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7月4日-5日，由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主办的“经学与中国文明学术研讨会”在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圆正·启真酒店顺利召开。本次会议围绕“经学的成立与历史展开”“经学的思想与理论”“经学与中国文明的构建”“经学的代表人物及其思想”“经学的文本及其诠释”“经学的现代转化及其理论创新”“经学与小学”“经学与传统人文学”等前沿问题展开，来自浙江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复旦大学、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中山大学、山东大学、武汉大学、四川大学、湖南大学等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五十多位专家学者畅所欲言，从不同进路、以不同方式、在多个议题上推进了对以经学与文明的研究。
大会开幕式
大会开幕式由浙江大学副校长周江洪教授、马一浮书院院长杨国荣教授分别致辞。周江洪副校长首先代表浙江大学对与会嘉宾表示热烈欢迎。他引用习近平总书记2024年11月7日致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的贺信，指出经学研究只有融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时代大潮中，以经学与古典学提供的智慧滋养现代人的精神与文化生活，回应人类当下的现实挑战，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才能真正被激活。马一浮书院作为以经学为主体的传统文化研究的重镇，理应承担时代交给我们的使命，推动经学研究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杨国荣院长以“经学与文明”为核心，探讨了“中国经学与西方古典学”“中国文明与其他古老文明”多项跨文化比较课题；指出文明以人性为内核，从孔子开始，儒家就提出仁道的观念，肯定人是目的，并具有内在价值。近代以来，康德更明确地把人是目的看作是基本价值原则；作为具有内在价值的目的性存在，人包含着人之为人的尊严。中国经学与西方古典学均涵盖文本研究、政教与意识形态等多个维度。但与已然消逝的古埃及等古文明的研究不同，经学与中华文明与时俱进，仍然具有生命力。当代经学研究不能仅将其作为历史遗产，既要继承文本研究的传统，亦要结合当代理论挖掘其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内涵，立足当代、面向未来。
开幕式由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马一浮书院副院长陈赟主持。开幕式之后，来自不同机构的八位经学代表性学者代表分别报告各自关注领域的前沿问题。
浙江大学虞万里教授提出，石经研究的方向与任务有：梳理、追踪重要残石出土及流转收藏轨迹，正确定位与复原残石，比勘残石与传世本文字，解释今古文文本和汉代经师汉读的关系。虞教授以台湾所藏《春秋》熹平残石为例，论证此石确于1934年出土于牌楼庄朱家圪塔，先由河南洛阳金村当地古玩商贾王道中收藏，日人曾以四万金市之，王氏坚决拒绝。后李杏邨以银元一万五千元购得。洛阳沦陷时，运藏在熊耳山深处。战后秘运西安。1964年入藏台湾历史博物馆。熊梦宾、马衡、朱铸禹等均为拓本题跋。战乱中，曾流传原石被毁的不实传言，九十年代方确认其存于台湾。罗振玉曾得拓本，并参照《经典释文》进行校勘，王献唐考证《春秋》残石用严彭祖本，马衡复参酌群经、金文、《广韵》等校理异文。台湾学者赵铁寒、吕振端、叶程义等纂续前修，在复原碑式、考释异文等层面迭有新证。
复旦大学邓秉元教授带来“齐《诗》三基四始五际诸说新论”的主题报告。邓教授总结了汉代经学的几种致用取向：首先，“曲学阿世”与“以道正君”并存；其次，作为知识体系及价值之源的经学还具有教化之用；再次则是作为“道术”而得到朝野尊信的经学。后者尤其体现在以翼奉、郎及纬书所代表的齐《诗》学之中。邓教授梳理了汉代齐《诗》传承脉络，依托《汉书》、《后汉书》与《诗纬》文献，辨析三基、四始、五性、六情等核心概念，重构齐《诗》究极天人的理论体系，并讨论了汉代流行的几种推演“帝王世运”之法。
北京大学吴国武教授以东京大学藏明应本、要法寺版《论语集解》为例，深入探讨《论语》在东亚区域的传习流布。吴教授指出，本世纪以来，国内学界关注日本古钞本《论语》文献，但对和刻本《论语》缺乏足够的重视。报告聚焦古刻明应本和古活字本要法寺版两种《论语集解》，说明其刻印过程和版本特征，揭示其与日本古钞本、正平版等诸本的版本关系，呈现其文献价值和学术意义。
