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室门推开的时候，我爸坐在轮椅上，徐慧心推着他，满脸怒色。
彭仁丽的脸色一下子全变了。赵健手里的笔差点掉地上。
我爸颤巍巍举着一封信，声音不大，每个字却像钉子一样砸过来：“老彭，我王德厚欠你的，今天两清了。荣娃，签字。”
彭美玲的手停在半空，那条二十三年没离身的项链，链坠是当年我爸送他爸的平安扣。
我看着我爸，又看看彭美玲。
她眼眶红着，没拦我，也没说话。
我拿起笔，签名的手很稳。
01
1999年深秋，我爸王德厚开着他那辆二手解放牌卡车，从县城拉了一车钢筋往市里送。
那年我刚从技校毕业，在镇上修家电。我妈走得早，我爸靠跑运输把我拉扯大，一天三顿啃馒头，就为了省下钱给我买书。
那天晚上十点多，邻居李叔跑到我修家电的铺子，上气不接下气：“长荣，你爸出事了，在国道那边翻车了。”
我骑上破摩托车往那边赶。
到医院的时候，我爸在手术室里。医生出来说，失血太多，血库里他那个血型只剩下400毫升，不够用。
我蹲在走廊里，脑子嗡嗡的。我爸那个血型是RH阴性，全县城也没几个人是这种血。
后来一个护士跑过来，喊了句：“有个叫彭仁德的家属，血型匹配，已经抽血了。”
我顺着走廊跑过去，看见一个五十来岁的男人坐在长椅上，袖子卷到胳膊肘，手臂上还贴着棉花球。
他旁边站着个小姑娘，扎着马尾辫，穿着校服，手里端着搪瓷缸，里面是红糖水。
“彭叔，谢谢您。”我当时跪下去的心都有。
彭仁德摆摆手，声音很厚实：“别客气，都是街坊邻居。你爸在哪个床位？等他稳定了我去看看。”
他女儿把搪瓷缸递给我：“你喝了吧，你脸白得吓人。”
那是彭美玲。那年她十九岁，读高二。
后来我才知道，彭仁德是供销社退休的老职工，在县城挺有名望。他那个血型稀有，每年都主动去献血。医院有他的档案，出事当晚就联系上了。
手术很成功。我爸转危为安后，拉着彭仁德的手，老泪纵横：“老哥，这条命是你给的。以后你们家有事，王德厚就算砸锅卖铁也要报这个恩。”
彭仁德笑了：“别这么说话，谁还没个难处？”
但这句话，我爸记了一辈子。我也记了一辈子。
我爸出院后，两家走动勤了。
彭仁德隔三差五来家里坐坐，我爸就杀只鸡炖上。
彭美玲周末会来我铺子里看看，问一些电路板的问题，说她想学这个。
1995年春天，我和彭美玲谈了对象。
彭仁德挺高兴，说这孩子踏实。
我爸更是笑得合不拢嘴，拉着我去彭家提亲那天，把家里仅有的一万多块全拿出来了。
彭美玲的妈妈彭仁丽，一开始不太乐意。
她嫌我是个修家电的，家里又穷，配不上她女儿。
但彭仁德做主，拍了桌子：“人家孩子踏实肯干，咱们图个啥？图个能过日子！”
婚事定了。
我和彭美玲租了个二十平米的铁皮房，门口挂了个牌子“长荣电子维修”。
白天修家电，晚上研读电路图。
彭美玲手巧，焊电路板焊得又快又好。
有时候加班到凌晨两三点，两个人就着搪瓷缸吃点泡面，她也不抱怨。
1996年，有个深圳的客户来县城办事，看到我们修的电路板质量不错，问能不能批量做一批。
我算了算，接了。
那是我第一次做批量加工，拿到的利润比单修多十倍。
我跟我爸商量，想买几台设备搞个小厂。我爸二话没说，把家里那头老黄牛卖了。
“荣娃，爸帮不上大忙，但爸绝对不会拖你后腿。”他把卖牛的钱塞进我手里，皱巴巴的两千多块。
彭仁德知道后，找朋友凑了五千块，说算入股。
1997年春天，长荣电子厂正式挂牌。厂房是租的村委会废弃仓库，我和彭美玲用白灰刷了墙，买了三台二手设备，雇了五个人。
徐慧心是第一批招进来的。
她和她妈相依为命，初中毕业就出来打工，人很机灵，学得也快。
我手把手教她，从识图到焊接，她三个月就能独立上手。
