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TV包厢里灯光乱闪，屏幕上放着不知道哪个年代的粤语歌。
没人唱。
茶几上摆着两瓶打开的黑桃A，果盘基本没动，骰子散了一桌。沙发上坐着五个人，三个在刷手机，两个在小声聊天。气氛说不上冷场，但也绝对算不上热。
我叫陈默，二十六岁，在这座二线城市开了家不大的贸易公司。今晚这局是我组的，请的是刚从美国来的客户——比尔·汤普森。说是客户，其实更像朋友的朋友。他做户外用品进出口，身家大概三四千万美金，放在美国中西部那地方算号人物，放到中国来，大概也就是个中等偏上的水平。
比尔坐在沙发正中间，一米八五的个子，红脸膛，啤酒肚把Polo衫撑得有点紧。他手里攥着瓶科罗娜，眼睛盯着手机屏幕，眉头皱着。
“怎么了？”我凑过去问。
他把手机递给我看。屏幕上是他老婆刚发的短信，翻译过来大概是：孩子们想你了，你什么时候回来？
“才第三天。”我说。
比尔苦笑一下，灌了口啤酒。“感觉像过了三周。”
这话我当时没太当回事。我以为他就是想家了，或者时差没倒过来。后来我才知道，他是真的难熬。
事情得从他落地那天说起。
比尔是周三下午到的，航班延误了四十分钟。我开我那辆宝马5系去接他，车是去年提的，贷款还没还完。到了机场到达厅，我举着个打印出来的接机牌，上面写着“Bill Thompson”，还画了个笑脸。
比尔推着行李车出来，看见牌子就笑了，走过来跟我握手。他的手很大，握力也大，捏得我指骨有点疼。
“欢迎来到中国。”我说。
“谢谢，陈。终于见面了。”他的中文基本为零，全程英文交流。
我帮他推行李车往停车场走。路过到达厅出口那排栏杆外面的时候，站着一堆接机的人，举着各种牌子，有些还捧着花。有个穿西装的中年男人举的牌子写着某上市公司CEO的名字，旁边站着两个助理模样的人。还有个年轻姑娘捧着束玫瑰，踮着脚往里张望。
比尔看了一眼那些人，又看了看我手里那张A4纸打印的牌子，没说什么。
但我注意到他嘴角动了一下。
到了停车场，我把他的行李箱往后备箱塞。箱子是Rimowa的，铝镁合金那款，看着挺唬人，拎起来倒不算重。我的后备箱里乱七八糟的，有两箱没拆封的样品、一把折叠伞、半箱矿泉水，还有一双我上周打球忘了拿出来的球鞋。
我把东西往旁边扒拉，腾出空间塞箱子。比尔站在旁边看着，表情有点微妙。
“你这车空间不错。”他说。这话听着像夸奖，但语气里有点别的意思。
我没接茬，关上后备箱，招呼他上车。
车子驶出停车场，上了机场高速。比尔坐在副驾驶，先是夸了句座椅舒服，然后就开始往窗外看。八月的下午，阳光很烈，高速两边的绿化带灰扑扑的，远处是成片的楼盘，密密麻麻的高层住宅，有些还没封顶，塔吊在空中转着。
“这些楼都是住宅？”他问。
“大部分是。”
“住多少人？”
“一个小区大概几千户吧。”
他沉默了一会儿，盯着那些楼看。车窗外的景象跟他生活的地方完全不同。他住在俄亥俄州的一个小镇上，人口不到两万，每家每户都是独栋房子带草坪那种。
车子进了市区，路况开始变差。三条车道挤了五排车，摩托车和电动车在车缝里钻来钻去，公交车变道不打灯，出租车司机按着喇叭往前拱。我习惯了，没什么感觉，但比尔明显紧张起来，右手抓着车门上方的扶手，身子往前倾。
“这交通……”他没说完。
“高峰期，正常。”我说。
一辆电动车突然从我右边蹿出来，差点蹭到后视镜。我下意识踩了脚刹车，嘴里骂了句脏话。比尔吓了一跳，转头看我。
“没事，”我说，“这种人天天有。”
他没再说话，但手一直没从扶手上放下来。
到酒店是下午四点半。我给他订的是市中心的喜来登，行政楼层，一千二一晚。说实话这个价位对我来说有点肉疼，但我觉得人家大老远来，得住得体面点。
前台办入住的时候出了个小插曲。
比尔的护照信息跟预订信息对不上，系统里查不到他的订单。前台小姑娘挺客气，让我稍等，她打电话确认。我等了五分钟，又等了五分钟，比尔站在旁边，行李箱立在脚边，脸上开始有点不耐烦。