山东大学戚良德教授从经学角度重新审视《文心雕龙》的文化渊源。戚教授认为，《文心雕龙》是以经典为根本，从经学内部生长出关于文章之学的基本理论。所谓“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刘勰以“道”为本原，以“圣”为楷模，以“经”为标准，可以说，《文心雕龙》是经学开出的文论之花。所谓“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文章不是独立于经学之外的雕虫小技，而是经学在制度、政教、礼乐、辞令诸层面的延伸和运用。《文心雕龙》以经典为根柢建立一套足以统摄文章源流、体制、技巧和批评的话语体系，从而成为经学精神在文学领域的创造性展开，成为光辉灿烂的经学之“华”。
浙江大学吴根友教授分享了本人研究“马一浮性心论”的心得体会。他指出，作为第一代新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马一浮的性心之学特别强调每个人的性分自证自悟，在风雨如晦的20世纪30-40年代里，他希望读书人与社会精英人士通过性分的自证自悟以挺立个体精神的主体性，同时也挺立中华民族精神的主体性。他甚至认为，“六艺之道”也是从人的性分流露出来的，而不是圣人安排出来的，一切学问与一切事功，都只有从自己的性分出发，才能获得真正的根基，才能可大可久。在今天看来，马一浮的性心之学有夸大精神主体性作用的不足，但在他那个事事不如人的特殊年代，对于提升民族自信心，确立社会精英的个体主体性与民族精神的主体性，均具有积极的思想意义。
山东大学曾振宇教授的报告为“赓续与转向：董仲舒孝论特点发微”。他指出，孔子将“敬”确立为孝行的道德基础，曾子继而将孔子思想阐释为“忠爱以敬”。“敬”的本质是“爱”。董仲舒将“义”确立为孝行的道德基础，并从宇宙论和仁论两条路径论证孝存在正当性，从“火生土”推导孝属于土德，从“阳气仁”推衍子孝父。唐宋以降的思想家基本上舍弃了宇宙论而改从本体论证明孝存在正当性。周敦颐以“诚”论孝，朱熹以“天理”论孝。王阳明以良知诠释“为何要事亲”，以知行合一范导“如何去事亲”。王阳明将“深爱”建构为孝的道德基础，以“深爱做根”。从孔子、曾子的“忠爱”发展至王阳明的“深爱”，不仅是“爱”情感的复归，也是从血亲伦理到道德哲学的升华。
湖南大学陈仁仁教授揭示了“《易传》人道论”的文明论意涵。他分析，孔子论“仁”论“义”，将仁与义突显为一种根本性的思想观念。到《易传》以“仁义”为“人道”，进一步确定了“仁义之道”的形上基础。《孟子》则以“仁义”为“人性”，乃是对以“仁义”为“人道”在形上内容上的充实与具体化。以人性为基础的人道，才是真正的人道。人道与人性均从形上言，形上之“仁义之道”贯通于形下之“礼义”而通行于现实的社会生活之中，由此为现实社会生活之“文明”属性奠基。
东南大学王华宝教授以“守先待后与因时而变——晚清大儒俞樾学术‘新变’的多维透视”为题陈述报告。他指出，俞樾既承乾嘉朴学之绪余，又在诸多方面做出深刻“新变”。在学术取向上，从纯粹的考据之学回归经世致用；在研究领域上，从以经学为中心拓展至诸子学、史学等众多层面；在学术立场上，从汉宋之争走向兼采、会通；在知识谱系上，从经学跨界到文学创作与文学理论；在语言学方法论上，从传统的训诂考据上升至文法规律的总结与归纳。这五个维度相互关联、彼此支撑，共同构成俞樾学术“新变”的完整图景。俞樾的“新变”并非对乾嘉传统的背离，而是在“守先待后”的文化使命驱动下，对朴学进行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大会主旨报告由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副院长林志猛教授、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特聘教授傅杰担任主持。
7月4日下午13时许，第一场分组讨论在圆正·启真酒店的梨洲厅召开。
复旦大学徐渊、清华大学张涛、重庆大学黄铭、重庆大学陈绪波、暨南大学李元骏等老师先后发言。
徐渊老师从制礼“施”“报”的起源谈起，指出乐、礼构成的德（施）、报关系，与《曲礼》“大上贵德，其次务施、报”是同一结构的不同叙述。前者从礼、乐关系入手加以阐释，后者则是对乐、礼起源的史源性解说。从《丧服》“报”的义理出发，可知“报”是对尊长恩情的回报，其先有环节是“施”，而“施”的前提是“德”，是对处在某一份位的人的伦理要求。《公羊传》“贤复仇”义，则是对失德位者的“报”，其内涵与礼书中的“施”“报”内涵是一致的。
张涛老师从20世纪60年代的《仪礼》复原工作谈起，指出受实证史学的影响，孔德成等人的复原工作偏向史学、考古及语言、民俗，几乎放弃了对其他诸多人文社会科学方法的利用，因此，后学仅仅能够从中找到对《仪礼》中的礼器、仪节的考订，很难看出《仪礼》蕴含而经古儒阐发的一鼎一爵与一举一动中的古礼深意。孔德成所多次论及的人己规范、社会秩序、政治制度和民族精神，尚与已完成的《仪礼》复原工作分作两截。他指出，如何将这两截合为一体，是值得后进学者探索的课题。
黄铭老师辨析丧服学中涉及尊亲关系的相关概念。首先区分至尊、私尊：父亲是“至尊”，而母亲是“私尊”。“至尊”对应的是斩衰三年之服，而“私尊”则对应齐衰三年之服。而且“私尊”要屈于“至尊”，故而父在为母之服为齐衰杖期，而非三年。其次是“至亲”与“私亲”：“至亲”指的是母子间的血缘亲情关系，相应的服等是齐衰杖期。而且“至亲”不会受到母亲是否“配父”等因素的影响，故而所生母被出或改嫁，儿子皆为之服齐衰杖期。倘若父亲去世后，儿子成为“为父后者”主持家族的祭祀，则在“妾母”“出母”两种情况下，母亲由“至亲”变为“私亲”。之后，黄铭研究员还对“为后”系列概念进行了辨析，这些概念连同“嫡子”“嫡孙”等，构成了“尊尊”的伦理秩序。