那几年，日子苦，但心里甜。彭美玲每天早上六点起来做饭，晚上八九点才收工。她负责跑业务，我负责技术。我们俩分工明确，配合默契。
我爸和彭仁德隔段时间就来厂里看看，带些自家种的菜。两个老头蹲在厂房门口抽烟，聊些有的没的。
2000年，厂子换了地方，从铁皮房搬到了真正的车间。那年我们接了深圳一家大公司的单子，利润翻了番。
2003年，公司改制成有限责任公司，我和彭美玲分别占40%和30%的股，彭仁德占10%，剩下的20%分散给几个早期骨干。
我熬夜搞出第一款自主专利——高精度电路板定位钻孔工艺。
拿到专利证书那天，彭美玲高兴得在车间里转圈，搂着我脖子说：“长荣，咱们也算是搞技术的人了。”
徐慧心把那本证书放在玻璃框里，挂在办公室最显眼的地方。
那晚，我爸和彭仁德喝了不少酒。我爸拉着彭仁德的手，又说了那句话：“老哥，恩情记着呢，还不了。”
彭仁德喝得脸通红：“别提了别提了，咱们是一家人，说什么恩情？”
一家人？是啊。
可我怎么也没想到，一家人这三个字，后来会变成一把刀。
02
2008年，公司第一次搬进正规工业园区。
厂区大了三倍，员工从几十人扩到两百多人。订单铺开后覆盖了长三角和珠三角，年产值到了三千万。
那年彭仁德查出肺病，住了几个月的院。
我爸急得白了半边头发，天天往医院跑，送饭送汤。
彭仁德出院那天，我爸非要给他磕个头，被彭仁德拦住：“老兄弟，你还这样，我可翻脸了。”
彭仁丽那几年对我也客气了不少。
她退休后常来公司转转，有时候帮忙整理文件，有时候给员工带些自己做的小点心。
彭美玲说她妈变了，其实我心里清楚，彭仁丽对我好，是因为我每个月给她发一份顾问工资。
2009年，彭美玲的表哥宋波来了公司。
宋波是彭仁丽弟弟的儿子，会计专业毕业，在县城一家小厂干了几年。
彭仁丽找我说，让宋波来公司管财务，自家人才放心。
我想着也是，就把出纳那块交给了他。
宋波这个人，表面看着老实，说话慢条斯理，见人三分笑。
但接触久了就会发现，他做事喜欢留一手，报表从来不给详细说明，问多了就说“这个我自己清楚就行”。
我没太在意，毕竟他是彭美玲的表哥，能坑自家人？
2012年，公司碰上了一次技术瓶颈——客户要求提高产品抗干扰性能，而我们现有的工艺达不到。
我把自己关在车间里三个多月，白天跑试验，晚上查资料，整个人瘦了十几斤。
那段日子，彭美玲也陪我熬着，半夜给我送夜宵，有时候就靠着实验台睡着了。
2013年春天，我终于拿出了第二项核心专利——信号抗干扰算法。这个专利让公司产品性能直接对标进口货，成本却只有进口的三分之一。
那一年，订单量爆了。公司年产值突破八千万，员工扩充到近四百人。
也就是那一年，彭仁丽开始频频出现在公司高层会议上。
起初她来旁听，说“就是看看，不发表意见”。
后来开始插嘴，有时候说“这个方案咋不换个思路”，有时候当场否定我和研发部的决策。
彭美玲开始还帮她圆圆场，后来干脆附和。
2015年，公司年产值破了亿。
彭仁丽召集了一次家庭会议，当着我和彭美玲还有她儿子彭仁杰的面说：“长荣，你现在是搞技术的，公司管理和销售这块，得有人专门盯着。你看美玲当董事长，你当总经理兼总工，各司其职，好不好？”
我没多说什么。董事长是彭美玲，总经理是我，实质上还是我说了算。
但彭仁丽很快推进了第二步：招聘一位CEO。
“现在公司大了，都是自家亲戚也不是个办法。外聘一个职业经理人，对公司发展好。”彭仁丽每次说话都有一套话术，听着是为了公司好，实际上是在铺路。
2016年，赵健进入公司。
赵健三十五岁，有过在上市企业做高管的履历，口才好，做事圆滑。
