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公共广播服务公司》7月7日报道，60多年来，美国联邦政府一直依靠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执行反职场歧视法律。但如今，美国司法部正在挑战支撑这项工作数十年的一套法律框架，即“差别影响责任”。这一原则认为，即便某些政策表面上看似中立，只要它们对特定群体造成了不成比例的伤害，也可能构成歧视。
特朗普政府表示，希望让民权执法回归“色盲”和“以能力为基础”的路径。批评者认为，这一转向可能削弱长期存在的反歧视保护。为帮助理解这一政策变化及其影响，杰夫·贝内特采访了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前主席珍妮·杨。她曾在奥巴马政府时期以及特朗普政府初期担任这一职务，目前是奥滕与戈尔登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杰夫·贝内特说，先从“差别影响”谈起。请举一个现实中的例子，说明这一原则旨在识别什么样的歧视。这里所说的“表面中立”的政策或做法，具体指哪些情况？珍妮·杨表示，法律禁止那些不公平地把人排除在外、且理由与工作本身无关的做法。
她说，这可能包括基于人工智能的筛选系统，用来给简历排序和分类；也可能体现在薪酬上。比如，设想两个人在同一天入职，资历相同，承担完全相同的工作职责，但其中一人仅仅因为上一家雇主支付给她的薪水更低，如今就比另一人少拿数千美元。
她表示，法律正是要防止这种因依赖既往薪资而产生的差别影响。如果雇主进行同工同酬审查，差别影响保护机制会促使雇主评估这种做法是否公平、是否与岗位相关；如果不是，就要求雇主作出改变。
她说，这样做是为了避免某些劳动者被不公平地低薪对待。另一个例子是他们的客户肯尼·米勒。他对一项不公平的犯罪记录筛查提出了挑战。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在多年调查后，最初曾提起这起案件。米勒当时已经在工作，却因为一项较早前的定罪记录被解雇，尽管他的工作表现良好。
她说，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在此前案件中认定，这类犯罪背景筛查与工作本身并无关联。雇主当然可以在与岗位相关的情况下审查犯罪记录，但如果筛查范围过宽、与岗位无关，就会把合格人才挡在门外。雇主会错失机会，劳动者也会失去养家糊口的机会，而美国经济整体也会因此受损。
杰夫·贝内特问，如果这些政策并未明确带有歧视意图，雇主为什么要为它们造成的不平等结果负责？珍妮·杨表示，因为雇主最有条件真正了解这些做法是如何运作的。
她说，雇主可以评估某项招聘标准是否确有必要，比如要求应聘者必须拥有四年制大学学位。人们掌握完成工作所需技能的途径有很多。如果雇主坚持要求所有人都必须有四年制学位，而事实上很多人即使没有这一学历也能胜任工作，那么这种要求就可能构成一种歧视性门槛，导致缺乏正当理由的差别影响。
她表示，雇主最有能力理解这一点，也最有能力通过改变相关做法来预防歧视。随后，杰夫·贝内特提到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现任主席安德里娅·卢卡斯去年年底发布的一段视频。视频中，卢卡斯说：“我是美国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主席安德里娅·卢卡斯。如果你是一名白人男性，并且因为种族或性别在工作中遭受歧视，你可能有权依据联邦民权法索赔。请尽快联系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提出申诉通常有严格时限。”
杰夫·贝内特问，您曾担任这一职务。委员会主席像这样公开向某一个特定人口群体征集歧视申诉，有多不寻常？珍妮·杨表示，这种做法非常不寻常。很多人第一次看到时，甚至不确定这是否是真的，因为美国法律保护的是所有人。她说，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是国会在“华盛顿大游行”之后设立的。
她表示，那场运动呼吁的是就业公平与自由，而这本应适用于所有人，并不是只为某一特定种族或性别的人设立的。在一个本就资源非常紧张的机构里，只聚焦某一个群体，会对许多其他群体造成伤害，这一点尤其令人担忧。杰夫·贝内特说，一些白人美国人认为，拜登时期的多元、公平与包容政策对他们不公平，认为种族因素被纳入考量，并因此让他们处于不利地位。
他问，如果现政府回应这些担忧，并坚持民权法同样保护白人，这为什么是错误的？珍妮·杨表示，民权法一直都保护白人和男性。她说，她在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任职期间，也处理过这类案件。
她举例说，一些零售商曾认为，为了防止骚扰，就不要提拔男性，但这本身就是歧视。她表示，联邦政府各机构一直都在依法保护所有美国人，这也正是为什么当前这种做法尤其有害，因为美国法律一直要求为所有美国人提供保护。
谈到更宏观的问题时，杰夫·贝内特指出，“差别影响责任”这一框架仍然是联邦法律的一部分，已被国会写入法律，也得到联邦最高法院支持。
他说，如今政府正敦促并指示各机构降低对这一原则的执法优先级。无论是哪一位总统，如果不通过国会修改法律，而是通过决定联邦政府执行哪些法律、如何执行，实际上缩窄民权保护范围，这件事的意义有多大？
妮·杨表示，她想明确一点：法律并没有改变。她说，本届政府正试图改变法律，并大幅缩小其保护范围。她表示，政府试图主张只应关注故意歧视，而不应关注那些可能嵌入制度之中的歧视性伤害。但联邦政府继续处理这类问题至关重要，因为个人并不总能找到律师为自己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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