“有问题？”他问我。
“系统出了点状况，很快就好。”
又等了七八分钟，前台挂了电话，说查到了，是预订部把名字拼错了，Thompson拼成了Thomson，少了个p。
“抱歉，是我们的失误。”小姑娘态度很好，还主动给升级了套房。
我松了口气，转头跟比尔解释了一下。他耸耸肩，说了句“OK”，但那语气里带着点“果然如此”的味道。
我帮他拎行李上楼。房间不错，落地窗对着江景，能看到对岸的CBD楼群。比尔站在窗前往外看了一会儿，点了点头。
“这城市比我想象的大。”他说。
“常住人口八百多万。”
他转过身来，看着我说了句：“我那个镇子，还没有你们一个小区人多。”
这话听着像是自嘲，但我总觉得他话里有话。好像是在说，你们这里人太多了，多到让人不舒服。
我没多想，跟他说晚上我组了个局，给他接风，让他先休息一下，七点半我来接他。
晚上七点半，我准时到酒店大堂。比尔换了身衣服，深蓝色的休闲西装外套，里面是件白T恤，下身卡其裤，看着挺精神。但他脚上穿了双皮鞋，擦得锃亮的那种。
我看了一眼他的鞋，没说什么。
到了KTV门口，比尔的表情就变了。KTV在一栋商业综合体的五楼，电梯门一开就是震耳欲聋的音乐声，走廊里的灯光是紫红色的，墙上贴着各种金色浮雕装饰，风格怎么说呢，就是那种“生怕你觉得我不够豪华”的装修风格。
前台接待的小姑娘穿着旗袍，领着我们往包厢走。走廊两边都是包厢门，有的门没关严，能听见里面传出来的歌声，有唱《朋友》的，有唱《后来》的，还有个包厢在唱《向天再借五百年》，吼得声嘶力竭。
比尔一路走一路看，表情介于困惑和震惊之间。
进了包厢，我那几个朋友已经到了。李超，我大学同学，做建材生意的，能喝能侃。赵峰，我公司合伙人，戴眼镜，话不多，但句句到位。还有周磊和他女朋友小雅，周磊开健身房，小雅是做医美的。
我给他们互相介绍了一下。比尔跟大家握手，用英文说“很高兴认识你们”。李超英文不行，只会说“Hello”和“Cheers”，赵峰能说几句，周磊和小雅基本靠比划。
气氛从一开始就有点尴尬。
语言不通是个大问题。比尔坐在那里，大家想跟他聊天，但说不了两句就卡壳了。李超试着用翻译软件，对着手机说一句中文，翻译成英文给比尔看，比尔看完说一句英文，再翻译成中文给大家看。来回几轮之后，大家都累了。
后来索性就不怎么聊了。李超点了首歌，开始唱《海阔天空》，粤语的，唱得还行。比尔听着，礼貌性地鼓掌。赵峰开了瓶黑桃A，给大家倒上，举杯碰了一下。
比尔喝了一口香槟，表情有点微妙。他可能不太习惯这种甜腻的口感。
然后气氛就慢慢凉下来了。大家开始各自刷手机，偶尔聊两句，但整体上是一种“不知道该干什么”的状态。
比尔坐在那里，手里攥着啤酒瓶，偶尔看看屏幕上的MV，偶尔看看手机。我坐在他旁边，试图找话题，但聊了几句天气、食物、时差之后，也没什么可聊的了。
我注意到他看了好几次手表。
九点半的时候，比尔凑过来跟我说：“陈，我有点累了，时差还没倒过来。”
我明白他的意思。跟大家说了一声，局就散了。两瓶黑桃A加起来三千多，加上包厢费和果盘，总共五千出头。我刷的卡，心里疼了一下。
送比尔回酒店的路上，他在车里沉默了好一会儿，然后说了句：“你们的娱乐方式……很有意思。”
“有意思”这个词他用得很微妙。我知道他不是在夸。
“可能跟你习惯的不太一样。”我说。
“在美国，我们聚会一般是烧烤、啤酒、聊天，或者看球赛。”他说，“这里好像……更正式一些？”
我不知道怎么跟他解释KTV文化，索性没解释。
第二天，我安排带他去看工厂。
我们公司做的是一些小家电配件出口，工厂在郊区，开车四十分钟。比尔这次来，名义上是考察供应链，实际上他手里的订单量并不大，一年大概五六十万美金的采购额。对我来说，这是个不大不小的客户，值得维护，但也不至于当爷爷供着。
工厂不大，两栋厂房，一百多个工人。我带比尔在车间里转了一圈，给他看生产线、质检流程、库存情况。他看得很仔细，问了些专业问题，比如不良品率、交货周期、原材料来源。我一一回答了，他对我的回答还算满意，点了好几次头。