面试的时候，他表现得很谦逊：“王工，我是做管理出身的，不懂技术。但我能帮您把技术和市场对接起来，解放您的时间让您专注研发。”
这几句话正中我心。我确实不喜欢管那些杂七杂八的事。管人、跑关系、和政府打交道，这些事儿我天生不擅长。
赵健入职第一个月，的确做了些实事。
他帮公司拿下了一个政府科技扶持项目，申请了两百万补贴。
彭美玲高兴得不行，彭仁丽也在家里夸了好几次。
我也觉得这个人靠谱，慢慢把一些管理权限放给了他。
但我很快就发现，赵健不太喜欢我往关键部门凑。
他安排自己的亲信当销售经理和采购主管，研发部的新项目立项也不经过我了，而且还在外面公开说“王工就是搞技术的，不用管那么多”。
徐慧心私下找我聊过：“师父，赵总好像在架空你。”
我没当回事，觉得多心了。毕竟公司是我的，手握专利还怕他翻出天？
2017年，我父亲王德厚的身体开始走下坡路。
他年轻时常年跑运输，落下一身毛病。
腰椎间盘突出、高血压、老慢支，这几年又查出了轻微心衰。
我让他搬到市里来住，他不肯，说在乡里住惯了。
彭美玲让我每个月给他打两千块生活费，我爸不肯要，说省着点留给孙子用。我也想生二胎，但彭美玲说要忙公司，等几年再说。
2018年深秋，彭仁德病情加重，住院一个多月后走了。
我爸去送葬时哭得跪在地上起不来，说他欠老哥一条命，这辈子还不了了。
彭仁德的葬礼上，彭仁丽拉着我的手哭着说：“长荣，他爸生前最疼你，你看在老爷子份上，以后好好照顾这个家。”
我点头，心里酸得不行。
但我不知道的是，彭仁德的去世，反而让彭仁丽少了最后一个能压得住她的人。
从2019年开始，彭仁丽在公司的动作越来越大。
她的儿子彭仁杰——一个从小娇生惯养、连账都算不清的纨绔子弟——被任命为副总经理，手底下管着二十多个人的行政部。
宋波升了财务总监，总账全一把抓。
研发的话事权也开始步步被削弱。
赵健总有办法绕过我的审批去立项新产品。
只要我说“这个技术路线不行”，他就换个人签，反正这些“人”都会被他替换成自己人。
但我卡住了一件事：专利授权。
公司所有产品的核心技术，都得用到我的专利。
产品卖得好的那些，几乎每一项都绕不开我的授权。
赵健绕过我立项可以，但产品造出来，没有我的授权，不能出厂。
那时候，我还没意识到，这件事会成为日后双方博弈的关键。
03
2020年春天，我偶然发现了一个问题。
公司财务账目上，有一笔给深圳某原材料供应商的采购款是六百万，但徐慧心私下打听过，那家供应商给公司的实际发货量，满打满算也不到两百万。
多出的钱去哪了？
我没声张，趁宋波休年假时，让徐慧心想办法把这两年所有的采购明细拷贝了出来。
几天后，我在家里对着电脑熬夜看了两个通宵。越看，心越凉。
三年来，宋波和采购经理刘国栋联合造假，凭空“采购”了大量高价原料，钱款转出后，一部分回流，一部分彻底成了“坏账”。
我还发现一笔五十万的转账，收款人只有一个姓氏：彭。
不是彭美玲，那个账户尾数和她没有任何关系。
我把这些证据收好，打算找个时间跟彭美玲摊牌。
不过那阵子公司忙着接一个政府大项目，她天天加班到很晚，到家倒头就睡。
我放了几次话头，都被她不耐烦地打断了。
2020年7月，我决定直接找她谈。
那天晚上我做好了饭，等她回家。她十一点才推门进屋，一身的疲惫，高跟鞋都没脱：“累死我了，今天那个招标会搞了一天。”
“美玲，你先坐下。”我递了杯水给她，从公文包里拿出那份记录。
“你看看这个。”
彭美玲接过去，翻了两页，脸色就变了。她把文件“啪”地摔在桌上，瞪着我说：“你查公司账？长荣，你什么意思？不放心我？不放心自家人？”
“不是不放心你，我是不放心宋波。”
“宋波是我表哥！你在怀疑我家里人？”
“我怀疑他做假账，而且有一笔五十万转给了彭某。”
