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逆全球化浪潮已绵延十余载，从英国“脱欧”到特朗普两度入主白宫，旧有全球化模式正遭遇挑战。这是全球化长期周期中的短暂波动，还是上一轮全球化的彻底终结？当国际合作机制弱化与厄尔尼诺现象、埃博拉病毒等全球性危机叠加，人类应如何防止灾害风险成倍放大？带着这些问题，文汇报专访了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叶江。
文汇报：当前逆全球化浪潮是全球化长期周期中的一次短暂“波动”，还是标志着以“华盛顿共识”为模板的上一轮全球化彻底终结？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治理机制陷入困境。当前碎片化的“区域化”合作，究竟是通往未来多边合作的“垫脚石”，还是取而代之的“新模式”？
叶江：对全球化的定义迄今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不可否认的是，比较普遍的看法则是承认全球化是一客观的历史发展过程，是在经济全球化的强烈推动下，国际政治和世界社会产生巨大变动的过程。就如著名英国学者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曾经指出的那样：“全球化不仅是经济的而且是政治的、技术的和文化的全球化，它主要是在1960年代后期世界传输体系发展的影响产生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华盛顿共识”只是冷战终结前后（1989年提出，）全球化的某种发展特点，而非全球化的全部。实际上，以经济全球化为基础的全球化是导致国际社会相互依存度不断提高并且相互依存的范围日益扩大，国际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乃至军事的互动不断加快，地方、国家、区域与全球事务的联系也日益深化的过程。从现代世界体系和国际关系的发展角度而言，全球化所造成的一个明显后果就是它不断地将原本以国家为中心的国际体系推向一个由多元权威结构和许多不同行为体，其中包括国际政府间组织，国际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行业协会等构成的全球体系。
由此，我们今天所面临的“逆全球化”、“反全球化”或“去全球化”从根本上而言就是对国际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乃至军事的互动不断加快，地方、国家与全球事务的联系日益深化过程的某种阻断；也是对国际体系向多元权威结构发展的一种反动；更是对以国家（当然主要是大国）为中心的单一权威结构回归的有力推动。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在欧美形成的极右翼“民粹民族主义”是推进“逆全球化”的主要动力，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日。极右翼“民粹民族主义”在国内动员中下层民众反精英、反建制、反移民与外来文化；在国际层面高举“本国利益优先”大旗，反对自由贸易、区域一体化与全球化，推动贸易保护、限制对外投资、排斥难民等“去全球化”和“反全球化”政策。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西欧多国反移民、反欧盟的极右翼政党议会席位大幅增长，中东欧多国右翼政党上台执政；以及坚决主张“美国第一”政策的美右翼民粹主义代表人物特朗普在2016和2025年两度出任美国总统，并且在两个任期内都竭力推行一系列否定国际合作机制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的对外政策等都是明显的“逆全球化”表现。因此，“逆全球化”的危害并不仅仅在于对世界贸易的危害，而是对全球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协调发展都产生了相当的负面影响。
2016年6月24日，继英国“脱欧”公投结果显示多数人赞成英国脱离欧盟后，时任英国首相卡梅伦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前发表讲话，宣布辞去首相职务。
由于近期的“逆全球化”浪潮源于2008年的全球经济金融危机，迄今已经延续十五六年且依然还在进行中，因此该浪潮不是全球化进程中一次短暂的“波动”。但是，必须注意的是，全球化并不会因此而彻底终结。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是经济全球化，其中包括一、世界贸易自由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及世界贸易的持续增长；二、由跨国直接投资推进的全球性生产结构迅速发展，以及三、世界金融市场的跨国一体化整合等。虽然，在“逆全球化”浪潮中，世界贸易的增速放缓，2010-2025年间，除2010年和2021年外，多数年份贸易增速低于同期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速，但是，作为经济全球化重要一环的世界贸易依然保持着 “慢速增长”而总体上并未停止，比如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的统计，2025年全球货物和服务贸易总额同比增长约7%，首次突破35万亿美元。