照片会贴在那里。
这个念头让我觉得胸口有什么东西在膨胀，不是骄傲，不是兴奋，是一种更复杂的情绪——像是这么多年压在身上的什么东西，终于被挪开了一点。
我转身走出教学楼，阳光刺眼，我眯起眼睛。
手机响了。
老周发来一条消息：志愿填完了？
我回：填完了，第一志愿云大电气。
他回：好。九月去报到的时候，给我发张照片。
我回：一定。
然后他又发了一条：别再低估自己了。
我看着这条消息，在七月的阳光下站了很久。
四个字，简简单单的四个字，但我知道这大概是我这辈子收到的最重要的提醒。
我把手机收起来，往校门口走。路过门卫室的时候，门卫大爷正在听收音机，里面放着一首老歌，咿咿呀呀的，听不清唱的什么。大爷看到我，朝我点了点头。
“考得好不好？”他问。
“还行。”我说。
“还行就好。”他说，然后继续听他的收音机。
我走出校门，沿着那条走了三年的路往家走。路两边的桉树被太阳晒得叶子发蔫，知了在树上叫得声嘶力竭。远处县城的楼房在热浪里微微扭曲，像一幅没画好的水彩画。
我走得很慢。
不是累，是想把这一段路走久一点。
因为我知道，这条路我以后可能不会再经常走了。
八月，录取通知书到了。
EMS的快递员打我的电话，说有一封昆明来的录取通知书。我当时正在家里帮我妈剥蒜，接到电话手都抖了，蒜瓣掉了一地。我说我马上来，然后骑着我爸那辆旧自行车，用最快的速度冲到邮政网点。
快递员是个四十多岁的大姐，看到我气喘吁吁的样子笑了。
“录取通知书啊？”
“嗯。”
“哪个学校？”
“云大。”
她的眼睛亮了一下。
“云大好啊！我侄女去年也想考云大，差了几分没上成。你考了多少？”
“586。”
“厉害！”她竖起大拇指，然后把那个红色的EMS信封递给我，“拿着，好好保管。”
我接过信封，手还在抖。信封上印着“云南大学”四个字，下面是一行小字：录取通知书。
我当着她的面拆开了。
里面是一张录取通知书，红底金字，写着“经云南省招生考试委员会批准，你已被云南大学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录取”。下面盖着云南大学的公章，还有一个校长的签名。
还有一本新生入学须知，一张银行卡，一张校园卡申请表。
我站在邮政网点门口，把那张录取通知书看了三遍，一个字一个字地看，像在确认每一个字都是真的。
快递大姐在旁边看着我笑。
“小伙子，高兴傻啦？”
我抬头看她，笑了一下。
“谢谢您。”
“不客气，赶紧回去给你爸妈看吧。”
我把通知书装回信封，骑上车往回走。骑到半路，我在一个没人的巷子里停下来，把通知书又拿出来看了一遍。
然后我哭了。
不是那种嚎啕大哭，就是眼泪自己流下来，止不住。我蹲在巷子里，背靠着墙，手里攥着那张红底金字的纸，哭了好几分钟。
巷子里很安静，只有远处传来收废品的喇叭声：“收废品——收旧家电——收旧手机——”
我哭够了，擦了眼泪，重新骑上车。
到家的时候，我爸我妈我妹都在。我把信封递给我爸，他接过去，手也在抖。他拆开信封，拿出通知书，看了很久。他不认识几个字，但“云南大学”四个字他认识，“录取”两个字他也认识。
他把通知书递给我妈，然后转过身去，走到门口，背对着我们站了很久。
我看到他的肩膀在抖。
我妈拿着通知书，眼泪直接掉下来了，滴在纸上，她赶紧用手擦，怕把字弄花了。
我妹在旁边跳来跳去，抢着要看，嘴里喊着“给我看看给我看看”。
那天晚上，我爸去街上买了一只烤鸭，又买了一瓶白酒——他平时不喝酒，医生说肝不好不能喝，但那天他说要喝一杯。
饭桌上，他给我倒了一小杯酒。
“你长大了。”他说。
我端起酒杯，跟他碰了一下。白酒辣嗓子，我喝了一口就咳了半天，我爸笑了，笑得很大声，我很久没看到他这么笑过了。
九月初，我去昆明报到。
我爸我妈一起送我。本来我爸说不去了，省车费，但我妈坚持让他去，说儿子上大学是一辈子的事，必须去。他想了想，同意了。
我们坐大巴到昆明，再转公交车到云大呈贡校区。呈贡校区在城外，很大，比我们整个县城还大。我爸下车的时候站在校门口，仰着头看校门上的“云南大学”四个大字，看了很久。
“真大。”他说。