“那个‘彭’字就是我？就凭一个姓你就定了我的罪？”
那晚吵得很凶。最后她摔了卧室门，说我疑神疑鬼、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还说我现在越来越像那种守着旧思想不肯放权的老古董。
我坐在客厅到后半夜，心里慢慢明白了一件事：她不是被蒙蔽，不是看不懂账，是她选择不看。
她想让我闭上嘴。
从那以后，我们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她开始提前回家的时间越来越晚，我发微信她不回，打电话她摁掉。
有一次我生病发烧，她只打了个电话回来让我自己吃药，人没回来。
徐慧心在2021年初，被调离了研发核心组。名义上是“升职”，从研发部副主任调成了行政部副总监，明升暗降。
我找赵健谈过，他说得冠冕堂皇：“王工，徐慧心跟您好多年了，在研发上肯定是一把好手。但年轻人要多样化发展，在行政历练历练，对以后有好处。”
我转头去找彭美玲，她说：“赵总有他的考量，你就别管了。”
“慧心是我徒弟。”
“你徒弟怎么了？公司是公司。”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在车库抽完了大半包烟。
我知道，我在这家公司，名义上是联合创始人，已经是个外人了。
2022年春节，公司吃年夜饭的时候，一年一度的“年度优秀员工”颁奖环节，连个研发岗的提名都没有。
我坐在主桌，看着赵健和销售部的人觥筹交错，彭仁丽坐在另外一桌，被几个晚辈敬酒，春风满面。
那天回家路上，我问彭美玲：“你有没有觉得，这两年公司有点变了？”
“哪里变了？”
“以前我们搞技术的时候，大家一条心。现在人人都在谈关系，谈站队。”
她没接话，开了收音机。
我想起刚创业那几年，年夜饭是在厂房里吃的，一人一个搪瓷缸，炒几个菜，我爸和彭叔都在，大家喝到尽兴，躺在地铺上唱老歌。
那时候多简单。
2022年夏天，我和彭美玲正式分居。
起因是一件小事——她妈彭仁丽跟我说，公司研发部要搬到新楼去，让我自己选楼层。
我说我们研发部在旧楼挺好，设备都在那。
彭仁丽说，新楼条件好，必须搬。
我执意不搬，两人起了争执。
彭美玲回来后，彭仁丽摆出一副委屈的样子，说我不听劝。
彭美玲当场就火了，高声质问我：“你非要和我妈抬杠是吧？我妈也是为公司好！”
“我不搬。”
“你要搬。新楼都快装修完了，你别让我难做。”
“美玲，不是谁家亲戚说了算的事。搬楼要重新布线，设备要重装，至少停工半个月。”
“停工半个月怎么了？公司又不是赔不起。”
“我不是心疼钱，我是心疼那批设备。”
彭美玲一阵见血地反问：“你还是瞧不起我家里人是吧？觉得他们做不好事，比不上你？”
“我没说过。”
“可你那副样子，就是那个意思。”
那天晚上我抱着被子睡在了沙发上。
第二天一早，彭美玲就去公司了。我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脑子里只有一句话：这根刺埋得太深了。
2022年10月，王德厚病重入院，确诊了是尿毒症加心衰。
我连夜赶回老家，把我爸转到市里最好的医院。
主治医师告诉我，情况不容乐观，早中期还可以尝试透析加药物维持，但现在并发症比较多了，如果能争取更好的医疗资源加上高昂的靶向治疗方案，也许还能争取一两年时间。
靶向药，一个月两三万。
我立刻回到公司，找到彭美玲签字，申请从项目利润池中拆分一笔预分红出来。
我爸是公司功臣，早年卖过牛给我创业。
至少，公司不至于连这点忙都不肯帮。
