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声明：本文为虚构小说故事，借虚构故事传递积极价值观，呼吁读者遵纪守法，弘扬友善、正义等正能量，共建和谐社会。
陈秀珍躺在病床上的时候，窗外的玉兰树正在开花。
白的，大朵大朵的，像她年轻时梳头用的绢花，开得热烈，开得不知死活。
她七十一岁，肺里长了东西，医生说得很委婉，但她听得懂。她活了这么久，什么委婉不委婉的，早就一眼看穿了。
大儿子在外地，二儿子在楼下停车，女儿在走廊上打电话。病房里只有她一个人，安静得只剩仪器的声音。
她望着那棵玉兰树，脑子里忽然冒出一个人的脸。
不是她丈夫的，不是儿女的——是一个她已经五十年没想起来的人。
一个她当初觉得，不值得她多看一眼的人。
陈秀珍闭上眼睛，眼角有什么东西慢慢渗出来，顺着皱纹往下流。
她活了七十一年，到最后才弄明白，有些账，是要用一辈子来还的……
陈秀珍生在1953年，江南小城，家里行三，上面两个哥哥，下面一个妹妹。
她妈常说，秀珍是家里最有眼力见的孩子——什么人好，什么人不好，她一眼就能看穿。
但她妈不知道的是，陈秀珍虽然眼力好，心却总往那些"不好"的人身上跑。
她十八岁那年，遇见了沈建国。
沈建国那年二十二，是城里印刷厂的工人，长得高，说话声音大，走路带风，整条街的姑娘看见他都要多瞄两眼。他爱唱歌，会拉手风琴，周末的时候在文化馆门口一坐，手风琴一拉，能围一圈人。
陈秀珍第一次见他，就是这个场景。
她站在人群外面，看着他，心里有什么东西动了。
不是那种小打小闹的喜欢，是那种扑上去的、头也不回的、后来想起来都觉得自己那时候像个傻子的那种。
但那时候她不觉得自己傻。
她觉得，这就是她要的人。
追她的人里，有一个叫周大山。
周大山是她爸单位同事的儿子，比她大三岁，在粮站工作，老实巴交，话不多，但做事从来不含糊。他喜欢陈秀珍，这件事不用他说，周围的人都知道——他每次来，都会提点什么，有时候是自家园子里摘的菜，有时候是托人买来的布料，有时候就是一把从山上采回来的野栀子花，用湿布包着根，送来的时候还带着露水。
陈秀珍她妈很喜欢周大山，说这孩子是个顶门立户的，踏实。
陈秀珍每次听见这两个字，就往外溜。
踏实有什么用，她心想，她又不缺吃不缺穿，她要的不是踏实，她要的是——那种心跳加速的感觉，要的是拉手风琴的沈建国，要的是人群里最亮的那一个。
周大山送来的野栀子花，她收下了，转手插在院子里的瓦罐里，自己却骑着车去文化馆找沈建国。
那段时间，周大山还不知道这些，还在往她家跑，还在帮她爸修院子里的那扇破门，还在她妈说"哎呀大山又来了"的时候，脸上带着一点点不好意思的笑。
后来他知道了。
知道了也没说什么，就是来得少了，再后来，就不来了。
陈秀珍和沈建国在一起，是1972年的秋天。
那年她十九，他二十三，沈建国托人来提亲，说了一堆好听的，把陈秀珍她妈哄得将信将疑，最后还是没拦住。
两个人1973年结的婚。
婚礼那天，沈建国穿着一件新做的中山装，在亲友面前说了很多话，热热闹闹的，像他拉手风琴时围着的那一圈人。陈秀珍穿着红棉袄坐在旁边，看着他，心里是满的，溢出来的那种满。
她以为，这就是她想要的日子，从此就稳了。
但日子一过，那个"稳"字，就越来越像个笑话。
沈建国是个走到哪里都要做主角的人。工厂里的事，邻里间的事，大到单位评先进，小到打一场牌，他都要在中间，都要最亮，都要说了算。陈秀珍起初觉得这很好，丈夫有本事，她跟着沾光。
但慢慢地，她发现
他的眼里，从来没有真正装过她。
他说话的时候，说的是"我认为"、"我觉得"、"我想"，很少说"我们"。他出门的时候，不会说去哪，回来晚了也不解释，问他，他说"你管那么多干什么"，语气不凶，但那种轻描淡写，比凶还让人难受。
有一次陈秀珍生病，发高烧，烧到迷迷糊糊，他在院子里和人下棋，她从屋里叫了他两声，他"哎"了一声，没动，继续下棋。
最后是邻居大娘听见了，进来帮她拧了条热毛巾敷额头，又帮她煮了碗姜汤。
沈建国棋下完了进来，看见邻居大娘在，说了声"麻烦您了"，然后在床边坐了一会儿，说"好点了吗"，又出去了。
陈秀珍攥着那条已经凉了的毛巾，看着他的背影。
那一刻心里升起来的感觉，不是怨，是那种更深的、说不出来的茫然
她追了这个人，嫁给了这个人，把最好的年岁给了这个人，到底是为了什么？
