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金州大关家屯的那棵树下，我忽然觉得，人与树之间，原是可以彼此映照的。
阳光推开七月的门，我再次见到了那棵树。
105岁了——我们党，今年整整105岁了。而关向应故居前这棵树，比党还要年长，它站在这里，送走了120多个春秋。它见过晚清的辫子，听过民国的枪声，见过日寇的铁蹄，见过新中国的红旗从金州城头升起来……它见过那个栽它的孩子，从这扇门里走出去，再也没能回来。这些念头在脑子里转着，搅着一股温热的东西从胸腔里往上涌，涌到眼眶，又被我使劲儿压了回去。
这棵树叫中国槐。其实它还有个更朴素的名字，就叫国槐。在许许多多乔木当中，它是极少被冠以国名的。它不挑拣水土，石头缝里能扎根，盐碱地上能活命，北方的朔风刮不折它，南方的暴雨浇不垮它。它长得慢，慢得像一个不肯草率落笔的书法家，每一笔都要斟酌再三，每一划都要力透纸背。木质硬实得钉子都钉不进去，古时候做车轮、造船梁，都爱用它。百花热闹过后，它才不慌不忙地吐出嫩芽，开出的花也小小的，黄绿色，藏在叶子里，不仔细看都瞧不见，更没有洋槐那种扑鼻的浓香。可满树的花就那么安安静静地开着，不需要谁赞美，也不需要谁记得，开完了就落，落完了就结出一串串饱满的荚果，弯弯地垂着，像满树的谦逊，谦逊成能入药治病的槐实。
但此刻我站在树下，望着那些粗壮的枝干和满眼葱茏的绿，觉得它不是谦逊，它是矜持。它把故事都藏起来了，藏进皴裂的树皮里，藏进盘曲的根系中，藏进那些看不见的年轮深处。只有当你真正走近了，把手掌贴上去，才会感觉到一种隐隐的、沉缓的搏动，像大地的心跳，从地底深处一直传到指尖。
120多年前的一个早春。他跟着父亲，扛着铁锹，提着一桶清水，在院墙外选了一块平整的地。那个时候，他七八岁的样子，村里人都叫他“喜麟子”。他抡起铁锹挖坑，金州地界上最常见的黄土，沾了春水有些黏糊，一锹下去，锹面上便糊了厚厚一层。父亲在旁边扶着树苗，那树苗细细瘦瘦的，跟孩子的胳膊差不多粗。孩子问父亲：它能长多高？父亲说：能长得比咱们的屋顶还高。孩子又问：那它能活多久？父亲想了想说：只要根在，就能一直活下去。
后来，那个名叫关治祥又叫关向应的孩子，把背影留给金州的山水，留给父母，也留给这棵已经长得比屋顶还高的中国槐。他走过许多地方，上海的石库门，湘鄂西的山林，长征路上的雪山草地，延安的窑洞。他在那些地方栽了另一种看不见的树，把信念的种子撒进千千万万人的心田。
“忠心耿耿，为党为国，向应同志不死！”默诵着伟人的崇高评价，我走近了那颗44岁不朽的灵魂。是呀，他走得太早了，早到他没有看到新中国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前升起，没有看到金州城头那面红旗在风中猎猎作响，更不会知道，他身后这片土地，在他离开以后的漫长岁月里，经历了怎样翻天覆地的变迁。可是他栽下的那棵槐树替他看到了，替他守着，替他绿了一年又一年。
然而，百年光阴到底还是太沉了，沉到一棵树也渐渐吃不消。站在树下，目光抚过主干上那些灰黑色的旧痕。关向应纪念馆馆长王海军说，那是几年前枯病留下的印记，也是他们6次抢救的结果。金普新区文旅中心党委的人最先发现了树的异样，请来了农业大学的植保专家围着树转了3天，开了三页纸的救治方案。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们像抢救一个垂危的病人一样抢救这棵老槐。升降车把人托到半空中，锯掉枯死的枝丫，每一根断枝落下来都有人张开双臂接住，轻拿轻放，像对待截下的肢体。主干上坏死的部分用刮刀一点一点地剜除，刮到露出健康的木质为止。腐烂的碎屑装在密封袋里送去化验，是什么菌种、什么虫害，一一对症下药。
蹲下身，手指轻轻触到树根旁那些新覆的泥土，湿润的，黑褐的，散发着草木沤过之后的醇厚气息。泥土里能看见几条新生的细根，白嫩的，像初生的婴儿蜷着的手指，从主根的侧面悄悄地伸出来，试探着扎进更深的土层。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这些人救的不仅仅是一棵树。他们在救一个证物，一个活着的历史现场，一座还能呼吸、还能发芽、还能在每年春天如约返青的纪念碑。关向应的遗物有很多——书信、照片、用过的钢笔、穿过的旧衣，但那些都是静止的，是玻璃柜后面沉默的陈列。唯有这棵树是活的，它还在长，还在往高处伸展，还在一圈一圈地增加年轮。它是关向应留在人间唯一还在生长的部分，是那个44岁就戛然而止的生命的一种延续。
