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〇年十月二十一日，山东省委全委扩大会议开了两天。
会场上的纸页一张张传下去，最重的一句并不长：中央决定撤销舒同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职务，任命曾希圣为山东省委第一书记。
舒同坐在那里，身份一下变了。
但还有一行小字没有被很多人记住：保留书记处书记职务。
这行字，后来成了一个微妙的缝隙。有人只看见他“下去了”，有人却记得，他并没有离开山东的工作。毛主席听到舒同职务变动后着急追问的那层意思，也落在这里：谁让他一下子下去？他还是省委书记。
舒同不是一般的地方干部。
舒同就靠这一手，被人记住了。
毛主席曾称他为“红军书法家，党内一枝笔”。
他的笔，不是书斋里的笔。
是跟着队伍走的笔。
一九五四年，山东问题摆到中央面前。
六月二十三日前后，毛主席给刘少奇写信，谈政治局会议讨论山东问题时，末尾又补了一句：“舒同同志如在北京似亦宜请他到会。”
一句“宜请他到会”，分量不轻。
那时中央正考虑调整山东领导机构。八月，舒同到山东任职。后来山东省委建立，他当上第一书记，还兼任济南军区第一政委、军区党委第一书记。
从华东到山东，他不是来挂名的。
山东那几年，担子压得很重。农业、工业、干部队伍、军地关系，一样都绕不开省委第一书记。
到一九五六年，中共山东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选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届山东省委。舒同当选省委第一书记。
这时的舒同，已经不是单纯的“书法家舒同”。
可山东不是一张宣纸。
一九五八年以后，农村工作中“左”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公社化、生产指标、收购任务、基层浮夸，层层往下压。到了三年困难时期，山东同全国许多地方一样，压力陡然加大。
舒同也卷在其中。
一九六〇年三月下旬，毛主席审阅山东省委批转历城县委关于贯彻“六级干部会师到田”的报告，对基层官僚主义问题很忧心。报告里说的不是远处的事，就在山东，就在省委工作的范围内。
这不是一笔能轻轻带过的账。
十月，组织决定来了。
舒同被撤销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职务，曾希圣接任。会议还要分析讨论舒同的问题。十二月，山东又开省委扩大会议和省五级干部会议，布置生产救灾、农业生产、整风整社，舒同在会上作了检讨。
纸面上的职务变化很清楚。
可人的处境没有那么简单。
他不是被一脚踢出山东，而是仍保留省委书记处书记职务。第二年，一九六一年，他又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兼章丘县委第一书记。
一个当过省委第一书记的人，下到县里当县委第一书记。
这一下，很少见。
章丘的县委机关里，进出的是公社干部、生产队干部、拿着表册汇报口粮和春耕的人。舒同从省里下来，面对的不再是全省数字，而是一户一户、一村一村的日子。
这就是那句“他还是省委书记”背后的真实重量。
它不是说舒同没有责任，也不是说山东工作没有问题。它说的是，组织处理不能把一个长期在党内、军内工作过的干部简单推开；更不能忘了，他还在省委序列里，还要继续把担子挑下去。
舒同自己也清楚。
他后来在生活上过得很俭。困难时期，秘书见他身体虚弱，偷偷在菜汤里加了点肉末。舒同发现后批评说：“现在老百姓连地瓜面都吃不上，作为领导干部还好意思吃肉吗？”
这句话，比许多自我表白都硬。
一九六三年，舒同离开山东，到陕西任省委书记。再往后，他到军事科学院任副院长，又在一九八一年当选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一任主席。
他一生最后被许多人记住的，还是字。
可如果只把舒同看成书法家，就看窄了。
一九九八年五月二十七日上午八时，舒同在北京病逝，终年九十三岁。
病房里的纸笔收起来后，“舒体”还留在许多牌匾、书页和报刊题字里。可一九六〇年那份山东省委职务变动名单，也同样留在他的履历里。
舒同这一笔，落得很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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