陈绪波老师指出婚礼中的“阴阳鬼神”思想是早期儒家伦理观念与“阴阳”“鬼神”思想相结合所产生的，它一方面强调了婚礼在儒家伦理关系构建中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又沟通了先秦儒家以人伦关系为核心所构建的“人道”与以阴阳观念所形成的“天道”。儒家通过阴阳、鬼神思想，将婚礼塑造为贯通天地、人伦的神圣仪式。阴阳观为婚姻提供了宇宙论的合法性，鬼神观则赋予其宗法社会的神圣性，强化了婚姻在人类社会中的正当性与合理性。
李元骏老师带来“《郊特牲》‘男女有别’中的敬重与分判”的主题报告，指出《郊特牲》“阴阳之义”既言尊卑、又言对待。《郊特牲》中描述夫妇之伦，既强调分判尊卑，又认可双方存在相互的敬重之意，更是在称颂两者互补调和。李教授还提出一个问题供大家思考：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礼学传统对夫妇之伦的理解，是全属于要被收拾起来的“国故”，还是仍具备某些能在当今自然生长、保持活力的既有理路？
会议由北京大学吴国武教授主持。北京大学吴国武教授、浙江大学陶磊老师担任评议。
陶老师提出，陈绪波的报告探讨了婚礼的义理建构，将鬼神宗庙之义视为嘉礼同构的思路，是难见的创新，值得当代人进一步思考。吴国武教授谈到，礼学是综合性的学术场域，涉及到文史哲各学科，乃至社会科学，民俗学、宗教学等，其中对嘉礼、丧礼的研究对当代生活亦不无取鉴的价值。他鼓励礼学研究应探讨原理性的基本问题，以形成跨域的系统性认识。并面向实践，面向未来。
7月4日下午13时许，第二场分组讨论在圆正·启真酒店的舜水厅召开。
浙江大学傅杰、中国人民大学华建光、北京大学李峻岫、湖南大学石瑊、湘潭大学王园园等老师先后发言。
傅杰教授从陈居渊为《经学教科书》所作的注释谈起，探讨了注释工作的不易。傅教授认为以陈先生已有的学术积累，自是注刘书的合适人选。但依然存在不少疏误，包括误字、脱字、过于繁琐、表述不当、前后不一致等。例如将《四库全书总目》误为中华书局的命名（其实是原书书名）、将刘台拱《国语补校》误为《国语补注》、将侯康《后汉书补注续》误为《后汉书补注》、《古文尚书撰异》误为《古文尚书传异》等。
华建光老师带来“高邮二王的古典知识生产”的主题报告，通过对高邮二王四种及高邮二王书札、序跋、稿本等文本的综合研究，论证二王知识生产的总体目标是“以己意逆文意”，推断原文与原意；字系统与字语境相统一是其主体结构；基本实践路径是始于小学，以异文为切入点，校读一体，在来回反复中不断生产新的校读成果，并以开放、互参的札记作为基本形态，由此确立了其在清人学术谱系中的学术定位与特色，展现了清人学术在实事求是共识之下的协同分工。
李峻岫老师从“孟森《宋槧大字本孟子校記》”谈起，指出《续古逸丛书》影印宋蜀刻大字本《孟子》历经初印及三次再版重印，各印本在原书藏书印记及文字样貌等方面皆存在差异。将孟森所言藏书印记与各印本加以比对，并进而对照各印本异文，可知孟氏所校“宋本”并非宋刻原本，而是《续古逸丛书》初印本或第一次重印本。最后考辨王国维校跋《音注孟子》所据宋本亦是《续古逸丛书》初印本，而非宋刻原本。
石瑊老师分享了本人校理《白虎通》的心得体会。石教授先交代校理原则，包含底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国学基本典籍丛刊》影印本《元本白虎通德论）、通校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中华再造善本》影印本《白虎通》）、参校本（浙江大学出版社《卢校丛编》影印抱经堂本《白虎通》）的选择，他校材料（《十三经注疏》《通典》《北堂书钞》等）的搜集，以及对前人校理成果（抱经堂本《白虎通》所附卢文弨校勘记等）的吸收。并选取十则校例，阐释了自己在“从整体还原宋校与局部追索古本”等方面的努力，并就校勘学的理论与方法做一些延伸讨论。
王园园老师从张尔田与陈柱的交谊谈起，指出他们是晚近以来坚守传统文化本位立场的学者典型。二人都强调儒家伦理教化之于社会民生、民族发展的重要价值，他们的撰述目的都指向现实关怀，希望以儒学淑世，影响世道人心，救国于危难之中。二人皆崇奉孔圣经典，强调孔子之说为根本、诸儒之说为枝叶，反对近代今古文经学之间视若水火的对峙，反对康、梁之徒借《公羊》说进行变法改革的言论，反对胡适等新派学者鄙弃传统、诋毁孔孟、全盘西化的观念。在治学方法上，张尔田与陈柱都注重经子之学的会通，倡言治子必当治经，以明圣人之大道，救世俗之偏激。
会议由中国人民大学李守力研究员主持。山东大学戚良德教授、上海师范大学高瑞杰老师评议。
在回应评议时，傅杰教授谈及与陈居渊教授的相关学术交流，傅教授谈了这样一段学林佳话：陈居渊教授曾致电傅杰老师，坦言治经学之寂寞，并希望傅教授能给予更多的批评和建议。高瑞杰老师赞赏了华建光老师的创造性研究，但提出不能忽视当时社会性矛盾对学者心态与写作风格的约束与影响。乾嘉学派除考据之外，对义理亦多有关注。“义理—考据”的区分或未必为当时学人普遍接受。朴学家与语言学者的不同在于：前者对经典的考据并不只着意在将其用于建构语言系统，而是包含着发明义理的人文性。
7月4日下午15时许，第三场分组讨论在圆正·启真酒店的梨洲厅召开。
