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五百年来，欧美为何能在科学、技术和思想领域持续引领全球？答案并不玄奥，关键藏在一项制度之中——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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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兰在人类科学思想史上的地位同样举足轻重。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是苏格兰人，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核心人物瓦特是苏格兰人，被罗素称为“现代哲学第一人”的大卫·休谟同样是苏格兰人。为何苏格兰能涌现如此多顶尖人才？答案也在大学。圣安德鲁斯大学（1412年）、格拉斯哥大学（1451年）、阿伯丁大学（1495年）和爱丁堡大学（1583年）等高等学府，在通信与交通尚不发达的时代，已成为思想和科技的孵化器。格拉斯哥大学曾授予爱因斯坦名誉博士学位，亚当·斯密曾在此任教。苏格兰启蒙运动的思想成果，通过伏尔泰、富兰克林等国际交流传播至欧洲大陆和北美。

这一传统后来被美国继承。二战以后，美国通过联邦科技政策将研究型大学整合进国家科研体制。布什报告确立了大学作为国家基础研究基地的地位；冷战时期，大学与军方、工业界形成“军-工-学复合体”，使美国研究型大学迅速崛起；1980年代后，《拜-杜法案》打通了政府科研成果向产业界转移的壁垒。到1960年代，大学科研经费的四分之三来自联邦政府，基础研究经费占全国一半以上。这些大学成为全球学术和科技的核心聚集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