从车间出来，他要去洗手间。我带他去办公楼一楼的卫生间。推开门，他愣住了。
那是那种老式的蹲厕，瓷砖地面有点湿，空气里有股消毒水和别的味道混合的气息。比尔站在门口，往里看了看，转头问我：“没有坐式的吗？”
“办公楼这边只有这种，”我说，“车间那边有坐式的，但要走一段路。”
他犹豫了两秒钟，说了句“算了”，还是进去了。
出来之后他的表情不太好。没说什么，但我能看出来他不太舒服。
中午在工厂食堂吃的饭。我本来想带他去外面的餐厅，但他主动说想在食堂吃，说想看看工人的伙食。食堂不大，摆了十几张长条桌，工人分批吃饭，穿着工装，端着不锈钢餐盘排队打饭。
我们跟工人一起排队。比尔站在队伍里，一米八五的个子，红脸膛，在一群中国工人中间格外显眼。工人们都看他，目光里有好奇，也有点别的意思。有个年轻女工从他身边经过，捂着嘴笑了一下，跟旁边的同伴小声说了句什么。
比尔感觉到了那些目光。他不太自在地整了整衣服。
打完饭坐下来吃。三菜一汤，红烧肉、炒青菜、番茄炒蛋，味道还行，但卖相一般，餐具是那种磕了边的不锈钢盘子。比尔用筷子夹菜，动作很笨拙，夹了三次才夹起一块红烧肉。旁边的工人有人往这边看，他更紧张了，后来索性用勺子吃。
吃了一小半，他放下了筷子。
“饱了？”我问。
“嗯，味道不错。”他说，但盘子里的菜还剩大半。
下午回市区的路上，比尔忽然问我：“陈，你们这里的工人，一个月挣多少钱？”
我说了个数字。
他沉默了一会儿。“比我想象的低。”
“生活成本也低。”我说。
他没接话，转头看着窗外。车子经过一片城中村，低矮的自建房密密麻麻挤在一起，电线像蜘蛛网一样挂在头顶，巷子口坐着几个老人，旁边堆着回收的废品。
比尔盯着那片区域看了很久。
那天晚上我没再安排活动，让他在酒店休息。我自己也累了，回家倒头就睡。
第三天，事情开始变得不太对劲。
上午我带他去逛了趟市中心的商业街。他想给老婆孩子买点礼物，问我哪里合适。我带他去了本地最大的商场，七层楼，从奢侈品到快时尚都有。
比尔在一楼看了眼Gucci和LV的橱窗，没进去。倒不是买不起，他跟我说过，他年收入大概八十万美金左右，买几件奢侈品完全没问题。但他说了句：“这些东西在美国也能买，我想看点不一样的。”
我带他上了四楼，那层卖的是本地特产和手工艺品。他在一家卖茶具的店里转了快半小时，看中了一套紫砂壶，标价两千八。老板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头，穿着中式对襟衫，说话慢悠悠的，一看就是那种做了几十年生意的老江湖。
“这是宜兴的料，手工做的，”老板说，“你看看这个做工，这个泥料，市面上你找不到第二把一样的。”
翻译给比尔听，他拿起壶仔细看了看，点了点头。
“多少钱？”他用英文问我。
“两千八。”
他换算了一下，大概四百美金不到。他觉得还行，准备掏钱。
这时候老板又开口了：“这位外国朋友要是真喜欢，我可以给个实价，两千五。”
我翻译给比尔听，他挺高兴，觉得老板挺实在。
然后老板又说了一句话，让我有点尴尬。
“你们美国人有钱，不在乎这三百两百的吧？”老板笑着说，语气像是开玩笑，但那种“你们美国人”的说法让我不太舒服。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翻译给比尔听了。比尔的脸色变了变，把已经掏出来的钱包又合上了。
“告诉他，我在乎。”比尔说。
我愣了一下，还是照实翻译了。老板的笑容僵了一下，然后哈哈笑了两声，说开玩笑的开玩笑的，两千四拿走。
比尔没再说什么，付了钱，拿了壶，转身出了店。
走在商场走廊里，他忽然停下来，对我说：“那个老板，他以为我是冤大头。”
“他可能就是随口一说。”我试图打圆场。
“不是随口，”比尔摇头，“他看我的眼神，就像看一只会走路的钱包。”
我没法反驳。因为我知道他说的是对的。
