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宣布,我的兄弟维克多·亚隆(Victor Yalom)已经离世。这对我们家庭来说是巨大的悲痛,对于那些通过网站 psychotherapy.net 认识他的人而言,也是一次重大的损失。我们深深怀念他”。
6月29日,心理治疗师本·亚隆发布这条社交媒体动态。据他介绍,维克多·亚隆生前数次与心理疾病抗争,“在生命最后三十年里,他都活得积极而充实,也创造了斐然的成就。遗憾的是,在生命的最后一年,病情再次袭来”。今年二月,维克多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作为著名心理学网站Psychotherapy.net的创办人,维克多·亚隆在生前制作了大量科普性质的心理咨询视频,治愈了许多人。他们纷纷在这条动态下留言。“生命由所有的瞬间定义,而不仅仅是终点,愿他的记忆成为你和你全家所拥有的天赋的一份祝福”。一名网友写道。
维克多·亚隆
亚隆的确来自一个“天赋”之家:本·亚隆和维克多·亚隆的父亲是美国当代精神医学宗师级的学者欧文·亚隆(Irving Yalom)。欧文·亚隆将存在主义哲学融入心理治疗之中,创作了大量小说与学术著作,对当代心理学和心理治疗实践均产生重要影响。他的《存在主义心理治疗》《直视骄阳》《当尼采哭泣》等诸多作品都翻译为中文,在中文世界有着众多追随者。
欧文的妻子玛丽莲·亚隆(Marilyn Yalom)同样是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曾与欧文一同任教于斯坦福大学。她写作的《乳房的历史》《法国人如何发明爱情》《闺蜜:女性情谊的历史》等重要作品也都已经翻译成中文。两人的爱情曾被视作学术伉俪的典范。亚隆夫妇养育了四个孩子,在2014年上映的纪录片《欧文·亚隆的心灵疗愈》中,大女儿伊芙坦率地说:欧文和玛丽莲“永远把他们的关系放在第一位”——这种关系甚至超出了他们与孩子们的关系。
不幸的是,2019年,玛丽莲·亚隆因骨髓癌过世。欧文·亚隆陷入巨大的悲痛,甚至在生活中时常陷入幻觉。某天,他收到一封来自经纪人的邮件,其中提到他的小说《斯宾诺莎问题》(The Spinoza Problem)即将被改编为电视剧。欧文称他的第一个念头,便是“迫不及待地告诉玛丽莲”。然而几秒钟后,他才“意识到”玛丽莲早已不在。玛丽莲逝世7年之后,他又失去了自己的次子。
相较于欧文,维克多在网上能够搜索出的信息寥寥。但他始终在践行父亲存在主义心理治疗的精神。在访谈中,维克多曾谈及当代心理咨询的问题,认为心理咨询的关键并不在于治疗的模式,而是治疗师应当理解治疗关系的本质。除了言语内容,还包括面部表情、肢体语言,乃至互动节奏,这些都是一段真实的诊疗关系的一部分。
欧文在回忆自传《成为你自己》中曾提及一段美好的往事:在一次于旧金山举行的美国团体心理治疗学会年会上,欧文的学生和孩子们共同为在场的治疗师们献上了一场演出。演员们没有剧本,但被要求想象自己身处一个治疗团体中,自发地和其他演员互动。本负责挑选演员,并亲自扮演一个角色。维克多则将这次演出剪辑成了电影。
类似温馨而美好的家庭生活,频频出现在欧文的笔端。但他和玛丽莲也有自己的烦恼。“我们的婚姻非常持久而牢固,但我们的四个孩子却都离婚了”。尽管其中的三个孩子再次拥有了幸福的婚姻,但两人依然常常诘问自己:父母对孩子的破裂,负有责任吗?
