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三年，上海第三制药厂投产，青霉素全年不到六百公斤。
这个数字，压在抗美援朝后方的药箱上，也压在香港商人的账本上。
前线伤员等药，国内产量跟不上，香港成了少数还能转手西药的口岸。盘尼西林一小瓶，往往比金子还紧俏。
也就是这几年，张祝珊家族的名字，开始和西药、地产、会德丰这些词缠在一起。
可张家最刺眼的一笔，不在中环大厦里。
在药瓶里。
张祝珊早年不是富豪。
广州一间屋子里，藤条、竹席、菜篮堆得到处都是。白天做货，晚上睡觉前再把床上的东西搬开。
他靠手艺吃饭，后来开了“张锦记”，做藤器批发。家里有四个儿子：张玉阶、张玉麒、张玉麟、张玉良。
一九三六年，张祝珊病逝。
第二年，战火逼近广州，郭庚带着几个儿子去了香港。张家从藤器生意里挪出身子，慢慢碰到了另一门买卖：西药。
这一步，改了家运。
张家先在香港、广州经营药铺，后来做西药代理。到了朝鲜战争爆发后，盘尼西林、链霉素、氯霉素一类药品，在内地成了硬通货。
药不是普通商品。
伤口化脓、败血症、肺炎、手术感染，都等它救命。汤飞凡当年看到青霉素时，说它“对战争必有莫大贡献”，不是空话。
可问题就在这里。
药越缺，价格越高；价格越高，黑市越活。
香港的码头、仓库、药行之间，一箱箱西药被转手。正品、过期货、掺假的货，夹在同一条水路里走。
坊间后来把张家骂得最狠的地方，也正在这里：抗美援朝缺药时，他们靠盘尼西林发财，甚至被指把失效药、掺假药混进正品里卖给内地。
这笔账，没有写进家族纪念册。
但骂名留了下来。
一九五三年，国内上海第三制药厂正式投产，全年青霉素总产量仍不到六百公斤。中科院系统的研究也显示，一九五二年青霉素产量只有三十三公斤，到一九五六年才增至十吨。
缺口这么大，谁手里有进口西药，谁就握着一把刀。
张家握住了。
战场上的药瓶换成了香港的楼契。
五十年代以后，张家不再只是药商。他们转进地产，买铺、买楼、换股、借壳。
中环的联邦大厦、国际大厦，后来都成了张氏家族资本腾挪的筹码。
一九七〇年前后，张玉良用联邦大厦、国际大厦等物业换取联邦地产股权，再借联邦地产进入老牌英资洋行会德丰。到七十年代初，张玉良成了会德丰背后的大股东。
这一下，香港商界才发现，那个不太露面的张家，手里攥着的不是小钱。
是整栋楼。
是洋行股权。
是足够影响收购战的筹码。
张玉良不爱站到台前。
会德丰台前还是马登家族，百货、地产、洋行业务也多有别人出面。张家像一只手，藏在幕布后面，只在股权变动时露出指节。
这种低调，后来被很多人说成精明。
可另一面，也像躲。
因为张家的发家故事里，始终有一段不愿被人反复翻起的旧闻：西药暴利，盘尼西林黑市，抗美援朝时期的药品交易。
到了七十年代，香港地产热起来，李嘉诚、包玉刚、置地、怡和，一个个都在抢地、抢楼、抢公司。
张家有钱，却不像这些人那样把声势做大。
他们更像坐在后排的人，等牌局到最热时，才把手里的牌推出来。
一九八五年，会德丰争夺战爆发。
邱德拔先动手，马登家族也有退意。张玉良把股权转给包玉刚，包玉刚随后击败邱德拔，控制会德丰。
这场仗打完，张家从香港商界最要紧的一张桌子上退了下来。
门关上了。
外面的人看见的是资本运作：卖股、套现、离场。
里面的人看见的，也许是另一回事。
八十年代前后，张玉良举家离开香港，迁往澳洲。围绕他带走的资产，外界一直有“百亿港元”这样的说法。
中环的楼还在，洋行换了主人，香港商界继续热闹。
张家走了。
从广州藤器铺，到香港药行；从盘尼西林旧闻，到联邦大厦、国际大厦；从会德丰大股东，到澳洲隐居富豪，张氏家族走的是一条很窄的路。
这条路上，钱越堆越高，名字却越藏越深。
多年以后，再提张玉良，人们不只想起会德丰收购战，也会想起那个缺药的年代：前线等着救命药，后方有人把药瓶送进账本。
最后留下来的，不是一座楼的灯光。
是一只没有撕干净标签的药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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