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章士钊传》《民国人物志》《章含之文集·跨过厚厚的大红门》《邹小站·章士钊研究》《人民网·党史频道》《红门内外·史家胡同51号章士钊旧居的故事》等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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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上海某处居所内，一个女人把自己的行李仔细清点了一遍，装进了几口箱子。
她的动作沉稳，不慌不忙，每一件东西该放哪里，心里早就有了数。
三个儿子站在门边，没有哭，只是静静地看着母亲收拾。
她叫吴弱男，42岁，中国国民党最早的女党员之一，曾任孙中山英文秘书，是民国革命圈里人人认识的"爱革命者吴弱男"。
那一天，她带着三个孩子登上了去欧洲的轮船，走得决绝，此后再没有回过头。
外人都说，是因为章士钊纳了妾。
却没有几个人知道，这件事的根，埋了整整十年，牵扯出的后续，又延续了将近半个世纪。
1919年，章士钊在上海经由大佬黄金荣引荐，认识了青楼女子奚翠贞。
此后五年，两人秘而不宣，到了1924年，章士钊干脆把这层窗户纸捅破了——公开与奚翠贞同住，要给她一个名分。
吴弱男找上门去，章士钊给出的答案是三个人一起住。
吴弱男当天就走了，五年后，带着三个孩子离开了中国。
然而这个故事，并没有在1929年那艘轮船驶离码头的时候结束。
章士钊晚年，在北京东城史家胡同51号的四合院里，经历了人生中最危险的一夜。
那一夜之后，他连夜提笔写了一封信。
就在那封信送出去的同一天，一个人在上面批下了几个字——而这几个字，不仅决定了章士钊此后的命运，更直接牵动了另一件大事......
【一】湖南穷小子的前半生：从私塾教书到《苏报》主笔
章士钊，1881年3月20日生于湖南善化县（今长沙县）东乡和佳冲。
父亲章锦是当地行医的中医，家境贫寒，在乡间的社会阶层里，属于真正的底层。
他从小跟着兄长在私塾读书，连考两次秀才未中，最后也跟着兄长做了教书先生，领一份勉强维持生计的薪水度日。
这样的出身，在那个年代几乎看不到往上走的路。
科举之路已经堵死了，家里没有背景，人脉更是谈不上。
但章士钊骨子里有一股湖南人特有的犟劲，看不惯的事非说出来，说出来就说到底。
1902年，他去南京投考陆师学堂，学了一段时间的军事操练，随后接触到了上海革命圈里的人。
1903年，年仅22岁的章士钊被聘为《苏报》主笔。
《苏报》在当时是上海敢言的报纸，专门刊载反清革命的文章，章士钊上任之后大刀阔斧，把这份报纸推到了风口浪尖。
章太炎在《苏报》上发表了一系列重磅文章，其中公开称呼光绪皇帝为"载湉小丑"，举国震动。
清政府与租界当局联手将《苏报》查封，章太炎、邹容相继下狱，章士钊因为事先得到了风声，侥幸脱身，随后出走日本。
这便是近代史上著名的"苏报案"。
日本流亡期间，章士钊没有消沉。
他结识了黄兴、章太炎、张继等人，参与了多项反清革命活动，还曾与黄兴等人于1903年11月在长沙秘密成立华兴会，是最早的反清秘密革命组织之一。
1904年11月，华兴会在长沙暴露，章士钊与张继等十余人被捕，后在蔡锷等人奔走营救下脱身出狱，随即再度东渡，开始了在日本的第二段流亡岁月。
就在这段时间里，他遇到了吴弱男。
吴弱男，1886年（部分史料记为1887年）生于安徽庐江，出身晚清名门。
祖父吴长庆是淮军名将，曾任广东水师提督，是当时举足轻重的军事重臣。
父亲吴保初则是清末著名的"四公子"之一，与谭嗣同、陈三立、丁惠康并列，在文化圈和政界都有极高的声望。
这样的家世里长大，吴弱男从小接受的不是深闺教育，而是真正的新式教育。
14岁，她便东渡日本，进入东京青山女子学院攻读英文，是中国最早一批留日女学生之一。
在日本，她加入了同盟会，担任过孙中山的英文秘书，与秋瑾、何香凝等革命女性往来密切，是当时留学圈里颇受瞩目的人物，被人冠以"爱革命者吴弱男"的称号。
章士钊和吴弱男的相识，是经由章太炎的撮合。
同盟会那边急着想把章士钊拉入会，章太炎便出主意，让对章士钊颇有好感的吴弱男出面去做说服工作。
吴弱男接受了任务，几次接触下来，章士钊拒绝加入同盟会的立场没有动摇分毫，两人却在反复往来中生出了感情。