同济大学陈徽教授、华东师范大学陈赟教授、浙江大学陶磊老师、中国社会科学院赵培老师、淮阴师范学院成守勇教授、郑州大学杨超老师先后发言。
陈徽教授从公羊学出发，提出质文之辨除了具有人们熟知的质朴、文饰之辨的内涵外，还意味着礼制中亲亲或尊尊原则何者优先的问题。所谓的尚质或尚文主要指制礼时优先考虑或质（亲亲）或文（尊尊）之道，而非偏执一方。无论是尚质还是尚文，“情义兼尽”或“质文两备”方为中正之制。在公羊家看来，正是因为秉持上述精神，尚质的《春秋》尽管非常重视亲亲之道，却也极为强调伦理政治生活中的尊尊之义。特殊情况下还主张以尊尊抑亲亲，在礼学上展现出高度的思想灵活性。
华东师范大学陈赟教授基于文质论视阈反思并重构了“文明”概念。他说，近代文明概念由两种难以协调的取向构成：一是具有价值高低色彩的文野论意义上的文明，一是价值中立的文明体意义上的文明。从文质论视阈可见近代文明概念的问题和局限在于文明等级论和西方优越论的预设，以及文明与自然的断裂。以文质论为基础的中国古典文明概念，既注重天人的共明、文质的两尽，并且内蕴一种文明的阶次论。对古今中西文明概念的反思与重构，对于创建当代的文明新理解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浙江大学陶磊老师从自在性神经模型角度重新审视古代中国的礼学传统，指出三礼中包含着不同的社会行为结构，《仪礼》体现的是基于小脑中心的价值外伸的自在性神经模型，《周礼》体现的则是属天属地两派的自在性神经模型综合所生成的社会行为结构。因为神经模型基础的无法综合，《周礼》的官制在传统中国的行动实践中必然发生改变。内史职能的被阉割，可以从属天属地两派神经模型的冲突上加以说明。三省制，则是为了解决王的克里斯马特质不具有制定规范的真实能力的问题而发生。古代中国的克里斯马现象，应该从其文明起源的二元结构所对应的特定的自在性神经模型去把握。
中国社会科学院赵培老师带来“《诗》《书》的《春秋》化路径钩沉”的主题报告。赵教授系统性地考察六艺从“官守之典”向“师传之经”的转化路径，指出孔子整理旧典并非单纯的文献保存，而是蕴含“救乱扶正”深层意图的文化政治行为。《春秋》化不仅是《诗》《书》的个别转化，而是六艺整体转化的核心范式——“融褒贬于选篇”是六艺转化的共同机制，“微言大义”是经典诠释的认识论前提。由此可见，经学起源并非简单的文献汇编，而是早期儒家在制度裂变中通过“折中六艺”完成的创造性知识重构。
淮阴师范学院成守勇教授探讨了经典文本对礼乐合理性的辩护。他指出，古人总是力求在一个较为整全的视域中思考礼乐，力求从生活经验对世界的理解、对生命的期待与对真实完满存在的构想中去为礼乐辩护。这一超出单向度的“工具—目的性”的较为整全的思考仍可为今天文明的发展提供一种镜鉴，即在历史传承、合情契性及终极运思的多维视域中传承并构建当代的精神文明。
郑州大学杨超老师分享了本人关注“曾国藩礼学”的心得体会。他揭示，曾国藩将礼经所承载的典范秩序、《会典》所凝聚的制度经验与吾心所具备的道德判断三者，构织为一个相互参核、权度的体系，使礼学成为绾合经世、考据、义理于一纽的实践之学。此一方法论的时代突破意义在于，它不仅是书斋中的学术会通方案，更是曾国藩在“世变方殷”的晚清时局中回应秩序危机的实践纲领。他以军礼建构为实验场，在古今章式无可仿效的困境中，通过三重互参创造出一种既有经典依据、又合制度精神、更能感通人心的军礼秩序，从而在实践层面突破了“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的约束，为晚清儒家秩序的重构开辟了一条制度建构与价值安顿相统一的新路径。
会议由清华大学张涛老师主持。复旦大学邓秉元教授、清华大学张涛老师分别评议。邓秉元教授指出，孔门学派的文质分化自先秦已存在，公羊学的形成源自这一时代背景，公羊先师严彭祖、颜安乐与孔门弟子原壤等皆属于“质家”。“尊尊”和“亲亲”并不矛盾，“尊尊”的渊源是“尊本”，与“亲亲”本是一体。邓教授称赞了陈赟教授对文明的阐释，强调一方面几十年后回顾我们这个时代，文明可能是这个时代的标识性语汇，另一方面文野论以华夷之辩的形式在中国思想中出场，仍有其合理性。张涛老师称赞了陶磊老师对礼学宏大精密的理解及创造性诠释，但指出了报告中颇具设计性的对应关系及其建构仍值得进一步讨论。张教授谈到，期待成守勇教授未来能对报告主题进行更多阐释，并引入“内在超越”的维度以供参酌。又指出，杨超老师对曾国藩经世实践的研究在当代颇为难得，但建议补充“天—人”之维的有关阐述。
7月4日下午15时许，第四场分组讨论在圆正·启真酒店的舜水厅召开。
中国人民大学兼职研究员李守力、上海师范大学高瑞杰副教授、郑州大学蒋鑫讲师、华东师范大学由美子博士后、渤海大学郑淑媛教授、杭州医学院傅佳一讲师先后发言。
李守力带来“论《周易》卦辞‘元亨利贞’范式”的主题报告，他提出《周易》卦辞范式以“元亨利贞”为枢纽,卦辞结构函数为：卦辞=有孚+元亨利贞+吉凶悔吝+无咎。亨是天人感通时的能量状态，贞是天人感通后的质量凝固,元、利是亨、贞的量度。有孚为主体神性，元亨利贞为群体神性，吉凶悔吝为世俗种性，无咎为人性。“元亨利贞”以“贞”为枢纽,可以启下化出“吉凶悔吝”,于是有“贞吉”、“贞凶”、“贞吝”。李守力研究员还探讨了“元亨利贞”的分布规律,同时还以《尚书·洪范》贞悔之道研究了“贞”的分布规律。