我们或许天然地认为,幸福的原生家庭会给孩子带来更美好的亲密关系想象——就像我们往往默认心理学家拥有比常人更坚强的心灵一样。在维克多离世之后,悼念之外,亦有质疑。许多人开始讨论心理学和心理治疗的价值:如果一位曾经治愈无数人的心理治疗师无法治愈自己,这是一种心理学的困境吗?
在听闻维克多自杀的消息后,许多感到难以置信的评论都来自曾经被他治愈的人们。如同维克多和欧文提倡的那样,理想的心理治疗是一种治疗师和来访者之间深度的在场连接。一名肿瘤患者或许不会因为医生罹患肿瘤而对其医术产生怀疑,但心理治疗师的来访者却可能因为治疗师的自杀产生一种系统性的信念崩溃。
发表于20世纪70年代的两篇论文就记录了类似的案例。遭遇治疗师突然自杀的患者除了感觉到一种“震惊”和“被遗弃感”,还感觉到自己仿佛需要为对方的死亡负有责任,因而加重了内疚和自我攻击的情绪。他们在自述中普遍表达对“治疗师局限性”的不信任,同时,也对重新接受新的治疗师抱有抗拒心理。
有患者表示,他们曾经能够在治疗过程中,观察到自己的治疗师存在情绪问题,甚至是自杀的倾向。但大多数时候,这种情绪是隐蔽的——就像本·亚隆发布的讣告中说的那样。但事实上,因为常见的职业刻板印象,心理学从业者的心理问题曾经长期被忽视。
纪录片《欧文·亚隆的心灵疗愈》剧照。
2025年10月,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的精神病学专家诺兰·威廉姆斯(Nolan Williams)被报道于家中自杀身亡,年仅43岁。这位被视为青年学术新星的学者致力于攻克一系列困扰现代人的情绪问题,包括抑郁、焦虑,以及退伍军人的创伤性应激障碍(PTSD)等。他开发出一种名为SAINT的高科技速效疗法,以针对大脑中与抑郁症相关的区域。在接受CBS采访时,诺兰提到,脑刺激能够有助于缓解那些“常规医疗和药物无法改善的抑郁症状”,从而“帮助大脑摆脱自杀倾向”。在由斯坦福大学授权的公司开展的一项临床研究中,约80%的患者抑郁症状得到了缓解。
然而,有望帮助人类在攻克抑郁的道路上迈出一大步的威廉姆斯,自己却常年饱受抑郁困扰。他的导师马克·乔治(Mark George)博士曾对《纽约时报》表示,他知道威廉姆斯患有抑郁症。乔治也始终鼓励他治疗,但却并不确定他是否应用过SAINT疗法。“我在想,他的内心深处,或许对抑郁症抱有某种病耻感”。让人颇感惋惜的是,威廉姆斯的研究可能恰恰表明,抑郁症有着更多的生理基础,它并不应被归咎于某种心灵的脆弱。一定程度上,他的研究本应是破除这种病耻感最好的武器。
尽管心理学家和心理咨询师总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为来访者开辟安全的表达空间,但对自身的心理问题抱有耻感的人或许并不在少数。早期数据显示,超过四分之一的心理学家曾有过自杀念头,一项针对800名心理学家的1994年抽样调查就发现,大多数人都曾接受过心理治疗。在这些接受过治疗的心理学家中,61%报告有临床抑郁症病史,29%报告有自杀意图史。
欧文·亚隆
2010年由美国心理学会(APA)主导的一项调查也发现,心理学家们常常容易忽视自身的压力水平,在充分关注患者的心理需求时,他们承受的来自患者的创伤经历带来的负面情绪可能往往被默默消化了,直到自己的心理健康已经受损才被发现。心理治疗工作的复杂和精密,让这种伤害也变得幽微。2021年发表在《职业健康心理学杂志》(Journal of Occupational Health Psychology)上的一项研究发现,有67%的临床心理学家表示,他们在职业生涯中经历过重度的职业倦怠。他们因为来访者的问题而不堪重负,逐渐丧失同理心。但这种同理心的丧失又与他们的职业操守冲突,进而产生内疚,双重的折磨将他们推向情绪失控的边缘。
类似抑郁症这样的心理疾病,至今仍然在社会上存在污名化,而在公众认知中被认为具备更充足的知识、应当帮助人们克服抑郁症的治疗师们,似乎在伦理上便更不应该被击倒。发表于2001年的一篇文章就指出,许多心理学家和治疗师不愿意承认自己患有抑郁症和自杀念头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遭受“职业专业性上的指责”。在某些时候,专业主义的要求和认同,反倒可能让心理治疗师在帮助来访者与自我牺牲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
