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律德光死在杀胡林的时候，他带来的契丹铁骑正陷入一场他们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噩梦。
这场噩梦不是战场上真刀真枪的较量，而是一种让他们完全摸不着头脑的、从四面八方涌来的敌意。
走进中原的时候他们是征服者，铁蹄踏过之处无人敢挡；等到要走的时候，他们忽然发现自己变成了过街老鼠。
事情的起因还得从耶律德光进入开封那天说起。
灭掉后晋之后，耶律德光在开封举行了中原式的朝会仪式，正式入主中原。
会同十年二月，他改国号为辽，改元大同，寓意天下一统。
按照他的设想，这只是第一步。接下来他要做的是把整个中原变成契丹人的牧场，就像阿保机当年在草原上吞并室韦和奚人那样，把汉人的城池和土地一块一块地消化掉。
但耶律德光忽略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中原不是草原，汉人不是室韦。
契丹人在治理方面的经验几乎全部来自草原。
在草原上，打下一个部落就等于得到了那个部落的全部人口和牲畜，你只需要把酋长换成自己人，让剩下的部众继续放牧，定期交税就行了。
草原上的部落对此也习以为常，换一个主子无非是换一面旗，日子照过。但中原完全不一样。
中原有郡县、有户籍、有赋税制度、有科举考试、有层层叠叠的地方官僚体系，这些东西对于契丹人来说比天书还难懂。
耶律德光手下的将领们能打仗，能骑射，能在马背上辨别方向，但没有一个人知道怎么管理一个县。
耶律德光应对这个问题的方法简单粗暴：他不会管，就让汉人自己管。
他在开封保留了后晋原来的朝廷班子，让那些投降的汉人文武官员继续各司其职。
这个做法看上去很聪明，其实埋了一个巨大的隐患。那些投降的官员们在契丹人面前唯唯诺诺，一转身面对老百姓的时候，就立刻换了一副嘴脸。
他们知道契丹人不懂中原的规矩，于是在征税的时候层层加码，在断案的时候索贿受贿，在征发民夫的时候借机敲诈勒索。
反正契丹人看不懂账本，也听不懂汉话，出了什么事全是契丹人的锅，他们躲在后面捞钱捞得盆满钵满。
而真正把局面推向失控的，是打草谷。
打草谷这个制度在契丹军队中是延续了上百年的老传统。
契丹骑兵出征的时候，从来不带太多粮草，走到哪儿吃到哪儿，从当地老百姓手里征粮。
在草原上，这种征粮方式并不会引起太大的问题，因为游牧部落的人口密度低，流动性强，征完粮队伍就走了，彼此之间没有长期的矛盾积累。
但中原的人口密度是草原的几十倍，一个村子挨着一个村子，一块农田连着一块农田。
契丹骑兵进村征粮，征完东村征西村，征完西村还有南村和北村，征完了这一轮还有下一轮。
更要命的是，契丹士兵根本分不清哪些是必须征收的军粮、哪些是顺手牵羊的抢劫。
军纪这种东西在深入敌境的时候还能勉强维持，一旦以占领军的身份驻扎下来，就只剩下了为所欲为。
河北、河南的农村在契丹占领期间遭受了毁灭性的摧残。
粮食被抢光了，牲畜被牵走了，房子被烧了，女人被掳走了。
农民们辛辛苦苦攒了一辈子的家当，一夜之间化为乌有。
这种事情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一再上演，每一次外族入侵都会带来类似的惨剧。
但这一次有所不同。
契丹人不是抢完就跑的流寇，他们是要在这里长期待下去的。
也就是说，今天抢完了，明天还在，后天还会来抢。
这已经不是抢劫了，这是把人往死路上逼。
一个被逼到死路上的农民，没有别的选择，只有拿起刀来拼命。
最先动手的是河东。
石敬瑭的老巢太原附近，原本是契丹人的盟友和后方，但在打草谷的蹂躏下，很快就变成了反抗最激烈的地区。
当地的百姓自发组织起来，躲进太行山的深谷密林中，用猎弓和柴刀袭击契丹人的运粮队。
这些义军没有统一的指挥，没有像样的盔甲，但他们有一个契丹人永远无法复制的优势——熟悉地形。
太行山里的每一条小路、每一个隘口、每一片可以藏人的林子，他们都了如指掌。
契丹骑兵在山地里根本施展不开，经常是一队运粮车走进山谷，等出来的时候已经变成了一地尸首。
河北的情况也差不多。
相州、魏州一带的百姓在契丹占领军的高压统治下苦不堪言，等耶律德光的主力一离开开封北返，各地的义军就像雨后春笋一样冒了出来。
其中有一股义军的首领叫孙方谏，他原本是后晋时期在定州狼山一带盘踞的地方武装首领，契丹人来了之后他表面上投降，暗地里一直在联络旧部。
耶律德光北撤的消息一传来，孙方谏立刻在定州举起了反旗，攻打契丹驻军。同样的事情在磁州、洺州、邢州到处都在发生。
契丹人在中原各地派驻的留守部队人数本来就不多，分散到各个州县之后更是捉襟见肘。
义军一旦形成规模，契丹守军根本抵挡不住。这些曾经在河北平原上纵横驰骋的草原铁骑，如今困守在一座座孤城里，城外的汉人百姓全是他们的敌人，城里的汉人降兵也随时可能倒戈。
契丹士兵们晚上不敢睡觉，白天不敢单独出门，吃饭之前要先让人试毒。占领军当到这个份上，已经跟坐牢没什么区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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