高瑞杰副教授剖析了廖平对《颐卦》的诠释。他指出传统《颐卦》诠释聚焦颐养之道，侧重养体与养德、养己与养天下等维度；爻辞“经”字亦仅被解为抽象常道，并未关联六经。廖平打破旧说，以今文经学素王微旨重构《颐卦》义理：依托《颐卦》口形之象与爻辞两处“经”字，将其与孔子作六经、空言垂教相联结，主张《颐卦》统摄《周易》、六爻配六经；进而认定六经皆孔子素王制作，否定文王作《易》旧说，把《颐卦》爻辞与孔子所作诸经匹配并分“人学”“天学”，彰显孔子以言立教、圣贤同等的思想，体现出其晚清今文经学追求经学普适性、涵摄性的解经蕲向。
郑州大学蒋鑫讲师从“易有四义”出发重新诠释了郑玄的易学体系。他指出《乾凿度》三易说与其“四太”宇宙论相配。前者言易道本体诸属性，后者展开道体的自我形著、显现、变化过程与功用。“佼易”有平易无为与和易感通二义，与道体的寂然太易面向与浑沦三始面向相匹配。既有天地，易简之德乃显。但未有天地之先，易简之德亦未尝不孕于佼易而与之同义，而为天人一贯之德性价值。佼易与易简在无为、健进、仁爱之义上乃是一贯而下的本体德性。此即以“易有四义”说贯穿的郑玄易学的本体宇宙论体系。
由美子博士后从黄宗羲对拟《易》之学的批判谈起。她指出，黄氏认为拟《易》之学的拟经路径陷入了形式模仿的恶性循环；进而从实证与气学哲学立场，驳斥拟《易》之学宇宙观的理论缺陷，从根本上否定其通过建构象数体系模拟天道、为人道价值奠基的致思路径。他辨析了拟《易》之学占筮系统的数理矛盾，并重构了《周易》卜筮的道德价值内涵。黄宗羲的批判，意在将易学重心由天道玄思转向人事实践，从而实现易学研究方向的扭转。
郑淑媛教授以“马一浮的诗与诗教”为题陈述报告。她指出，马一浮以仁作为诗教的核心，其所创作的诗以此作为要求，以心的感而遂通沟通形上之思与形下之物，实现了“以诗说法”。在《诗》教消失的时代，以诗作为沟通天人、价值之情与事实之景、主观之心与客观之物、心心相通的载体，实现了诗转化为诗教。
傅佳一讲师探讨了马一浮与贺麟关于孝论的分歧及其当代意义，她谈到，作为儒家伦理核心范畴的“孝”，在现代社会面临传统形态解构与现代性适配的双重挑战。马一浮与贺麟作为现代新儒家的重要代表，均致力于为孝道重建普遍性的道德根基：马一浮立足经学传统，将孝视为经典所昭示的至德要道，主张以经典诠释与心性体证明孝之真义；贺麟则引入西方理性哲学，将孝置于五伦观念中加以批判性检讨，强调孝必须经受理性检验，转化为个体自觉的道德义务。二人虽在阐释方法与实践路径上各执一端，却在区别中形成深层互补：经学之孝提供了孝道的价值根基与超越向度，理性之孝则赋予其现代证成与结构公义。
会议由浙江大学傅杰教授主持。湖南大学陈仁仁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华建光教授评议。
陈仁仁教授称李守力研究员对《周易》“元亨利贞”四德的诠释极为准确与独到。将“元亨利贞”作为“范式”的解读与孔颖达在《周易正义》中对乾卦元亨利贞涵盖全经的结构性诠释遥相呼应。廖平对颐卦的解释及其论证颇为奇特，恐难为多数人所接纳，但其所阐发的义理却不无意义。“拟易”之所以能够实现，就在于《周易》原本就诞生于模型演绎的建构方式，后人对此方式的继承虽未必符合《周易》本义，但在义理层面自有其价值。民国时期对“孝”的批判更多聚焦于专制制度下对孝的异化（“移孝作忠”），而非对作为自然情感之孝顺的否定。华建光教授引用郑玄注、《经典释文》等文献资料对“易”的解释与李守力研究员展开了对话，探讨了“易”在早期典籍中诠释的多元化及其生成的内在原理。
7月5日上午8时许，第五场分组讨论在紫金港校区圆正·启真酒店梨洲厅召开。浙江大学关长龙教授、浙江大学陆敏珍教授、浙江省委党校叶达讲师、浙江大学江佳凤研究员、郑州大学李娅杰讲师先后发言。
关长龙教授聚焦朱熹礼学体系，剖析其整合古今、折中汉宋的重构思路。朱子痛感宋代礼文散乱、古礼难行，以《仪礼》为经、《礼记》为传，兼采周礼、唐宋家礼，构建贯通朝廷大典与民间日用的完整礼学系统。朱子礼学呈现三重致思方向：考据层面校勘古礼文本，辨析丧、祭、冠婚制度；义理层面以天理释礼乐，礼为天理节文；实践层面编撰《家礼》，简化古礼适配平民社会。关教授分析朱子礼学内在张力：恪守古礼文本又因时简化，尊天理又重视人情日用。同时解读其“礼贵适时”核心主张，指出朱子礼学对元明清国家礼制、民间礼仪的深远影响。
陆敏珍教授梳理朱熹辨浙学的完整话语体系，剖析朱陆、朱浙辩论背后的义理与时代诉求。陆教授先还原论辩史实，区分功利之学、文献之弊两大批判核心，再指出辨浙学不只是学派争论，更是借浙学作为借喻，划分正统理学与异端俗学。朱熹批判浙东事功学重利轻义、吕学考据淹没心性，核心是坚守“先天理后事”的理学立场。陆教授客观评析浙学合理之处，指出朱子论辩存在门户局限，还原宋代道统建构的关键论争。
叶达讲师围绕“络马穿牛”这一经典命题，解析湛甘泉的全新诠释。传统解读多以人主宰万物，甘泉提出“理感而义形”：牛马天然有可被管束之理，人依其理约束，非人为强制。庄子否定人为束缚，程朱主张人裁制万物。甘泉则调和天人，认为万物自有条理，人顺理制器，天人不冲突。礼义不是外在强制，而是人性本有之理自然显现。甘泉与王阳明的论辩往来，凸显其理学特色，彰显明代中期天人关系理论的新发展。
江佳凤研究员辨析朱子注解《孟子》前后期思想变化，纠正“晚年先尽心后知性”的片面论断。朱子中年恪守伊川“知性存心”次序，以格物穷理为先；晚年虽重视尽心工夫，但并未颠倒尽心、知性的先后逻辑，只是调整二者主次，不改变认知次序。陆九渊重本心尽心，朱子始终坚持穷理为知性前提，晚年只是修正早年重向外穷理、忽略内在本心的偏颇，而非颠倒次序。朱子晚年礼学、易学书信也佐证其心性工夫整体连贯，无根本性转向。
