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启明局长来单位报到的那一天，天上正下着淅淅沥沥的秋雨。按照惯例，新的一把手走马上任，局里怎么着也得有点动静，哪怕不搞隆重的欢迎仪式，大家在楼道里遇见了，也该热情地寒暄几句。但那天，整个办公楼安静得有些诡异，所有人都在看王副局长的脸色。
上一任老局长退二线后，局里的工作一直由王副局长主持。他在单位深耕了十几年，人脉盘根错节，作风强势。上上下下都以为这次局长空缺，非他莫属。谁也没想到，市里空降了一个赵启明。
王副局长没闹情绪，他甚至在全员大会上带头鼓掌欢迎赵局长，但私底下的态度，却通过那些隐秘的职场信号迅速传递给了每一个人。
于是，赵启明成了一个被架空的“透明人”。
这种孤立在机关食堂里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我们单位的食堂不大，到了饭点总是熙熙攘攘。赵局长来的第一周，每次端着餐盘找座位，他周围的那张桌子总是空着的。
大家宁可挤在角落里，或者端着碗回办公室吃，也不愿意去触碰那片真空地带。谁也不想在这个节骨眼上，被王副局长视为“站队”的背叛者。
我叫林深，在局里业务科室当个普通的科员。干了十多年，没混上什么一官半职，主要是因为我这人嘴笨，不会来事，心里总觉得工作干好了比什么都强。事实证明我太天真了，在王副局长主导的评价体系里，听话和会来事，永远排在业务能力前面。
那天中午，食堂供应的是红烧肉和清炒苦瓜。我打好饭，端着餐盘转了一圈，发现只有赵局长坐的那张长桌还有空位。
他一个人低着头，细嚼慢咽地吃着米饭，花白的头发在食堂惨白的日光灯下显得有些扎眼。他穿着一件洗得有些褪色的藏青色夹克，脊背微微佝偻着，完全没有一把手那种顾盼自雄的气场。
周围的同事都在偷偷用余光打量他，偶尔交头接耳，发出低低的笑声。
我心里突然涌起一阵难以名状的酸楚。不是因为他是局长，而是因为他是一个年近六十的老人，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被一群年轻人这样心照不宣地排挤。我端着餐盘，径直走了过去，拉开他面前的椅子。
“赵局，这儿有人坐吗？”我问。
他抬起头，眼神里闪过一丝短暂的错愕，随后温和地笑了笑，眼角的皱纹挤在了一起：“没有，坐吧。”
那天中午，我们没有聊工作。他问我叫什么名字，是哪里人。我说我叫林深，老家在往北两百公里的山区。他听了点点头，说他年轻的时候去过那里下乡，那里的山药蛋面很好吃。他的语速很慢，声音不大，透着一种久违的平和。
吃完饭，我把他的餐盘一起收了放进回收处。下午回到办公室，科长看我的眼神就有些不对劲了。他把我叫到走廊抽烟，吐出一口烟圈后，阴阳怪气地说：“林深啊，你倒是挺懂得尊老爱幼。不过咱们单位的情况你也清楚，有些热乎气，蹭了可是要烫手的。”
我装作听不懂他的敲打，笑了笑说：“科长，食堂没座儿了，我就随便吃个饭。”
从那天起，我成了赵局长固定的“饭搭子”。只要中午在单位吃饭，我都会端着盘子去找他。一开始，只是因为那一丝不忍心，但后来，我发现自己渐渐喜欢上了和这个老头一起吃饭的时光。
赵局长是个极有内涵的人。他不谈单位里的人事纠葛，不问业务上的进度，他跟我聊历史，聊节气，聊他阳台上种的几盆兰花。他告诉我，古人修史，最讲究的是一个“诚”字，心不诚，写出来的东西就是轻飘飘的，经不起时间的推敲。做人做事，其实也是一样的道理。
在和他日复一日的午餐闲聊中，我原本因为工作停滞不前而产生的焦虑，竟然奇迹般地平复了下来。
王副局长的打压虽然没有摆在明面上，但却实实在在地落在了我的日常工作里。我花了一个月时间熬夜写出来的关于全市旧城改造档案数字化管理的方案，被王副局长在会议上批得一无是处。
他甚至没有翻开第二页，就把它扔在了桌子上，说：“现在的年轻人，就知道搞这些花里胡哨的理论，一点都不接地气。项目资金这么紧张，哪有钱让你搞这些试验？”
我坐在会议室的最末端，脸涨得通红，拳头在桌子底下死死地攥着。赵局长当时就坐在主位上，他依然是那副波澜不惊的样子，端着保温杯喝了一口茶，没有替我说一句话。
散会后，我觉得心里憋屈到了极点。我甚至开始怀疑，自己每天陪一个泥菩萨过江的局长吃饭，是不是真的做错了。我是不是也该像其他人一样，去迎合那个真正掌握实权的人？
第二天中午，我故意在办公室磨蹭了很久，直到食堂快没人才下去。我以为赵局长已经吃完走了，但等我打好几个剩菜转过身时，却发现他还坐在那个老位置上，面前的饭菜一点没动。
看到我走过去，他把推到一旁的空碗拿过来，笑着说：“今天食堂的溜肉段做咸了，我正寻思着要不要去买瓶水，刚好你来了。”
我坐下，低着头扒拉着饭粒，一言不发。
“受委屈了？”他夹了一块苦瓜，慢条斯理地嚼着。
“赵局，我那个方案，是实地跑了十二个街道，查了上万份卷宗才写出来的。现在的纸质档案损毁太严重了，再不搞数字化，很多历史资料就真的没了。我不是为了抢风头，我是真的觉得这事得干。”我没忍住，压低声音把心里的火气倒了出来。
赵局长放下筷子，看着我。他的眼神突然变得很深邃，完全不像平时那个温吞的老头。
“林深，你知道钓鱼最难的是什么吗？”他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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