在跨国直接投资领域，二战后的相当一个时期全球直接投资平均年增长率在10%-15%之间，近年来受“逆全球化”影响，全球直接投资的年增长率明显回落至5%左右，比如2025年同比增长14%（约达1.6万亿美元），但这主要是受全球金融中心资金流动拉动所导致，在剔除通道性资金后，实际增幅仅约5%。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7日发布《2026年世界投资报告》说，2025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较上年增长6%至1.6万亿美元，结束了此前两年连续下滑势头。这说明，直接影响全球性生产结构稳固发展的跨国直接投资并未因“逆全球化”而不再增长或彻底萎缩，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经济全球化的某种韧性。世界金融市场的跨国一体化整合似乎也并未因当今的“逆全球化”而停止脚步，在1995年，全球外汇日交易总额为1.2万美元，而到2025年则高达约9.6万亿美元，较2022年的7.5万亿美元增长28%，创历史新高。很明显，只要经济全球化依然能在“逆全球化”浪潮中曲折前行，那么包含经济、政治、文化乃至社会各个层面的全球化就不可能完全终结，尽管其发展的速度、规模和深度肯定不能与冷战终结后全球化高潮时期同日而语。
其实，如果我们如果稍稍深入分析一下2026年6月18日美国与伊朗之间远程签署的结束敌对状态谅解备忘录（MoU），就可见观察到即便在“逆全球化”中大国的强权政治在国际政治领域再度“独领风骚”，但是国际政治领域中的全球化则并未完全退出历史舞台。在该谅解备忘录中，美伊双方同意解决伊朗核问题的框架为：“伊朗承诺不寻求获取核武器，同意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相关核查……”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是联合国系统内的独立政府间国际组织，而美伊双方一致同意由联合国旗下的国际政府间组织来参与解决美伊冲突中美国最关心的核心问题——要求伊朗完全放弃可快速制造核武器的相关能力，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政治和安全领域的全球化并未被当前的“逆全球化”浪潮所淹没。
更为重要的是全球南方在“逆全球化”浪潮中给予了全球化在逆境中继续发展的新动能。在过去20年全球南方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80%，国内生产总值全球占比从40年前的24%提升至40%以上，成为全球化的核心引擎。与此同时全球南方通过金砖国家、上合组织等多边机制，推动普惠包容的新型全球化，为全球化注入新动能。
毫无疑问，虽然全球化依然在“逆全球化”浪潮中艰难前行，但是诸如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等多边合作治理机制依然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并且由此而形成了碎片化的“区域化”合作，即区域合作从原本迎合全球化的深度发展而追求全面深度区域一体化的模式，转向分散化、小圈子化、局部化的合作形态。这种碎片化的区域合作不再以全局效率为首要目标，而是更多受地缘政治、安全优先等因素驱动，以“友岸化”“小圈子”为特征而形成小型区域集团，并由大国主导划定合作边界，形成板块内部深度融合、板块之间设置壁垒的有限连接状态。说到底这种碎片化的“区域化”本身就是“逆全球化”的一种表现，其发展过程就如当前的“逆全球化”一样既不是暂时的现象，但也很难说将会成为取代全球和区域合作机制的“新模式”，因为全球化以及与之相关联的全球治理依然还在曲折地发展与前进。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2026年6月17日发布的《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对此有相当精辟的论述。
文汇报：逆全球化在美西方国家有一定民意基础。究其根源，究竟是全球化红利分配不均的经济问题，还是文明冲突或身份政治等政治与文化问题？
叶江：“逆全球化”在美西方国家内有一定民意基础，其根源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毋庸置疑，直至今日我们依然处于肇始于500余年前的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中，而美西方依然居于现代世界体系的核心，尽管全球南方正在崛起。根据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原理，现代世界体系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与以现代主权国家为主要行为体的国际政治体系构成。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本质特征在于生产资料（资本）私有制及自由的雇佣劳动的存在，以及对利润和资本积累的追求，这一切导致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具有强烈的竞争性、创新性、以及面向全球的扩张性，经济全球化的动能即在于此。主权国家国际政治体系的本质特征则在于该体系中的主要行为体国家拥有永久的居民、明确的疆域、决定内政外交的政府及与其他国家建立关系的能力，但是却处于日益全球化的整体性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之中。然而，在现代世界体系中，不论是世界市场体系还是国际政治体系都具有缺乏最高权威的“无政府状态”的本质特性，而这恰恰导致了现代世界体系始终存在着“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私有制之间的矛盾”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与主权国家之间的矛盾”。