李娅杰讲师以清代民间应酬、家礼、日用类书为研究对象，考察儒学下沉民间的教化路径。清代大量通俗指南书简化朱子家礼，将仁义、孝悌、尊卑、男女之别转化为日常往来礼仪。这类书籍的刊刻和传播群体，多为底层儒生、书坊编修。他们面向平民百姓，抛弃艰深经注，以范例和口诀传播儒学。如婚丧帖式体现亲亲尊尊，居家规约教化子弟，邻里应酬倡导仁恕。但也存在局限，如强化等级礼教，固化男女尊卑，迎合世俗功利。从社会史视角展现儒学自上而下的民间实践，补充了传统礼乐教化研究的民间维度。
同济大学曾亦教授担任本场会议主持人。复旦大学郭晓东教授、渤海大学郑淑媛教授担任评议人。
评议专家们指出，朱子礼学的核心在于将礼从等级制度转化为修身成人的实践形式，其五礼重构与家礼体系均指向人生境界的实现，需厘清精神境界与具体礼仪实践之间的逻辑关系。朱熹哲学应被置于历史事件框架中理解，通过时间线索、构成要素和思想逻辑的整合，可将其碎片化论述转化为完整叙事，其中“王者之学”作为核心隐喻，揭示了义务论与功利论的思想张力。针对文稿中史料考辨疏漏、理论逻辑薄弱、现实观照不足等问题，专家们提出审慎商榷意见，同时补充多元文献佐证、完善分析范式，并指明可供进一步深挖、延伸的研究路径。
7月5日上午8时许，由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主办的“经学与中国文明学术研讨会”第六场分组讨论在紫金港校区圆正·启真酒店舜水厅召开。浙江大学贾海生教授、广东五邑大学庞光华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丁肇聿博士后、乐山师范学院向珂副教授、四川大学李冬梅副研究员先后发言。
贾海生教授以商周青铜铭文出土材料为核心，考察殷商遗民器物混用殷周两套制度的文化现象。西周初年殷裔贵族青铜器中，同时出现商代祭祀称谓、器物形制与周代册命、宗法铭文，体现族群文化未彻底更迭。殷遗民自制礼器，保留殷代日名、祭法。周王室赏赐殷遗青铜，铭文采用周制，但祭祀仍沿用殷礼。殷周通婚贵族铭文混杂双轨礼制。周公平定三监前殷制保留程度更高，成王东征后周制逐步强制推行，但民间器物长期混杂。《尚书・多士》等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物互证，揭示周人柔性同化策略。殷文化残留对周代礼乐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为殷周制度转型、族群文化融合提供新证。
庞光华教授针对《伊训》伪书旧说提出全新证据，反驳阎若璩等辨伪学派观点。从文字词汇来看，《伊训》用词贴合殷商金文、周初文献，无后世魏晋造作词汇。从礼制体系来看，文中祀典官制匹配商代制度，与晚出伪篇礼制系统割裂。从思想脉络来看，“三风十愆”的殷商戒德思想契合西周早期文献记载，与汉晋儒者思想存在明显断层。历代辨伪具有逻辑漏洞，前人仅依《书序》和引文残缺判定伪，忽略出土甲骨文和金文佐证。今本传抄存在后世增饰字句，但主体为先秦旧文。庞教授重新调整《古文尚书》辨伪的整体判断，为《尚书》真伪研究提供出土文献新论据。
丁肇聿博士后聚焦《尚书》中殷商遗民相关篇目，挖掘文本隐藏的殷周更迭叙事逻辑。是书一方面批判商纣失德、酗酒乱政，论证周革殷命的天命正当，另一方面承认殷商礼制和族群根基深厚，肯定安抚与分化殷遗民的治国方案。武王、成王两个阶段的治理策略有所差异。武王时期就地安抚，成王东征后则迁殷民和分族管控。今古文《尚书》也存在叙事差异，伪书对殷周矛盾进行简化改写，真篇文本则还原周初统治者面对殷商遗民的治理焦虑与平衡智慧。借助天命、德治、族群治理三重线索，可见《尚书》处理前朝遗留族群问题的完整叙事体系。
向珂副教授以德国传教士花之安经学著作为核心，探析晚清中西经学对话。花之安《经学不厌精》等著作以西学框架解读五经，一方面认可儒家伦理价值，一方面又以神学评判经学不足。花之安以西方分类法拆分六经，将仁义等同于基督教博爱，批判祭祀鬼神、天命概念。晚清儒者也有所回应，他们分保守拒斥和融合会通两类知识分子，前者坚守经学正统，后者尝试儒耶互证。花之安以西教体系剪裁经学，曲解天命与祭祀核心内涵，不可避免带有解读的偏差，但客观上也带来了全新比较视野。还原晚清中西文明碰撞下经学的外部回应，有助于拓展近代经学史跨文化研究维度。
李冬梅副研究员以新发现龚道耕未刊手稿为核心，校勘唐写本《玉篇》残卷征引《说文》文字。龚道耕手稿细致比对唐本《玉篇》与今本《说文解字》异文，辨析唐代许慎文本原貌与后世传抄篡改之处。手稿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此前学界多通行刻本对比，这份唐写本校勘记录可填补中古字书研究空白。李副研究员分类整理字形讹、释义删减、引句改动、重文脱漏四种异文类型，逐条列举典型字例佐证。同时评述龚道耕考据得失，指出其校勘精细，但受晚清说文家法局限，部分判断盲从段玉裁。这一新发现为《说文》版本流变、中古文字训诂研究提供了稀见文献材料。
淮阴师范学院成守勇教授担任本场会议主持人。同济大学陈徽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赵培副研究员担任评议人。