章太炎事后苦笑，直叹这是一场"赔了夫人又折兵"的交易。
1908年，章士钊赴英国阿伯丁大学攻读政法，在那个苏格兰北部的小城里，他形容自己的处境是"载载孑立，形影相吊"，孤独异常。
1909年春，吴弱男抵达伦敦，同年4月，两人在伦敦正式成婚，随后一同迁居阿伯丁。
对章士钊来说，这桩婚事的价值是多层次的。
吴家的名望和人脉，把他切实地拉进了一个他原本无从进入的社会层级。
回国之后，他以吴家女婿的身份周旋于政界和文化圈的高层，一步一步站稳了脚跟。
吴弱男不是不清楚这其中的成分，但她只当是夫妻间理所当然的相扶。
1910年，两人的长子章可出生，此后陆续又有了次子章用、三子章因，三个孩子都是吴弱男所生。
那些年，两人从外面看是民国知识界里少见的一对——都有革命的底子，都接受过新式教育，都在各自的领域里建立了名声。
然而，那道裂缝，在章士钊名声渐起、地位渐稳之后，已经悄悄开始了。
【二】上海滩的一次宴席，埋下了整整十年的秘密
1914年，章士钊在东京与陈独秀等人创办《甲寅》月刊，倡革新、共和，反专制，影响一时。
这份杂志在全国各地广泛流传，连当时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的伟人，都是它忠实的读者。
1917年，章士钊应邀到北京大学担任教授，兼任图书馆馆长。
在任期间，他还推荐了李大钊、杨昌济相继到北大执教。
正是在他推荐下，恩师杨昌济来到了北大。
1917年至1919年间，章士钊以南北议和南方代表团成员的身份，频繁往来于南北之间，在上海的社交场合里愈发活跃，认识的人从学界名流到商界要员，从政界人物到江湖大佬，什么圈子都能进。
黄金荣，上海青帮三大亨之一，当时手眼通天，与各色人物皆有往来。
1919年，黄金荣在一次设宴的场合上，特意把奚翠贞引荐给了章士钊。
奚翠贞出身烟花之地，据说她是黄金荣的干女儿。
那年，章士钊已经将近四十岁，与吴弱男成婚整整十年。
这十年里，两人都在各自的轨道上奔走，感情早已从当初在日本街头互生好感的那种热度，慢慢沉淀成了一种相互尊重却日渐疏远的日常。
吴弱男照料孩子、维系家务，章士钊在外头周旋，两人真正在一起说话的时间越来越少。
奚翠贞带给他的感觉，与吴弱男完全不同。
她出身烟花之地，却见多识广，善于察言观色，知道怎样顺着对方的性子来，又不显得过分刻意，偶尔也有自己的主见——这种刚柔相济的劲儿，正好击中了章士钊彼时的某个空洞。
他动了心，却没有立刻把这件事闹到明面上。
他在上海另置了一处住所，把奚翠贞安置在那里，有空就去，行事低调，不张扬。
吴弱男在北京、上海两地辗转，忙着孩子，忙着自己的事，丈夫有时夜不归宿，她虽然疑惑，却没有往那个方向想——
她始终以为，他们两个都是新式教育出来的人，这种事不会落在自己身上。
这种状态，维持了将近五年。
1924年，章士钊仕途上的处境已经发生了变化。
他在段祺瑞政府担任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期间，因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中强力压制学潮，在知识界引发了强烈反弹，鲁迅多次在文章中点名批评他。
政界的风头不那么好了，他在公开场合的压力越来越大。
倒是私生活这边，他越来越觉得没必要再维持那道遮羞布。
他周围那些人，三妻四妾的比比皆是，没有人觉得有什么不对。
他觉得自己同样可以，甚至觉得给奚翠贞一个名分，是一件负责任的事。
于是，1924年，章士钊公开宣布与奚翠贞同住，要正式纳她为妾，不再掩饰，不再绕弯子。
消息到了吴弱男那里，是一记正面的重击。
【三】吴弱男这个名字，偏偏取在了一个最不"弱"的人身上
要读懂吴弱男在这件事上的选择，得先把她这个人看清楚。
"弱男"这个名字，按照那个年代起名的用意，大概是希望女儿文静些、温顺些，不要比男人更强势。
但这个名字从一开始就取错了对象。
吴弱男的一生，从14岁一个人去日本留学，到在革命圈子里凭真本事建立名声，到后来一个人带着三个孩子出走欧洲，每一个节点都在证明，"弱"这个字跟她毫不沾边。
她的父亲吴保初是"清末四公子"，家里打小就供她读新书、看外面的世界。
她比同时代绝大多数女性都更早明白：一个女人的尊严不需要靠忍耐来保全，也不需要靠身份来供养。
她和章士钊走在一起，看中的是他身上的才气和革命的底子，不是要给自己找一个依附。