同样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现代世界体系的前一对矛盾是导致资本主义社会的分配不公、贫富悬殊、经济危机及社会动荡根本原因。随着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不断发展，位于核心地位的西方发达国家，为了避免经济危机，稳定社会，主动进行了所谓福利国家的制度设计，在保护资本（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的前提下，通过政府的干预和调节来缓解这一矛盾，收到了一定效果。比如通过税收手段和社会福利政策，西方发达国家在二战后普遍地在一定限度范围内实行产品的再分配，从而减缓本国的阶级矛盾，保护在市场经济中比较弱的社会集团，防止极端贫困等。但是，资本主义是一世界性的经济体系，随着二战后尤其是冷战终结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产业资本的跨国输出和金融资本的全球性流动致使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性与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在西方发达国家再度凸显，因为即便是福利国家的制度设计也首先是为私有资本的占有者服务，为了保障资本的无限度盈利，政府尽可能减少对资本全球性流动的干预，同时在国内财政捉襟见肘的情况下尽量压低社会福利水平。可见，西方资本主义体制容易在国内产生周期性和结构性的财富集中和分配不均等顽疾。于是尽管全球化尤其是经济全球化不断地促进世界市场经济的创新和增长，但却根本无法克服发达国家内部群体性的贫困化，由此反全球化的民意基础便十分自然地在美西方内部形成。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逆全球化”而动的右翼民粹民族主义的兴起也就不足为怪了。
国务院新闻办发表的《2020年美国侵犯人权报告》指出，美国贫富日益分化加剧社会不公。图为人们在美国纽约一个免费食品发放点排队等待。
现代世界体系的后一对基本矛盾（国家与世界市场的矛盾）则是导致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冲突、战争乃至世界大战的根本原因。资本主义经济的运作本身是以世界市场为基础的，但是，现代资本主义的国际政治制度恰恰从一开始就不是整体性或全球性的，而是以分散的主权国家政治体制为基础。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发展史中可见，主权国家的疆界分割了世界市场，国家利益与世界市场的经济利益不断地发生激烈冲突，从而形成了国家与市场这对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难解的矛盾。在很大的程度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都是因为资本主义大国为争夺世界市场且不断地分割世界市场而形成。二战后，为避免重蹈战争覆辙，西方各国在美国的主导下通过建立一系列国际机制，促进世界市场深层次的整合，也即通过政治和社会领域的全球化（例如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来缓解世界市场与主权国家之间的矛盾，全球化由此而全面深入地展开，西方国家之间为此避免了因争夺世界市场而导致的战争。在冷战后经济全球化，特别是大量新兴经济体参与全球经济后，西方国家在全球财富分配中的支配地位受到削弱，从而加剧了西方国家国内固有的财富集中和收入分配不均等结构性顽疾，使得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内部贫富差距和社会矛盾因全球化全面深入的发展而加剧，“逆全球化”的民意基础由此而产生。
另一方面，在二战后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多元文化主义于20世纪60年代伴随西方（以美国为中心）的民权运动应运而生。虽然其本身并不是一个十分清晰明确的概念，但是多元文化主义的基本内涵为强调持有不同习惯、风俗、传统、语言和宗教信仰的群体应不分主次在同一个社会空间中和谐共存，并保持他们各自不同的差异。多元文化主义通常包含了对文化多样性的肯定性评价，并从制度上承诺可以保留这些文化的多样性，其中尤其是保护少数群体——少数民族（族群）、移民或有色种族，女性、同性恋（LGBTQ）、残疾人等。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美西方内部所谓“身份政治”形成的根源。由于多元文化主义在强调保护少数群体及其文化的同时，忽视了西方原有的主流文化，以致“虽然有着良好的初衷，但是现在一般认为多元文化主义导致了社会分离和群体之间的误解，同时也对少数族群中的个人权利造成了损害……”这就造成西方社会坚持原有主流文化的中下层民众的不满与反抗。更为严重的是这部分的中下民众恰恰又正是经济全球化的受害者，于是在贫富差距拉大与多元文化主义失败的双重打击下，美西方内部的“反全球化”力量形成了合流，构成了今天“逆全球化”坚实的民意基础。