中午吃饭，去的是一家本地挺有名的中餐厅，我提前订了包间。菜点了一桌，八菜一汤，有鲍鱼有龙虾，规格不低。我想着前两天安排得不太到位，今天得好好招待一下。
比尔看着满桌子菜，说了句：“太多了，我们两个人吃不完。”
“没事，尝尝味道。”
他每样菜都尝了一点，吃得很慢。他用筷子已经比前一天熟练了一些，但还是不太利索。夹一块滑溜的海参，夹了四次都没夹起来，最后我用公筷帮他夹到了碗里。
他道了声谢，但表情有点沮丧。
吃到一半，他放下筷子，看着我说：“陈，你不需要这样。”
“什么意思？”
“这些，”他指了指桌上的菜，“你不需要花这么多钱来招待我。我知道你们中国人好客，但我不是那种需要被隆重接待的人。我在美国就是个普通人，做点小生意，周末自己割草坪，冬天自己铲雪。”
我有点不知道说什么。
“你花了多少钱在这个饭上？”他问。
“没多少。”我没说具体数字。
他看着我，那种眼神不是生气，更像是一种疲惫的无奈。
“陈，我们是合作伙伴，不是国王和随从。你不需要向我证明什么。”
这句话戳到了某个地方。
我沉默了几秒钟，然后说了句：“这是我们这边的习惯。”
“我知道，”他说，“但我不习惯。”
那顿饭的后半段气氛变得有点微妙。比尔还是把每道菜都尝了，夸了味道，但我能感觉到他心里有事。
吃完饭出来，他站在餐厅门口，看着街对面的一排店铺。有家奶茶店排着长队，全是年轻人。旁边是家手机维修店，再旁边是家卖炸鸡的小窗口。
“我想自己逛逛，”他说，“你不用一直陪着我。”
“你语言不通，不方便。”
“我可以比划，”他说，“我想试试。”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答应了。我跟他说有事随时打我电话，然后开车回了公司。
那天下午，比尔一个人在这座城市里逛了三个小时。
后来他跟我讲了那三个小时的经历。
他先是去了一家超市，想买瓶水。货架上几十种品牌的矿泉水，他一个都不认识，随便拿了一瓶去结账。收银员是个年轻姑娘，扫了码，说了句“五块”。比尔没听懂，掏出一把人民币，有十块的二十块的五十块的，他分不太清楚，索性把几张钞票都摊在柜台上让收银员自己拿。
后面的顾客开始不耐烦了。有个大妈嘟囔了句什么，语气不太友好。收银员从他手里抽了一张二十的，找了他十五块。他拿着一把零钱站在柜台旁边，一张一张地辨认面额，后面的人绕过他去结账，有人看了他一眼，那种眼神让他觉得自己像个傻子。
从超市出来，他在路边看到一个卖煎饼果子的小摊。他看过YouTube上关于中国街头小吃的视频，一直想试试。他走过去，指了指煎饼，又指了指鸡蛋，伸出两根手指，意思是加两个蛋。
摊主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嗓门很大，问他：“加肠不？加辣不？”
比尔听不懂，只能摇头又点头。摊主不耐烦了，大声又问了一遍，周围有人往这边看。比尔的脸涨红了，最后掏出五十块钱放在摊位上，用手指了指煎饼，又指了指自己，意思是“我就买这个，你看着办吧”。
摊主收了钱，给他做了个豪华版煎饼果子，加了肠加了蛋加了辣，还找了他二十多块。比尔拿着煎饼果子站在路边吃，辣得直吸气，但他说那是他那天最开心的一刻。
吃完煎饼果子，他想找个地方坐坐。看到一家咖啡店，走进去，想点一杯美式咖啡。店员问他：“大杯中杯小杯？热的冰的？加不加糖？要不要奶油？”
比尔一个字都没听懂。他站在柜台前，后面排着五六个人，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他身上。那种被注视的感觉让他后背发紧。最后他指了指菜单上最像美式咖啡的那个图片，又比了个“大”的手势。
店员又问：“堂食还是打包？”
比尔彻底崩溃了。他说了句“Sorry”，转身走出了咖啡店。
他在酒店房间里跟我讲这些的时候，语气不是愤怒，而是一种深深的挫败感。