婚后这些年，章士钊能在政界和文化圈站稳脚跟，吴家的名望和吴弱男的社会关系，都出了真实的力气。
她没有拿这件事来压制章士钊，只当是夫妻之间的相互扶持，从来没有记过账。
正因为如此，章士钊纳妾这件事，打在她身上的，就不只是背叛那么简单。
章士钊当时的想法，大概是觉得这个提议已经算是周全了：正室还是你的，你的地位没有动，我只是多了一个妾，这在那个年代算什么大事？
他身边那些名流朋友，哪个不是这么过来的？
但他看错了吴弱男是什么人。
吴弱男没有哭闹，没有以死相逼，没有扯住他的衣袖不放，这些事不是她的风格。
她找上门去，大吵了一架，把话说清楚，然后走了。
1929年，吴弱男正式与章士钊分居，携三子——长子章可、次子章用、三子章因——前往欧洲。
那年她42岁，章士钊48岁。
两人此后没有正式办理离婚手续，但实际上的婚姻关系，在她踏上那艘轮船的那一刻，已经彻底结束了。
在那个年代，一个有丈夫的女人，带着三个孩子主动分居出走，要承受的来自社会的压力，远比今天任何一次离婚都要沉重得多。
吴弱男承受了，没有犹豫。
吴弱男走了，章士钊这边的日子并没有因此停顿。
奚翠贞没有生育，两人在1936年收养了一个8个月大的女婴，取名章含之。
这个孩子的身世本身就是一段故事：她的生母谈雪卿是上海永安百货康克令钢笔柜台的售货员，生父陈度是陆军上将陈调元之子，是个有妇之夫。
两家都不认这个孩子，官司打到最后，无人肯接手，章士钊正好代理着这桩案子，最终把孩子带回了家，安置在奚翠贞名下。
1941年，已经60岁的章士钊，在杜月笙的引荐下，又认识了26岁的京剧演员殷德珍——程砚秋的入室弟子，擅演《三娘教子》，在梨园界颇有名气。
章士钊纳她为三夫人。
奚翠贞从此渐渐受到冷落，章士钊另置了住所与殷德珍同住。
一个男人，原配被逼离去，二房渐渐边缘，三房年轻貌美，进进出出的都是上海滩有头有脸的人物。
这样的日子，在那个年代的文人政客当中，并不罕见。
然而，这个男人的故事，并没有就此进入平稳的晚年。
1949年，局势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68岁的章士钊以南京方面代表的身份赴北平参与和谈，随后做出了留在新中国的选择，参加了开国大典。
同年11月，他把奚翠贞和14岁的章含之从上海接到了北京。
殷德珍，则留在了香港。
1959年，周恩来代表国家，将一套位于史家胡同东城区的四合院送给了章家，这便是后来广为人知的史家胡同51号院。
那是一座三进院落改成的宽敞四合院，广亮大门，青砖灰瓦，院子里种着树。
章士钊搬进去之后，把院落内部重新安排，让进出都有了层次感。
这是他在北京定居之后，真正意义上属于自己的落脚地。
奚翠贞住在这里，在北京度过了生命中最后的一段岁月。
1969年前后，她在北京病逝。
然而奚翠贞离世之前，北京的局势已经越来越不平静——一场波及整个城市的风暴，正在逼近史家胡同51号。
章士钊彼时已是85岁的老人。
他的书房里，存放着数十年积累的典籍文稿，其中包括他正在全力整理的一部百余万字的大著《柳文指要》——
那是他晚年心血所系，整整花了数十年功夫的学术结晶，写了改，改了写，此时仍未最终完稿。
1966年8月29日夜，一群人砸开了史家胡同51号的院门，闯了进来。
他们在宅子里逐间翻查，书架上的典籍被扫落在地，文稿被随手抓取，多年珍藏的文物器物被砸坏，房间里被翻了个底朝天。
章士钊站在院子里，年迈的身体已经不允许他做任何有效的阻拦，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在眼前发生。
天亮之后，章士钊在家人的搀扶下，颤抖着手，提起了笔。
他写了一封信给伟人，陈述了昨夜发生的事情，最后恳请对方能够在可能的范围内稍加转圜，措辞平静，没有怨怼，只是如实陈述。
写完之后，信被送了出去。
没有人知道这封信能不能被看到。
那段时间，太多的信件石沉大海，太多的求助无人应答，太多的人在等待一个永远不会来的回音。
然而，就在那封信送达的当天，伟人看完之后，提笔在信上批下了一行字——
而当这行字被转递出去，产生的连锁反应，不仅改变了章士钊接下来的处境，更直接催生了一份名单，名单上的那些人，都因为这几个字，走向了完全不同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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