不论是在心理学这样的社会科学,还是在文学或是哲学中,死亡都被看作是人生的终极命题。托尔斯泰在《忏悔录》中称死亡是生活“唯一的真相”,海德格尔说人的生存状态是“向死而生”。而自杀,又是死亡问题中最为复杂而敏感的议题之一。它具有高度的伦理争议性,但同时也因为常常成为文学书写的对象和哲学家反思的议题而经历某种审美化。
与人们面对心理学家的态度不同,由于与死亡问题的亲近性,哲学家或是文学家的自毁倾向某种程度上被读者们“豁免”。忧郁而沉重,仿佛成为哲思者的典型人格。一些广为流传的历史也强化了这种刻板印象。比如众人所熟知的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多名家人亲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的一生也被这一阴云笼罩,他曾对朋友说,自己奔赴一战战场是为了奔赴死亡。
美国哲学学者克兰西·马丁在《我如此努力地活着》一书中也引述了维特根斯坦的故事。在这本书中,作为一位长期被抑郁困扰的人,马丁以哲学的思辨和惊人的坦诚记述了自己的各种脆弱时刻。他曾在课堂上对学生说:如果我们的肚子上有一个开关,按下它,我们就能结束自己的生命,那么,可能没有人能活到十八岁。
《我如此努力地活着》
作者: [美] 克兰西·马丁
译者: 吴万伟
版本: 领学东方|金城出版社 2025年8月
在读到类似的情节时,也许有读者会捏一把汗。但在马丁看来,尽管记述的过程痛苦,但对理解自杀来说,没有什么比“诚实地讲述这种冲动”更重要。马丁认为,主动结束生命这件事,堪称人类文化中最复杂的现象,所以才引来如此多思想家的讨论,也是三大宗教都关注的命题。但是不论是谈论这一主题的思想家和作家,抑或自杀者本人,可能都低估了这种复杂性。“想自杀者,可能直到那一刻都不知道自己究竟想死还是想活”,作为旁观者,也就更谈不上应该如何去评价这种行为。
一些人也对马丁的写作提出过争议,最常见的是“自杀传染”叙事——认为详细地讲述自杀,会带来更多的自杀模仿——在著名演员罗宾·威廉姆斯自杀之后,美国的自杀率确实有所上升。但在马丁看来,情况恰恰相反,我们需要通过一种非戏剧化的、平实的叙述,把这一议题从各种似是而非的公众想象中拽出来。
马丁的努力也收到了回响。堪萨斯城曾发生一起双人自杀案件:一对父女手拉手从桥上跳入密苏里河。彼时的马丁和学生们正进入讨论叔本华的悲观主义的课程,马丁让学生们公开讨论对这起案件的看法。一名平时很安静的学生说:“我无比确信,我们这一代人对自杀的思考会比前几代人多得多。因为我们正经历着更大的荒谬感,一切都显得毫无意义,我们也不再确定自己是否能找到工作”。一些《我如此努力地活着》的读者告诉马丁,他的写作帮助他们更好地与自毁的念头共处。
相较于如何评价或是阻止人结束自己的生命,首先我们需要认识到这不应该是个讨论的禁区。马丁并不是唯一这么做的。曾效力于NBA多支球队的球星凯文·勒夫多年来也一直在灰暗的念头中挣扎,他同样也坚持认为,谈论他的自杀未遂是消除自杀念头的最佳方法之一。勒夫曾说:“没有什么比不说出来的东西,更容易萦绕在我们的脑海之中的了”。在某种意义上,当我们学会公开地讨论相关问题,也是消除耻感的开始。
在欧文·亚隆的思想传记《在生命的最深处与人相遇》的结尾,作者朱瑟琳·乔塞尔森提到一则往事。2005年,她陪同欧文前去拜访他的导师杰罗姆·弗兰克(Jarome Frank),弗兰克的心智逐渐退化,聊天逐渐变得困难,朱瑟琳不得不让欧文主要承担这个艰巨的任务。欧文问杰罗姆:“杰里,如果你坐在这里,和一群你完全不认识的人说话,你会是怎样的感受呢?”也正是在那一刻,朱瑟琳感受到了欧文非凡的才能:他总是最关注完整的“当下体验”。