“陈，我在美国也算是个体面人，”他说，“商会副会长，扶轮社成员，镇上的人见了我都会打招呼。但在这里，我连一杯咖啡都买不了。”
我不知道怎么安慰他。
“这不是你们的问题，”他说，“是我的问题。我不属于这里。”
那天晚上，我本来安排了去一家私房菜馆吃饭，但比尔说他想在酒店吃自助餐。我们在酒店自助餐厅吃的晚饭，他吃了三盘沙拉和两个汉堡，喝了两瓶啤酒。他说那是他来中国之后吃得最舒服的一顿饭。
吃完饭，我们坐在酒店大堂吧聊天。比尔跟我讲了他的生意、他的家庭、他那个小镇上的生活。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十二岁一个九岁，都打棒球。他老婆是高中老师，教英语文学。他家房子是二十年前买的，贷款已经还完了，后院有个游泳池，夏天的时候孩子们能在里面泡一整天。
“听起来挺好的。”我说。
“是挺好的，”他说，“但也很普通。我的生活就是那种最普通的美国中产生活，没什么特别的。”
他喝了口啤酒，接着说：“我这次来中国，本来是想拓展一下业务，看看有没有新的机会。但我发现我可能不太适合这里。”
“为什么这么说？”
他想了想，说：“你们这里的一切都太快了，太大了，太满了。街上全是人，到处都是车，楼高得看不到顶。每个人都忙忙碌碌的，好像都在赶着去做什么重要的事。我在我们镇上，去趟超市都能碰到五六个熟人，停下来聊几句。在这里，我走了三个小时，没有一个人认识我，也没有一个人在乎我是谁。”
他停顿了一下，又说：“而且你们对我太好了，好到让我不舒服。”
“对你好也不行？”我笑了。
“不是那种好，”他摇头，“你们的好，像是在完成一项任务。请最贵的饭，开最好的酒，安排最豪华的包厢。但我不需要那些。我需要的是平等的、舒服的相处。就像你在美国来我家，我会请你吃烧烤、喝啤酒，我们坐在后院聊天，孩子们在旁边玩。那种好，是朋友之间的好。你们的好，像是在接待一位来视察的领导。”
他说得很认真，我也听得很认真。
他说的是实话。
我回想这几天的安排，确实每一件事都在“用力过猛”。KTV订最好的包厢，餐厅点最贵的菜，工厂参观那天还特意让车间主任提前搞了卫生。我做这些的时候甚至没多想，好像招待外国客户就该是这个规格，就该让他看到我们最体面、最热情的一面。
但恰恰是这种“体面”和“热情”，让他感到了距离。
“在美国，生意就是生意，”比尔说，“你给我好产品、好价格、好服务，我就跟你合作。你不需要请我喝三千块一瓶的酒。那笔钱你加到报价里，最后还是我买单。”
这句话让我有点脸红。
他说得没错。那两瓶黑桃A的钱，那顿龙虾鲍鱼的钱，那个行政套房的钱，最后都会变成成本，摊到报价里。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个道理谁都懂。
但问题是，如果我不做这些，别的供应商会做。如果我不请客户去KTV、不点好酒好菜、不安排豪华酒店，客户会觉得我不够重视他，觉得我“不懂规矩”，然后订单就跑到别人那里去了。
这就是个死循环。
我没跟比尔说这些。说了他也理解不了。他生活在一个不同的商业文化里，那里的规则是另一套。
第四天，我带他去见了我的一个供应商。
供应商姓王，四十出头，开了家注塑厂，规模比我那工厂还小一点。老王这个人实在，做事情靠谱，但不太会来事。他穿着件皱巴巴的工装衬衫就来见客了，车间里机油味还没散干净。
比尔反而很欣赏老王。他们在车间里聊了快一个小时，聊模具设计、聊材料配方、聊品控流程。老王英文不行，我全程翻译，但两个人的专业水平都在线，沟通起来反而比之前那些饭局顺畅得多。
从老王厂里出来，比尔跟我说：“这个人不错，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王厂长技术出身，做了二十多年了。”我说。
“我能感觉到，”比尔点头，“他不跟我废话，不跟我吹牛，就跟我聊技术聊产品。我喜欢这样的人。”