评议专家们指出，西周早期存在显著的商文化延续现象，表明周人作为文化后进者对殷商文明采取主动学习与包容吸纳策略，而非单向取代。关于《尚书》真伪问题的论证需警惕“以片段证全篇”的逻辑陷阱，今本与古本的文字差异既可能源于后世作伪删改，也可能源于自然传抄脱落，两种可能性并存，不可单向归因。晚清经学面对西方宗教与现代性冲击时，出现以张之洞编教科书、廖平重构经学体系等应急式回应，但此类努力可能加速经学僵化，其成效与方向仍需审慎评估。龚道耕先生文献整理工作尚未系统完成，亟需由当前研究团队牵头推进原始材料的全面收集、校勘与出版，以填补学术空白并支撑后续深度研究。
7月5日上午8时许，第七场分组讨论在紫金港校区圆正·启真酒店存中厅召开。浙江大学张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宫志翀副教授、同济大学谷继明教授、武汉大学马晓见副研究员、武汉大学郑妍妍硕士先后发言。
张凯教授对比蒙文通、钱穆两位近代史学大家的儒学重建方案，剖析两种文明出路思考。蒙文通立足今文经学，依托周秦诸子、巴蜀儒学，主张回归三代礼制，以经学重构民族文化根基，偏重制度文明。钱穆贯通汉宋，兼顾史学与心性儒学，主张以文化史重塑国人精神，兼顾民间日用与士人修身。张教授梳理二人论学分歧，指出蒙重今文礼制变革，钱重历代文化绵延，二者共识则是摒弃全盘西化、反对极端复古，主张融通传统与现代。二人著作还原了20世纪上半叶儒学重建两条核心路径，为近代文化转型研究提供双家对比视角。
宫志翀副教授围绕《孟子》“一本、二本”核心辩题，梳理孟子与墨家夷之的伦理分歧，深挖儒家报本反始的伦理根基。夷之主张爱无差等，厚葬父母却兼爱天下，孟子判定其为“二本”，即亲情与博爱两套并行标准。儒家以血亲为伦理本源，仁义皆从孝悌生发，爱有等差、推恩及人，是“一本”之道。宫副教授追溯“报本反始”的礼乐源头，结合《礼记》祭祀、丧礼制度，证明所有仁爱、礼义皆以血缘生育之本为根基。并辨析学界常见误读，指出孟子并非否定博爱，而是主张由亲及推的有序仁爱，区分儒墨伦理底层逻辑。同时结合公羊推恩思想，打通孟子心性论与传统礼学脉络，阐释“一本”如何构建家国一体伦理，回应现代平等伦理与传统差等之辩，为儒家仁爱思想提供经学与哲学双重解读。
谷继明教授重新辨析《说卦传》文本分层和成书性质，纠正传统单一化解读。《说卦》分为三大板块，其一为天地三才、圣人观卦的总论，其二为八卦取象、八卦德行阐释，其三为八卦配五行、方位、时令的术数内容。通过对比马王堆帛《易》、清华简《易》相关佚文，可见《说卦》非一时一人成书，而是战国至汉代多层文本叠加汇编而成。其早期部分侧重义理，晚出段落融入阴阳术数。谷教授驳斥将《说卦》全盘认定为汉儒伪造或将其视作孔子亲传完整文本两种旧说，指出其主体为战国儒者解《易》文献，汉代增补象数占验内容。同时梳理八卦象义演变脉络，区分哲理取象与占验取象差异，厘清《说卦》在易学义理、象数两大传统中的定位，为易传成书、先秦易学流变研究重新划分文本层级。
马晓见副研究员以魏源独特的“忧患经学”为核心线索，贯通其全部著述，搭建完整思想体系，反思现有魏源研究的两大范式局限。现代化范式偏重魏源革新一面，割裂其经学根基。传统经学范式则过度拘泥尊经框架，忽视其解构性思考。二者均无法统一解读魏源经学、诸子、域外经世类作品。魏源核心经学主张为：世界忧患是第一序根本，五经为应对时弊的“忧患书”，经书具有汇聚民智、整合治道的价值。基于该经学观，马副研究员将魏源全部著作划分为三大板块：一是《诗古微》《书古微》等经学著作，直接阐发忧患微言；二是《老子本义》等子学注疏，作为忧患思想的延伸补充；三是《皇朝经世文编》《海国图志》等新式经世典籍，是对应大变局下全新时代忧患，模拟五经体例创作新时代的“忧患书”。魏源思想融合古典经义与近代变局意识，为理解晚清经世儒学转型提供全新阐释框架，弥补现有研究割裂其著作体系的短板。
郑妍妍硕士以魏源《海国图志》为中心，探析晚清经世学者的现代文明构想。魏源依托传统经学、史学根基，吸纳西方地理、制度，构建兼容中西的文明理想。魏源对内坚守礼乐纲常等中华文明根本，主张以经学实学救国，对外学习西方器械吏治，提出“师夷长技”，坚守本土文明内核。同时，魏源区分文明根本与文明器物，反对全盘西化，也拒绝闭关固守。《默觚》等经世文论反映近代最早中西融合的文明蓝图，为晚清文明观念转型提供典型个案。
东南大学王华宝教授担任本场会议主持人。浙江大学吴仰湘教授、重庆大学黄铭研究员担任评议人。
评议专家结合自身研究领域，从文本考据、理论框架、现实阐释等层面对与会论文开展细致评析。专家们指出，现代学界常误将“一本”“二本”作名词化理解，应还原其作为关系性判准的原始语境，以此重审理学对先秦儒墨之辩的继承与重构。本次研讨的核心价值在于揭示民国学者并非仅作知识梳理，而是借由重评传统学术来回应现代性冲击，各自选择不同思想资源完成中国学术的内在转化，其路径差异本质是现代学术体制下文化主体性建构的不同尝试。与会学者围绕报告的核心议题展开多维度交流，现场学术氛围浓厚、研讨成效丰硕。研讨会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圆满落下帷幕。
7月5日上午10时许，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的“经学与中国文明”学术研讨会主旨发言暨闭幕式在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圆正·启真酒店召开。