孩子陆续出生，大的叫建军，小的叫建平，后来又有了个女儿，叫小珠。
三个孩子一落地，陈秀珍的日子就再也没有自己了。
那些年是真的苦，物资紧缺，孩子要吃要穿，沈建国的工资是家里主要进项，但他这个人，钱从来留不住，发了工资先给自己买烟，再给朋友买酒，大手大脚，热情得像在散财——散的是家里的财，他自己倒是过得很舒坦。
陈秀珍在街道工厂做纺织，下班回来还要买菜做饭带孩子，睡着的时候常常觉得腿是别人的，沉得抬不起来。
但她没有抱怨——或者说，她抱怨了，但沈建国有本事让她的抱怨看起来都变成她的问题。
"你就是爱操心。"
"你想太多了。"
"人家谁家不是这么过的？"
时间长了，陈秀珍自己都开始觉得，是不是真的是她想太多。
那段时间，她偶尔会在街上碰见周大山。
周大山后来娶了隔壁镇的姑娘，老实本分的那种，生了一儿一女，日子过得不紧不慢，看上去平淡，但平淡得熨帖。
陈秀珍和他碰见，两个人都会点个头，说句"吃了吗"，然后各走各的，没有多余的话。
有一次她提着一袋子菜，孩子哭着跟在后面，头发也没梳，狼狈得很，正好对上周大山的眼睛。
她第一反应是想躲，但来不及，两个人都已经看见了。
周大山停下来，没问她怎么了，就说："孩子饿了，菜先放这里，我帮你把娃抱一下。"
就这么一句话，没什么大不了的。
但陈秀珍接过他递来的菜袋，眼睛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红了。
她低下头，假装在找什么，等眼眶里那点热意退了，才抬起头，说："没事，我来就行，你忙去吧。"
周大山点点头，走了。
她抱起孩子，站在那条街上，风一吹，冷得很。
1985年是陈秀珍人生里最难的一年。
那年大儿子建军生病，查出来是肾炎，需要长期用药，花销不小。陈秀珍把家里能动用的都动用了，还是差一截，跟沈建国商量，想跟娘家借点。
沈建国说："借什么借，亲戚间借了钱，面子都撕破了。"
"那怎么办？"
"你想办法，"他说，"你不是能耐吗。"
就这一句话，他去打牌了。
陈秀珍一个人坐在灶台边，炉子里的火噼啪响，锅里的粥咕嘟咕嘟，三个孩子在里屋，小珠在哭，建军在咳，建平在劝他弟弟妹妹不要闹。
她坐在那里，想了很久，最后把自己那条压箱底的毛料裤子找出来，托人拿到城里的旧货市场卖了，凑了个零头。
还差的那部分，是周大山送来的。
她不知道他怎么听说的，他就来了，放下一个信封，说："先用着，不急着还。"
陈秀珍那时候要强了一辈子，站在门口，把那个信封推回去，说："不行，我不能要。"
周大山没有接，说："不是给你的，是给孩子看病的。"
她没有再推。
那天他走了之后，陈秀珍把门关上，靠着门背，把那个信封攥在手里，一声没出，眼泪流了很久。
她那时候想的不是感激。
她想的是——如果当年，如果当年那个在她家院子里修门、送野栀子花的人，如果她多看了他一眼……
但想这些有什么用。
日子没有如果。
沈建国在1991年出了事。
不是大事，是他自己作的——在外面欠了人钱，还不上，把家里剩下的一点积蓄搭进去了，事情还没完全了结。那段时间他整个人缩了，以前那种走路带风的气势完全消了，见了人说话都低着头。
陈秀珍那时候没有落井下石，她骂了他一场，骂完了，还是帮他把那些事一点点平了。
不是因为她多爱他，是因为孩子们还要这个爸，是因为她不愿意让人看笑话，是因为她拖着这辆破车走了这么远，再怎么烂，她也不想就这样丢了。
但从那以后，她和沈建国之间，有什么东西彻底变了。
不是恨，是一种比恨更淡的东西——漠然。
他说话，她听着，不置可否。他回来，她饭给热着，不问去哪了。他有时候想找她说说话，她应着，眼神已经飘到别处去了。
两个人就这样，在同一个屋檐下，像两条平行的线，走着走着，各走各的。
孩子们大了，各自成家，家里就剩他们两个老人，日子越过越安静，安静得像那条街上没人走的时候，风吹过来，什么都是空的。
周大山的老伴走得早，五年前的事，心脏病，走得很急，没受什么苦。
他儿子在省城，女儿在外地，他一个人留在老城区，养了两盆花，买了个收音机，日子过得很简单。
偶尔陈秀珍去菜市场，还是会碰见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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