那天中午，老王请我们在厂门口的小饭馆吃的饭。四菜一汤，家常口味，总共花了一百多块钱。比尔吃得很香，干掉两碗米饭，还学会了用筷子夹花生米。
吃完饭，老王递了根烟给比尔。比尔不抽烟，但接了，夹在耳朵上，学着老王的样子。两个语言不通的中年男人，坐在小饭馆门口，一个夹着烟一个夹着烟屁股，晒着太阳，看着街上人来人往。
比尔后来说，那是他来中国之后最舒服的一个下午。
但舒服的时光没持续多久。
第五天，问题来了。
比尔想去看一下本地的批发市场，说想了解了解终端渠道。我带他去了城北的小商品批发市场，那地方我平时进货也去，乱是乱了点，但东西全，价格也透明。
市场是一栋四层的大楼，每层几百个摊位，卖什么的都有。服装、箱包、电子产品、日用百货、玩具、文具，密密麻麻的档口挤在一起，过道窄得两个人侧身才能通过。喇叭声、讨价还价声、拉货的推车轮子声混在一起，空气里混着塑料味、皮革味和盒饭味。
比尔一进门就被震住了。他站在入口处，看着眼前这片嘈杂的海洋，表情像是被什么东西迎面撞了一下。
“这个地方每天都是这样？”他问我。
“差不多。”
我们往里走。比尔对什么都好奇，一会儿拿起一个手机壳看，一会儿摸一摸挂着的围巾。摊主们看到外国人，反应各不相同。有的热情招呼，用仅会的几个英文单词报价，“Hello！Cheap！Good！”有的不太友好，看他拿起东西就紧盯着，生怕他弄坏或者偷走。还有的干脆无视他，继续刷手机。
走到二楼一个卖箱包的档口，比尔看中了一个双肩包，想给他儿子买。他拿起来看了看做工，问了句：“多少钱？”
摊主是个三十来岁的女人，染着黄头发，涂着红指甲。她看了比尔一眼，报了个价：“三百八。”
我翻译给比尔听。他换算了一下，大概五十多美金，觉得还行，准备掏钱。
这时候旁边一个顾客也拿起同款包，摊主对那个人说：“一百二。”
声音不大，但我听见了，比尔虽然听不懂中文，但他注意到了摊主对两个顾客报了不同的价格，而且那个顾客拿起来又放下了，显然价格差距很大。
比尔问我：“她刚才对那个人说了什么？”
我犹豫了一秒，还是照实说了：“她对那个顾客报价一百二。”
比尔的脸沉了下来。他把包放回货架上，看着摊主，用英文说：“你为什么给我报三倍的价格？”
摊主听不懂，但感觉到了他的不高兴，用中文跟我说：“老外嘛，有钱，多报点正常。”
我没翻译这句话。但比尔盯着我，问：“她说什么？”
“她说给你报的价格包含了一些额外的成本。”我编了个说法。
比尔不信。他虽然不是中国人，但他不傻。他看了看我，又看了看摊主，转身走了。
我跟上去。他走得很快，穿过拥挤的过道，肩膀撞到了好几个人，也没停下来道歉。他一直走到市场外面的广场上才停下来，转过身看着我。
“她以为我是傻子，对不对？”他的脸涨得通红，“因为我是外国人，所以她觉得可以骗我。”
我没说话。
“那个卖茶具的也是，这个卖包的也是，在他们眼里，我就是一张会走路的美元钞票。”
他深吸了一口气，声音低下来：“陈，我受够了。”
那天晚上他又在酒店吃的自助餐。我没陪他，我需要回家喘口气。
我老婆看出我情绪不对，问我怎么了。我把这几天的事大概说了说。她听完，说了句让我印象很深的话：“你们男人做生意，非要把自己搞得那么累吗？”
我没回答。
她说：“人家老外要的就是简简单单做生意，你非得给他整出接待国宾的排场来。你累，人家也累。”
“我不整这些，别人会整。”我说。
“别人整是别人的事，”她说，“你把自己做好就行了。产品好、价格好、信用好，比请十顿龙虾都管用。”
道理我都懂。但真做起生意来，道理往往要让位给“规矩”。
第六天，比尔跟我说他想提前回去。
原定是九天的行程，他要提前两天走。我说行，帮他改了机票。
最后一天，我没再安排任何商务活动。我问他有没有什么想去的地方，他说他想看看普通中国人是怎么生活的。
我开车带他去了我小时候住的那片老城区。那片还没拆迁，房子是八九十年代建的，五六层的红砖楼，外墙斑驳，楼道里堆着杂物，楼下的电线杆上贴着各种小广告。街边开着各种小店，卖菜卖肉卖水果的，修鞋修伞配钥匙的，还有那种老式理发店，门口转着红白蓝的灯箱。