同济大学曾亦教授、复旦大学郭晓东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李若晖教授、浙江大学吴仰湘教授先后作大会主旨发言。
曾亦教授从“素王”说与《春秋》的性质谈起，指出孔子不仅是有德无位的“素王”，更是怀抱“真王”之志的行道者。终成素王之归，乃势使然。孔子作为“素王”，以审判者的视角，对二百四十二年历史中的人物、事件进行重新裁断。《春秋》并非编年史书，而是孔子亲手删定的“根本法典”，犹如汉代司法实践中的各种《决事比》，是孔子断案的判例汇编。儒教复兴的理想路径，在于构建“经学家共治”的治理模式——“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并非简单的权力分享，而是“政统”与“道统”的结合，其理想形态为道统规范政统。经学家通过对经典的诠释，为国家提供价值方向与伦理准则。这不仅是对权力的监督，更是对政权的升华，实现“以道统政”的政治理想。
郭晓东教授从卓尔康《春秋》“六义”的解经体系谈起，指出卓尔康在《春秋辩义》的《自序》中提出《春秋》“六义”说，并以之统摄全书。所谓“六义”，即经义、传义、书义、不书义、时义、地义，其中“经义”辨《春秋》之宗旨，“传义”论三传及唐宋诸儒的得失，“书义”与“不书义”明笔削以见褒贬，“时义”与“地义”考历法地理等以征事实。“六义”说是卓尔康《春秋》学体系的核心架构，体现了卓尔康兼采汉宋、融合考据与义理的学术取向，在明清《春秋》学史上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李若晖教授从《诗·周南·卷耳》“顷筐”这一公案出发，探讨了经典诠释中的义理与哲学建构。他认为，当代经学研究有必要突破“择善而从”的校勘范式与“以朴学取代经学”的研究偏向，构建小学考据、经义阐释、哲学分析三者并重的新进路。李教授以《诗经·周南·卷耳》“顷筐”为例，释读后妃“求贤审官”的辅佐之志，阐发《毛诗》、《韩诗》与《经典释文》中的“顷筐”三义。《毛诗》以易盈释器，通过后妃勤采，但筐小而未盈的矛盾，凸显后妃志行相离的忧思。《韩诗》以德释器，借欹筐“满则覆”的特性，隐喻后妃以德感召众人，实现功利与道德的统一，从而为君主求贤提供示范。《经典释文》以常释器，回归日常经验解经，沿用以“得道多助”感悟君子的阐释。三种解经方式立足其各自的经说体系，可为当代经学研究范式的“古今转换”提供参证。
吴仰湘教授结合本人长期以来对正续《清经解》编纂的研究，回溯两部《清经解》纂刊的历史情境，结合阮元、王先谦的治学立场和两部清经解的时代回响，发现阮元、王先谦专门选辑清代汉学著述，不收理学著作，并非出于学派门户之见，而是有意分别汉宋，便于学子登堂入室。在科举制约下，新型书院不尚制艺之学，专重经解之文，两部《清经解》以经书笺注、考证及文字、音韵、训诂、天算为主要内容，最能满足士子的需求，既是书院经学读本，也是举业参考读物。光绪年间，湖南学政陆宝忠曾告诫长沙校经书院学子：“孰郑孰朱，始学虽途；靡汉靡宋，终期致用。”朱一新则教导广雅院生，对待汉宋之学，“当知其所以合，又当知其所以分”。这些针对晚清书院教学而发布的公私言论，可以启发后人对两部《清经解》作出更切合历史情境的评价。
大会主旨报告由复旦大学徐渊副教授主持。
主旨发言结束后，本次研讨会也渐进尾声。大会闭幕式由马一浮书院吴根友教授致辞。吴根友教授援引大儒朱熹的诗句“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点明本次研讨会的学术旨趣。本次会议共收到47篇论文，覆盖面广泛，包含文学、文献学、哲学、史学等诸多学科及领域，凸显出经学研究贯通文史哲的综合性学科特质。吴教授基于儒学中的“体-用”理念，提出当代经学研究应当缵承儒者经世传统，恪守经典根本，主动对接现代科技、国家治理、企业管理等多元领域，立足时代议题完成经典的现代化阐释，实现明体达用、即体即用，让古老经学焕发现实活力。在之前的大会主旨发言中，山东大学的曾振宇教授对董仲舒孝论的诠释及对当代亲子伦理等公共议题的回应，即是值得借鉴的典范。吴教授紧扣“两个结合”的重大论断，指出当代经学研究是落实“第二个结合”的关键阵地。然而，不少马克思主义学院的研究者对十三经等传统经典较为陌生，理论阐释缺少本土文明根基。他提议将马克思主义与传统经典的融通、对话作为重要的研究方向，书院后续可增设工作坊、专题论坛等多元交流载体，搭建跨域学术平台，持续深耕经典活化路径，推动古典经学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大会闭幕式由马一浮书院副院长张凯教授主持，张凯副院长代表书院，向参会的嘉宾、学者和专家表达诚挚感谢，希望大家继续支持书院建设，向书院资助方敦和基金会以及会务组的全体老师和同学们为本次会议的辛勤付出表达谢意。本次研讨会在热烈的掌声中落下帷幕。
来源：吴斌斌（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博士后）、张露雨（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博士生）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