文汇报：如何看待科技等领域的“脱钩”？这会不会最终导致全球创新体系的分裂，形成数套互不兼容的技术生态和标准体系？
叶江：科技领域的“脱钩”是“逆全球化”的一种表现。其本身就是现代世界体系中国家与市场之间的矛盾在全球化过程中的体现。科学技术的创新发展本身与世界市场经济的全球化相互关联，并且需要有效的跨国界合作。但是，在地缘政治的驱动下，国家尤其是大国为了自身的安全利益或为了能在现代世界体系中称雄争霸，便竭力地维护自身的技术霸权而人为地割裂与他国的科技合作，从而明显地加剧了全球创新体系的分裂风险。
毫无疑问，美西方大国在“逆全球化”浪潮中所采取的科技领域“脱钩”行为会造成全球研发效率大幅下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测算这种“脱钩”行动会使得相关经济体的GDP损失最高可达12%。在导致部分领域创新进度明显放缓、影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削弱人类共同应对气候变化、AI风险等全球性挑战能力的同时，科技领域的“脱钩”（比如部分国家推动排他性技术联盟，试图在芯片、AI等领域构建封闭阵营）促使形成了创新体系与标准分裂的现实趋势。现实的例证就是半导体领域原本统一的技术生态正被人为干扰，6G等前沿技术的标准制定也因地缘博弈存在分裂隐患，若走向两套互不兼容的体系，会大幅抬高全行业的研发和使用成本。
但是，正如前文已述，当前的“逆全球化”并未彻底终结全球化，而在曲折发展中的全球化必然会使得完全彻底的科技领域“硬脱钩”难以实现。只要全球化依然在发展（尽管步履维艰）全球科技发展的内在规律就会决定只有开放协作才是主流方向。不少国家已意识到科技“硬脱钩”思维的弊端，正在呼吁回归合作，避免重蹈早年通信标准各自为战、资源严重浪费的覆辙。这也就意味着，在“逆全球化”环境中科技领域的“脱钩”具有导致全球创新体系的分裂，形成数套互不兼容的技术生态和标准体系的风险，但是规避这种风险的可能性同样存在，因为全球化并未寿终正寝。
文汇报：世界气象组织预测2026年6-8月出现厄尔尼诺概率高达80%，且可能达到强等级，这将冲击全球粮食生产。与此同时，刚果（金）正面临由罕见“本迪布焦型”埃博拉病毒引发的严重疫情。当“逆全球化”导致的国际合作机制弱化，与厄尔尼诺、埃博拉这类需要全球协同应对的危机叠加时，会否产生“乘数效应”？
（1）在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如何防止区域性粮食减产迅速演变为全球粮食危机？
（2）面对无特效药和疫苗的埃博拉新毒株，当世卫组织等机构面临资金短缺和政治化压力时，全球公共卫生安全网还有多少韧性？
叶江：诸如厄尔尼诺形成和埃博拉病毒流行等自然灾害在与人为的“逆全球化”浪潮叠加在一起后确实会造成某种“乘数效应”—— 危及人类安全的灾祸损害会成倍放大。这是因为“逆全球化”削弱了全球协同应对此类会在全球扩展的自然灾害的能力。具体而言就是在“逆全球化”环境中，厄尔尼诺与埃博拉的双重冲击将显著放大全球粮食不安全与公共卫生系统的脆弱性。
然而，由于全球化乃至与之相关的全球治理机制并未因当下的“逆全球化”而终结，因此一系列因全球化而形成的相关治理机制依然还有发挥作用的能力。就如前文已经谈到过的国际原子能机构今天依然还能在解决伊朗核问题这样的高政治领域发挥作用那样，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等多边协调机制目前依然具有提升全球粮食供应链韧性的作用。在“逆全球化”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大背景下，国际社会可以通过建立紧急粮食储备与释放机制来阻断粮食危机的传导。不仅如此，国际社会还能够依托联合国粮农组织等机构，推动主要粮食出口国承诺在极端气候导致减产时不实施出口禁令，从而防止区域性粮食减产演变为全球性危机。
在当前“逆全球化”的背景下，面对目前尚无无特效药和疫苗的“本迪布焦型”埃博拉病毒，全球公共卫生安全网韧性确实面临严峻考验。2026年1月美国正式退出世界卫生组织（WHO），由于长期以来美国一直是世界卫生组织的最大出资方，显然美国退出WHO对全球应对“本迪布焦型”埃博拉病毒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其主要原因在于资金短缺和政治化压力。但是，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机制并未因此而崩溃，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组织依然在应对“本迪布焦型”埃博拉病毒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7月3日在刚果（金）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的一处医疗中心拍摄的医护人员（左）。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主任穆罕默德·贾纳比7月3日说，刚果（金）每周新增埃博拉病例数已达疫情暴发以来最高水平，疫情仍在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北基伍省持续扩散。
