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一九六五年的合影，把三十七岁的李鹏留在镜头里。
两个孩子还小，一个六岁上下，一个两岁上下。父亲低下身子，和孩子保持差不多的高度。
是反差。
那一年，他三十七岁。
也是这一年，国务院任命他为阜新发电厂厂长。
这不是一张普通家庭照。
它背后，是一个烈士遗孤，从童年动荡里一路走出来，终于在东北电力系统站稳脚跟的时刻。
李鹏小时候，家里最早留下的不是安稳日子。
他的父亲李硕勋，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者。一九三一年，李硕勋在海南牺牲。那时李鹏还很小，许多事情未必说得清，可父亲这个名字，已经压进了他此后的路里。
母亲赵君陶带着他辗转。
孩子最怕的，是大人突然沉默。
他后来没有走向轻飘飘的生活。十三岁那年，他到了延安。窑洞、课堂、劳动、组织生活，一点一点把一个少年往前推。
他没有退路。
一九四八年，李鹏按组织安排赴苏联留学，进莫斯科动力学院水力发电系。那时候，新中国还没有成立，国家要建设，最缺的就是懂技术、肯到一线的人。
他学的是水电。
往后几十年，这两个字一直跟着他。
一九五五年，李鹏回国后，要求到基层工作。他先后在丰满发电厂、东北电业管理局工作。电厂不是办公室里的名词，机器轰鸣，调度紧张，设备、负荷、检修，样样都要人盯着。
这份经历，后来把他推到阜新。
父亲。
他和朱琳相识，在一九五七年的吉林。
他后来回忆第一次见朱琳，说她穿紫红色女式套装，梳着两条辫子，有一双明亮自信的大眼睛，五官端正，举止大方。
这话不夸张。
它像一个理工科青年在记现场：颜色、发式、眼睛、举止，一项一项都记住了。
晚宴后有跳舞。
李鹏请朱琳跳了两支舞。第二支舞里，两个人用俄语介绍自己，话还没说完，舞曲就结束了。
曲子停了。
心却没停。
一九五八年七月十日，李鹏和朱琳在北京登记结婚。婚后，他们有了三个孩子：长子李小鹏、女儿李小琳、小儿子李小勇。
所以，一九六五年那张合影里，其实少了一个人。
女儿李小琳没有出现在画面里。
那一年，李鹏已不只是年轻干部。
他刚被任命为阜新发电厂厂长。阜新发电厂是当时重要的火力发电企业，厂长这个位置，不是靠一张好看的脸坐上去的。
一个人站在镜头里，脸可以周正，衣服可以整齐，可眼神里的稳，来自前面走过的路。
少年丧父，延安学习，苏联深造，回国下厂，东北历练。
李鹏写这本书时，已经八十多岁。
这个细节很小。
却像那张旧照一样，把人从宏大的履历里拉回到桌前。
二〇〇八年七月十日，李鹏和朱琳迎来金婚。五十年过去，两个年轻人在吉林舞会上相识，一个成了国务院原总理，一个陪他走过漫长岁月。
李鹏说：“50年说来话长，我们经过了很多的风风雨雨，可以说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彼此激励，相互帮助。”
他说能找到这样的终身伴侣，感到幸福。
像一个老人回头看家里那盏灯。
二〇一九年七月二十二日二十三时十一分，李鹏在北京逝世，享年九十一岁。
可一九六五年的那一瞬间，还是留住了他少见的一面：三十七岁，刚走到事业要紧处，两个儿子在身边，一个父亲半蹲下来，把自己的高度降到孩子面前。
镜头按下去。
他把那张父子合影，放进了书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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