我妈拎着一个蛇皮袋，里面装着给我带的被褥和衣服。我背着帆布包，手里拖着一个小行李箱——是我表姐从东莞寄回来的，她用旧的，但还能用。
校园里到处都是新生和家长，有人拖着大行李箱，有人背着吉他，有人在拍照。穿着红马甲的志愿者学长学姐们在人群中穿梭，举着各个学院的牌子，大声喊着“电气学院的这边走”“外语学院的这边走”。
我找到了电气学院的牌子，一个戴眼镜的学姐看了我的录取通知书，给我指了报到点的方向。
报到、缴费、领宿舍钥匙、领军训服装，一套流程走下来花了一个多小时。我爸全程跟着，不说话，就是看。看教学楼，看图书馆，看操场，看食堂。他的眼睛里有一种我说不清楚的东西，像是羡慕，又像是欣慰。
宿舍是四人间，上床下桌，有独立卫生间，比我高中宿舍好了不止一个档次。我到的时候已经有两个室友在了，一个是昆明本地的，一个是昭通的。他们跟我打招呼，我有点拘谨地点了点头。
我妈帮我铺床，把被褥从蛇皮袋里拿出来，一床一床铺好。她铺得很仔细，四个角都拉得平平整整。铺完床，她又帮我把衣服叠好放进柜子里，把洗漱用品摆进卫生间。
“妈，我自己来就行。”
“你别管，我给你弄好。”
我站在旁边看着她忙活，心里说不出来什么滋味。她弯腰铺床的时候，我看到她后脑勺上有几根白头发，在宿舍的日光灯下格外显眼。
收拾完，天已经快黑了。
我爸我妈要走了，他们订了学校旁边一家便宜的小旅馆，住一晚，明天一早坐大巴回去。
我送他们到校门口。
我妈拉着我的手，眼眶又红了。
“好好学，别省钱，吃好点。”
“嗯。”
“跟同学好好相处，别跟人吵架。”
“嗯。”
“冷了多穿衣服，别感冒。”
“嗯。”
我爸站在旁边，一直没说话。等我妈说完了，他才开口。
“你比你爸强。”他说，声音有点哑，“你以后会比我有出息。”
我不知道怎么接这句话。
他拍了拍我的肩膀，力道很轻，但手在我肩上停了好一会儿。
“走了。”他说。
然后他拉着我妈，转身往校门外走。
我站在校门口，看着他们的背影越来越小。我妈走几步就回头看一眼，我爸不回头，但我看到他抬手擦了一下眼睛。
他们走出校门，拐了个弯，看不见了。
我在校门口站了很久。
天完全黑了，校园里的路灯亮起来，橘黄色的光洒在地上。新生们还在来来往往，有人在操场上跑步，有人在草地上弹吉他唱歌，笑声和歌声混在一起，飘在九月的夜风里。
我转过身，往宿舍走。
路过图书馆的时候，我停了一下。图书馆很大，灯火通明，透过玻璃墙可以看到里面一排排的书架和埋头看书的学生。我站在外面看了好一会儿，然后继续走。
走到宿舍楼下，我抬头看了看这栋楼，看了看楼上那些亮着灯的窗户。其中有一扇窗户是我的。
我上了楼，推开门。
两个室友正在聊天，看到我进来，招呼我一起。
“来来来，自我介绍，我叫李浩，昆明本地的。”那个昆明室友说。
“我叫赵明辉，昭通的。”另一个说。
“我叫陈远，会泽的。”我说。
“会泽？我有个高中同学也是会泽的！”赵明辉说。
我们聊了起来，聊家乡，聊高考分数，聊为什么选这个专业。李浩考了592，赵明辉考了579，都是高分。我们三个分数差不多，被分到了一个宿舍。
聊到十点多，熄灯了。
我躺在宿舍的床上，睁着眼睛看着上铺的床板。床板是新的，有一股木头的味道。窗外有月光透进来，淡淡的，照在地板上。
我想起十二天前在东莞电子厂宿舍的那个夜晚，八人间，空调限时，十一点断电，空气里弥漫着汗味和脚臭味。那时候我以为自己的人生就是那样了——拧螺丝，吃饭，睡觉，重复，年复一年。
现在我躺在云大的宿舍里，窗外是九月的月光。
手机震了一下。
老周发来一条消息：到校了吗？适应吗？
我回：到了，挺好的。
他回：好。记住我说的话。
我回：记住了。周老师，谢谢您。
他没有再回。
我把手机放在枕头旁边，闭上眼睛。
明天是报到第二天，后天是开学典礼，大后天是军训。然后，是四年的大学生活。
我不知道这四年会发生什么，但我知道一件事——我不会再低估自己了。
永远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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