对人的整全性理解,始终是欧文·亚隆存在主义心理学的关怀。他一生都很重视团体治疗,受到另一位心理学大师罗洛·梅的启发,欧文认为,来访者很多心理问题的根源是人际关系,团体治疗能作为社会的一个缩影,能让病人探索并改变与他人互动不良的模式。他也探讨死亡,但他认为传统的心理治疗大多回避了死亡焦虑是人的一种根本处境、潜藏在大多数精神问题之后,这一最大的现实。
《在生命的最深处与人相遇》
作者: [美] 朱瑟琳·乔塞尔森
译者: 王学富 / 王学成
版本: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6年3月
心理学家自杀引起的针对心理学本身的不信任,恰恰基于某种对人碎片化、工具化的理解:认为心理治疗师仅仅是承载负面情绪的工具。这和亚隆终身的倡导,背道而驰。2012年发表于《专业心理学》(Professional Psychology: Research and Practice)的一篇讨论心理学家如何面对心理危机的文章提出,心理学家不应将“心理健康”与“心理受损”视为一种“危险的二元对立”。脆弱,是完整生命体验的一部分,接纳脆弱,也是在与整全的人共鸣。——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同样如此。
面对维克多去世之后的评论,本·亚隆后续更新了一条更为详细的社交媒体动态:“对一些人来说,一位优秀的治疗师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似乎构成对心理治疗的否定。但在我看来,这不成立。就像我们并不会因为一位医生死于某种疾病,就否定医学一样”。
“维克多的确在一段极大的痛苦之中,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但我恳请大家。不要只用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方式来记住他。他的一生充满了幽默、爱与创造力。我们每个人的生命,或许最终都会因某种方式走向终点,请不要把一个人在世间活过的全部维度,都缩减为他生命的那最后一刻。”
本文参考:
1.When the son of one of the world’s most famous psychotherapists commits suicide
https://archive.is/yCJDC#selection-247.0-247.79
2.Why Do I Keep Forgetting That My Wife Died?
https://www.psychologytoday.com/us/blog/the-long-journey/202103/why-do-i-keep-forgetting-my-wife-died
3.Nolan Williams, Who Stimulated the Brain to Treat Depression, Dies at 43
https://www.nytimes.com/2025/11/11/health/nolan-williams-dead.html?eafs_enabled=false
4.Why Psychologists Commit Suicide?
https://medium.com/@AbdulsalamPsychologist/why-psychologists-commit-suicide-f7bbbec47844
5.《成为我自己:欧文·亚隆回忆录》,【美】欧文·亚隆著,机械工业出版社,2019年6月。
6.《在生命最深处与人相遇:欧文·亚隆思想传记》,[美]朱瑟琳·乔塞尔森,机械工业出版社,2016年3月。
7.《我如此努力地活着:一位重度抑郁的哲学教授的自述》,[美]克兰西·马丁,金城出版社·领学东方,2025年8月。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作者:刘亚光;编辑:走走;校对:柳宝庆。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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