比尔走得很慢，看得很仔细。他在一家卖馒头的小店门口站了很久，看老板从蒸笼里往外捡白胖胖的馒头，热气腾腾的。老板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头，围着发黄的围裙，手上全是面粉。他注意到比尔在看他，抬头笑了一下，露出缺了一颗的门牙。
比尔也笑了。那是他这几天来最自然的一个笑容。
中午我们在路边一家面馆吃的牛肉面。十二块钱一碗，面是手擀的，汤上漂着红油和香菜。比尔用筷子已经用得不错了，呼噜呼噜吃完一碗，额头上全是汗。
“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一顿饭。”他说。
我知道他在夸张，但我明白他的意思。
吃完面，我们在老城区的小巷子里转。巷子很窄，两边是住户，门口晾着衣服，摆着花盆，有的门口放着藤椅，老人坐在上面打盹。有只橘猫趴在墙头上晒太阳，比尔走过去想摸，猫看了他一眼，跳下墙头跑了。
他笑了。“连猫都不给我面子。”
这句话把我逗乐了。他也乐了。我们俩站在那条巷子里笑了好一会儿，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好笑，但就是觉得好笑。
笑完了，比尔说了句话：“陈，其实我很羡慕你们。”
“羡慕什么？”
“你们这里有人味儿，”他说，“街上有人，巷子里有人，门口坐着老人，小孩子在路边玩。在我住的那个地方，街上基本看不到人，大家都在房子里，在车里，在后院里。你去趟超市，除了收银员，你可能跟任何人都说不上话。”
他顿了顿，又说：“但你们这里的问题是人太多了。多到每个人都不把别人当回事。你走在街上，没有人看你，也没有人不看你，你就是人群里的一个影子。你在美国小镇上，你是比尔·汤普森，大家都认识你，你走到哪里都有人跟你打招呼。在这里，你什么都不是。”
他说得很平静，没有抱怨的意思，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
“所以你觉得没面子？”我问。
他想了想，说：“不是没面子。是没人给我面子，也没人不给我面子。面子这个东西在这里好像不存在，或者说它存在的方式跟我想的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
“在美国，面子是你自己挣的。你诚实、你努力、你对别人好，别人就尊重你，这就是你的面子。在这里，面子好像是别人给的，而且给的方式很奇怪——请贵的饭、开贵的酒、说好听的话，这些就是给面子。但如果你不懂这些规则，你就没有面子。”
他看着我，说：“我不懂你们的规则。所以我在这里一点面子都没有。”
我没接话。
他说的是对的。
那天下午我送他去机场。路上他没怎么说话，一直看着窗外。车子经过那座跨江大桥的时候，他看着江面上的货船，说了句：“这条江很漂亮。”
“长江。”
“我知道，”他说，“我在地图上看过无数次了。”
到了机场，我帮他办完值机，送他到安检口。他跟我握手，这次握得没那么用力。
“谢谢你，陈。你是个好人。”
“我也是个冤大头。”我自嘲了一句。
他笑了，拍了拍我的肩膀。“那些酒和那些菜，下次别点了。省下来的钱，给你的工人加个餐。”
“行。”
他转身往安检口走。走了几步又回过头来，说：“明年春天，你来美国，我请你吃烧烤。我亲手烤。”
“一定。”
他挥了挥手，走进了安检口。
我站在外面看着他走远，那个红脸膛的高个子消失在人群里。
我掏出手机，给老王发了条微信：“那个美国客户说你的产品质量不错，回头我发个详细的需求清单给你。”
老王秒回：“好的陈总，随时联系。”
我站在机场出发厅的大门口，外面是八月的太阳，热浪滚滚。停车场方向传来此起彼伏的喇叭声，不知道又是谁在抢车位。
我忽然想起比尔说的那句话——“你们这里的一切都太快了，太大了，太满了。”
他说得对。