救树就是守魂。魂这种东西看不见摸不着，可它就在那里，在树皮的纹理里，在每一条新枝吐出的嫩芽里，在每一个走进这扇门的人仰头时目光与树冠相遇的瞬间。
紧接着，金普文旅人又做了另一件事：制定《关向应纪念馆中国槐传承方案》。从老槐树上剪下100根枝条，送到苗圃里重新培育。剪枝的时候格外小心，每根枝条都选健壮的、芽点饱满的，切口抹上愈合剂，包扎妥当了才运走。培育的过程并不顺利，头一批成活率只有六成，他们反复调整基质配比和温湿度，第二批就到了八成。
故居对面就是“关槐园”。此时，那些小槐树正在茁壮成长，排着整齐的队列，绿油油的嫩叶从枝头顶端绽开，像捧着一把又一把细碎的翡翠。明年春天，它们就要被送到各地去了，以认养的方式赠给家庭、学校、企业、部队，在异乡的土壤里扎下根来，在陌生的风雨里抽枝散叶。很多年以后，那些地方也会有槐树撑开浓荫，也会有人在树下歇脚、读书、追念往昔。他们也许不知道，这些树的源头，是金州大黑山下一个少年百年前种下的那个朴素的愿望。
七月的风吹来，仿佛吟诵着“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仰起头，我从枝叶的缝隙里望见一方极蓝的天，蓝得深远，蓝得辽阔，如同100多年前那个孩子栽树时仰头看见的颜色。他那时不会想到，自己种下的不仅是一棵树，更是一部活的史册，一个民族记忆的容器。后来的故事太长了：抗战的烽烟从这里漫过，解放的号角从这里吹过，建设的汗水在这里洒过，改革的春潮在这里涌过……所有的一切，都被这棵树用年轮的方式收藏起来。一圈一圈，密密地拓印在木质里，等待后人用目光去阅读。
105年，从上海石库门到北京天安门，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这段航程上，有多少像关向应一样的人，把自己活成了一棵树。不喧哗，不炫耀，在贫瘠处扎根，在困厄中挺直，在漫长的黑夜里仍然向着光的方向伸展每一根枝条。有的活到了白发苍苍，有的在青春正盛时便戛然而止，可他们的根始终扎在这片泥土里，扎得那么深，深到岁月也拔不出来。
今天，我们在树下缅怀他们，其实也是在仰望一种品格：不张扬却有风骨，不速成却极坚韧，不事喧哗却自成荫凉。这种品格在关向应身上生长过，如今又在抢救这棵树、培育那些枝条的人们身上延续着。它从一个人的胸膛移植到另一个人的胸膛，从一代人的掌心传递到下一代人的掌心，像这棵老槐树的根脉，在地底无声地蔓延，你分不清哪一条是主根，哪一条是侧根，但它们紧紧抱在一起，盘错成一张庞大的、有生命力的网。
准备离开了。走到院门口，我又回头看了一眼。树下立着那块深棕色的木牌，上面写着这棵树的身世，也写着两年前那场抢救的故事，最末一行字在夕照里微微反光：“今已转危为安，生机日盛，适逢中国共产党105周年华诞，特此铭记。”那些字安安静静的，和树一样，不急，不躁，只是在那里等着，等有人来读。
我走出门去，脚步比来时轻了几分。那座小院在我身后渐渐远了，但那棵树的影子却还在心里晃着，摇出一片又一片温润的绿。我知道，明年春天它还会发芽，后年还会，只要根还在土里，只要还有人记得为它培一捧土、浇一瓢水，它就会一直绿下去。而那些在各地苗圃里悄悄抽叶的新枝，正带着同一个源头的血脉，带着同一段历史的温度，深深扎根陌生的土地。百年之后，又百年之后，这片大地上将站起无数棵中国槐。它们遥遥相望着，隔着山川、河流、城市与田野，用各自满树的绿意彼此应答，像一场没有尽头的对话，说着同一种语言，讲着同一个故事。
那个故事的开头，是一个七八岁的孩子，在春风里挥锹铲土，种下一个朴素的愿望。而故事的高潮，从未结束。它在一代又一代人的手中续写着，在每一片新生的叶子上闪光，在每一个七月的烈阳与微风中，葳蕤生长。（孙海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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