首先、世界卫生组织于2026年5月17日宣布该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PHEIC）”，而非洲疾控中心同步列为大陆紧急事件，启动最高级别协调机制。其次、在世界卫生组织的协调下设立了联合指挥中心：WHO非洲区域办事处与非盟在乌干达坎帕拉设立“大陆紧急指挥中心”，统筹刚果（金）、乌干达及周边国家的防疫资源 。第三、世界卫生组织与非盟启动5.18亿美元疫情防控计划，用于支持病例追踪、医疗物资供应及社区动员，截至6月初已获部分捐助方承诺资金超3亿美元。最后、美国虽然退出了世界卫生组织，但是依然承诺投入2.7亿美元专项抗疫资金，并向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CEPI）拨付5000万美元，专门用于支持针对本迪布焦型病毒的医疗手段研发及实验室研究。值得注意的是，CEPI是2017年1月在瑞士达沃斯正式成立的国际非营利基金会，总部设于挪威奥斯陆，核心使命是通过加速疫苗研发，提升全球应对新发传染病的准备能力，保障疫情期间疫苗的公平可及，尤其优先覆盖低收入国家的脆弱人群。美国的此举似乎在证明当今“逆全球化”重要推手美国自身，却还是要通过全球化的国际机制与世界各国和相关的国际组织携手应对由“本迪布焦型”埃博拉病毒造成的全球公共卫生危机。由此可更进一步地看出在“逆全球化”浪潮下，全球化和与之相关的全球治理依然还在那里。
文汇报：在旧有模式难以为继的情况下，“新型全球化”应该是什么样的？它需要建立哪些新的基本原则？在您看来，当前全球合作中最有希望的突破口在哪里？
叶江：2026年6月17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了《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可以这么认为，该重要文件直接回复了这些问题。
《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白皮书指出：“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筑墙设垒、“脱钩断链”、滥施关税扰乱世界经济运行……新型挑战接踵而至，多重危机交织叠加……人类社会需要共同面对的问题更加复杂多元。”紧接着指出：“宇宙只有一个地球，人类共有一个家园。各国不是各自乘坐在190多条小船上，而是共同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唯有同舟共济、守望相助，才能穿越全球性挑战的风浪，驶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显然，这样的分析为推进“新型全球化”指出了方向——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大理念为指导，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主张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白皮书原文）。
2025年，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和联合国成立80周年的关键历史节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治理倡议以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为基本遵循，提出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五大核心理念。实际上，全球治理的这五大核心理念应该就是在型塑“新型全球化”，同时，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则是“新型全球化”新的基本原则。
就目前而言，对世界贸易组织进行全面深入的改革是当前全球合作中最有希望的突破口。坚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推进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是在“逆全球化”浪潮中促进全球化更为普惠包容的重要途径。2018年G20布宜诺斯艾利斯峰会提出了对世界贸易组织进行改革的系统性倡议，2022年世贸组织第12届部长级会议正式启动全面改革进程，核心是应对单边主义冲击、规则滞后、运行效率不足等挑战，目前已形成多维度的改革内容框架。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已经宣布在世贸组织当前和未来谈判中不寻求新的特殊和差别待遇，这是在为世界贸易组织改革的成功铺平道路，虽然道路依然曲折，但前途光明。
原标题：《天下一席谈｜专访叶江：逆全球化难阻全球合作大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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