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刚履新的印度驻华大使魏嘉盟，最近在北京公开提出了一项颇为直白的诉求。他呼吁中国和亚投行扩大对印度的直接投资。
末了他甚至强调了一句——“这些诉求没有任何不合理之处”，意思是这些要求一点都不过分。
在这位驻华大使看来，鉴于中印关系正走向正常化，印度近几个月“已经调整了政策环境”，“放宽了对中国对印度制造业投资的部分限制”，“愿意为中企扎根印度提供协助”。所以让中国出手大方点，多给印度投点真金白银再正常不过了。
他甚至将亚投行称为多边合作的典范，鼓励亚投行也对印度的基础设施建设加大融资力度。
放在当下节点，印度大使这番表态怎么看都有点一厢情愿。魏嘉盟在一个安全主题论坛疾呼中企赴印投资，闭门不谈的是印度经济账本上几组压得人喘不过气的数字。
根据印度商务部数据，2025至2026财年，中印双边贸易额达到约1511亿美元，中国时隔4年重新成为印度最大贸易伙伴。可翻开账本的下一页，印度就笑不出来了。
印度对华出口只有约194.7亿美元，从中国进口却高达1316.3亿美元。贸易逆差飙升至约1122亿美元的历史高位。换句话说，印度从中国买得多、卖给中国的少，而且差距越拉越大。
比贸易逆差更让新德里坐立不安的，是美西方外资正在外逃。2026年以来，全球投资者以十多年来罕见的速度从印度股市套现，仅3月份单月海外净流出资金就超过120亿美元。
截至6月初，外资在印度金融市场抛售的股票价值约合270亿美元，超过了2025年全年189亿美元的规模。外商直接投资净额跌至接近历史最低水平。
美西方资本外逃了，中资能够填补真空？没那么美好。
2020年加勒万河谷冲突后，莫迪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修订外商直接投资规则，规定所有与印度接壤国家的投资都必须经过政府审批。
此后，数百款中国应用程序被无端封禁，中国设备商的业务受到刁难，光伏产品被加征关税，国产含量强制要求层层加码。
印度执法机构在对外资企业的管理上充斥着选择性执法和政治敲诈。“印度赚钱印度花、一分别想带回家”，已经成为国际商界对这个“外资坟场”的普遍共识。
更令人警惕的是印度在法律层面将中国视为敌国的长期定性。以1968年出台的《敌国财产法案》为例，该法明确将中国、巴基斯坦界定为敌国。特别在2017年修订后，更授权新德里必要时直接查没、处置中、巴两敌国财产。
即便去年上合天津峰会后中印互动出现缓和迹象，这部恶法对中国的敌视定性也未予修正。一个立法将中国定义为敌国的国家，有什么资格对中资吆五喝六？
更何况中企在印度吃过的亏，桩桩件件都是教训。2022年印度执法局以违反外汇管理法为由，强行查封了小米印度公司约48亿元人民币的资产。2023年又正式完成没收。
此后数家中国头部手机制造企业和供应链厂商遭遇了如出一辙的税务调查、高管扣押和资产冻结。华为虽然被允许参与印度5G试验，但电信部门转头就以国家安全为借口处处设限，导致华为在印度的业务规模相比2017年缩水近40%。
更早之前，上海电气的遭遇令人瞠目。2008年上海电气与印度信诚电力旗下子公司签署了价值13.11亿美元的莎圣燃煤电站设备供货合同。
项目2015年就已投入商业运营，可信诚公司至今拖欠至少1.35亿美元的设备款。上海电气2019年申请仲裁追讨欠款，印方非但不给钱，反而在2021年反向提起仲裁，索赔上海电气约3.89亿美元。
直到今年6月末，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才作出裁决，驳回了印方的全部实体诉讼请求。虽然上海电气在法律上赢了，但1.35亿美元的欠款能不能执行到位，仍是未知数。从签约到现在，已经过去18年了。
闻泰科技、立讯精密在今年1月围绕印度资产包的交易纠纷同样陷入了仲裁泥潭，资产被查封冻结，交割无法完成。
这些案例加在一起，反映出的是印度营商环境充满不确定性的现实。
说到底，印度想真正改善中印经贸关系，光靠驻华大使在世界和平论坛说几句客气话远远不够，有几件事是绕不过去的。
第一、必须进行根本性的市场经济改革，落实对中资的非歧视原则。
2026年3月，印度修订了沿用6年的对华投资限制，宣布非控股持股不超过10%的项目可走快速自动审批通道。5月又划定7个核心行业，承诺合规投资最快60天办结。
可这些所谓放宽全是带前提的空头支票，能享受快速审批的仅限中资非控股、实益持股不超过10%的项目，大额投资与控股投资依然要经过层层严苛的安全审查。
中资企业在印度的持股比例必须低于10%，否则自动审批就没戏，而制造业特别是重要行业还得出让多数控制权和管理权。
印度拼尽全力要中企出钱出技术，却不给控股权和主导权。这种既想利用中国资本和技术、又处处设防提防的姿态，根本自相矛盾。
更何况，印度在2020年以国家安全为由一夜之间对中企竖起壁垒，完全可能在2026年以招商引资为由一夜之间拆掉一部分，谁能保证他日不会再来一次？
第二、在边界问题上做出尊重中国主权权利的必要让步。
当前中印边境局势总体稳定，但边界问题始终悬在中印关系头顶。新德里必须切实做到“将边界问题放到适当位置、避免影响双边关系大局”，不要奢望中国单方面让步。
在边界问题没有实质性改善之前，不存在绝对意义的在商言商，任何经贸合作的深度承诺都仰赖坚实的政治基础。
第三，停止国内反华舆论宣传。
印度媒体和政界长期渲染中国威胁论，将中企正常的商业行为污名化为安全威胁。
非关税壁垒、针对中资严苛的审批限制、频繁变动的外资政策及商品技术标准壁垒，仍是中印经贸合作难以回避的现实问题。
一个法治不可预期、政策朝令夕改、法律上还把你当敌国的市场，说得再好听也没人敢去。
魏嘉盟的吆喝也反映出一条基本常识：驻外大使的职责是在驻在国代表本国的利益发声争取，而非苛求本国国民包容俭让。
不过，我们不妨善意提醒魏嘉盟大使反求诸己一下，让新德里先拿出对等的诚意和可预期的制度保障，再谈释放中印经贸合作潜力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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