我打开车门，发动引擎，汇入了离开机场的车流。后视镜里，航站楼越来越小，一架飞机从头顶掠过，爬升，钻进云层，看不见了。
比尔回去了。
我还在这个太快、太大、太满的城市里，继续过我太快、太大、太满的生活。
回到公司是下午四点。李超在办公室等我，翘着二郎腿刷手机。看我进来，他把手机放下，问：“送走了？”
“送走了。”
“怎么样，这单有戏吗？”
“有戏，”我坐下来，拿起桌上的水杯灌了一口，“但不是因为我请他喝了黑桃A。”
李超挑了下眉毛。“那是因为什么？”
“因为老王的模具做得比别人好，价格还低七个点。”
李超愣了一下，然后笑了。“所以那些酒白开了？”
“也不算白开。”我想了想，说，“至少让我想明白一件事。”
“什么事？”
“面子这东西，不是靠花钱买来的。”
李超没听懂，我也没解释。
那天晚上我没加班，六点就回家了。老婆做了三个菜，一个番茄炒蛋、一个清炒西兰花、一个红烧排骨。我和她面对面坐着吃饭，电视开着，放着不知道什么综艺节目，嘻嘻哈哈的。
我吃了两碗饭。
老婆看着我，说：“你今天胃口不错。”
“嗯。”
“那个老外走了？”
“走了。”
“你好像松了口气。”
我想了想，确实是松了口气。
“以后这种客户，能不能别这么伺候了？”她问。
“尽量。”
她没再说什么，给我碗里夹了块排骨。
吃完饭我洗碗。站在厨房水槽前，热水冲着盘子上的油渍，我脑子里忽然冒出比尔在面馆里吃牛肉面的样子。他呼噜呼噜吃完一碗面，额头上全是汗，抬头跟我说那是他吃过最好吃的一顿饭。
十二块钱一碗的牛肉面。
比三千块的黑桃A好使。
我把最后一个盘子放进沥水架，擦了擦手。
手机响了，是赵峰发来的微信：“陈总，下周有个深圳来的客户，要不要组个局？”
我看着这条消息，打了几个字，删了，又打了几个字，又删了。
最后我回了一句：“先看看他产品需求再说。”
赵峰回了个“OK”的表情包。
我把手机揣回兜里，走到阳台上。楼下是小区的花园，几个小孩在跑着玩，老人在健身器材那儿活动腿脚。对面楼的窗户亮着一排排灯，有人在炒菜，有人在看电视，有人在阳台上晾衣服。
这座城市里有八百万人。
八百万人里，没几个人认识我。
但我知道我是谁。
这就够了。
一周后，比尔给我发了封邮件。
邮件里说他已经回到俄亥俄了，孩子们很高兴，老婆做了他最爱吃的烤肋排。他说他把我发给他的样品给几个下游客户看了，反馈不错，有一家想先试个小单，大概两万美金左右。
邮件最后写了一句话：
“下次来中国，别订KTV了。带我去吃那个十二块钱的面。”
我盯着屏幕笑了好一会儿。
然后我回了邮件：“Deal。但这次你请客。”
他秒回：“Deal。”
我把邮件关了，靠在椅背上，看着窗外灰蒙蒙的天空。
这座城市还是太快、太大、太满。
但好像也没那么糟糕。
至少那碗面是真实的。
那个下午在老巷子里晒太阳的橘猫是真实的。
老王穿着皱巴巴工装衬衫聊技术的那个上午是真实的。
比尔站在馒头店门口对着缺牙老头笑的那个瞬间是真实的。
这些真实的东西不需要面子来装点。
它们本身就够分量了。
我拿起手机，给老王打了个电话。
“王厂长，美国那边有个试单，量不大，但做好了后面有得做。”
老王在电话那头说：“行，我亲自盯。”
“还有件事，”我说，“下次有客户来，你别换衬衫了，就穿你那件工装。”
老王愣了一下。“那不太好吧？”
“挺好的，”我说，“人家就喜欢那样的。”
老王嘿嘿笑了两声，说行。
挂了电话，我打开电脑，开始做报价单。产品规格、单价、交期、付款方式，一项一项列清楚。没有虚高的价格，没有隐含的回扣，没有“招待费”摊进去的成本。
干干净净的一张报价单。
我点了发送键，邮件飞向大洋彼岸。
窗外，又一架飞机掠过天空。
这座城市还是那么大，人还是那么多。
但我觉得，好像没那么喘不过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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