彭美玲先是不说话，过了很久才说：“长荣，你爸的事我很难过。但公司现在资金周转确实紧张，今年利润也没去年好。你看能不能……先拿十万？”
“十万？一个月药费都不够！”
“那也没办法，你爸又不是公司员工。”
她说完这句话，自己好像也愣了一下。但她没有改口，只是低下头继续翻文件。
我在她办公室门口站了好久，最后还是走了。
走出大门，我蹲在马路边，觉得这件事像一盆冷水浇透了我。
第二天我找徐慧心借钱。她把她妈留给她的房子抵押了，借了我十五万。
“师父，您别难过。您爸也是我爸。”
我把钱送到医院，我爸躺在病床上，浑身插着管子，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
他看我的眼神还是那么温和：“荣娃，别折腾了，爸年纪到了，该走了。”
“爸，您别说那个话。”
“公司……还好吗？”
“好。都好。”
我不敢告诉他实情。
那之后，我夜夜睡不着，反复想着从前那些事。
1995年铁皮房里的搪瓷缸，1996年我爸卖牛的那两千块，1997年彭叔抽出那根输血管，还有我爸跪在他面前哭着说要报恩。
然后我又想起彭美玲那句“你爸又不是公司员工”，想起账本上那笔五十万的去向，想起徐慧心被调离核心研发组时含泪的双眼。
我终于想通了。
这些年，我一直在守住一个诺言，一个“这辈子必须还的恩情”。
可人家早就不在意当年那份恩情了。
人家在意的是：王长荣这个搞技术的，什么时候能彻底消失。
如果那是他们想要的结果，那我也只能如他们所愿。
2023年3月，我开始为自己铺后路。
我把所有专利的底稿和技术文档整理出来，挑出最核心的三项——高精度电路板设计工艺、信号抗干扰算法、新型节能电源架构——写成独立的文件包。
剩下的几十项，我重新做了归档归档，把专利续展和到期年限逐一核对，确保在我的计划时间内不会出现任何意外。
那段时间，我每天晚上都在实验室加班到半夜，用公司不锁门的开发机把数据备份到自己的私有云硬盘上。
我不能在公司大张旗鼓的查，但我每走一步都很谨慎。
徐慧心知道后主动问我：“师父，您是不是有想法了？”
我没多说，只告诉她，让她先去注册一家新公司。
“法人和股东都写你的名字，我是隐形股东。不用告诉我干什么用，你先办。”
“好。”她没有多问，转身走了。
看着她的背影，我有一点点头晕。
04
2022年底到2023年初，公司的气氛越来越不对。
赵健和彭仁丽联手在公司内部搞了一次规模不小的“岗位优化调整”，明面上是为了提高效率，实际上是把所有和王长荣走得近的人，或调去边缘岗位，或借故劝退。
五个老员工被裁员了。
两个是来公司十年的生产线组长，三个是研发部的技术骨干，年纪最小的那个，刚满三十岁，是徐慧心一手带出来的徒弟。
他们被通知办理离职时，甚至没有人过来询问理由。
赵健站在公告栏前对新入职的员工讲话：“公司要进行年轻化迭代，跟不上时代的人，自然要被时代淘汰。”
那几天我去食堂吃饭，几乎没有人敢坐在我旁边。前几年还一口一个“王总”的员工，碰上我端碗走过，眼神都是闪躲的。
徐慧心在研发部的师父地位被彻底架空。
她有项目不能过问，有图纸调不出来，连部门例会的通知都不再抄送她。
有一天，她发现她的门禁卡权限也改了，少了研发实验室这一层。
她来找我，语气平静：“师父，我现在彻底进不了实验室了。”
“嗯，知道了。”
“他们一步一步把咱们清干净。”
“别急，我在想办法。”
她点点头，走了。
走出门口，她站住了，背对着我，说了一句：“师父，我爸也是干活干了一辈子，也被人气死的。您别让您爸躺在床上还担着心。”
我闭上眼，没回答。
三天后，宋波找到了我。
他敲门进来，脸上挂着笑容，像一只养胖了的猫：“王总，有件事跟您商量一下。”
“说。”
“赵总那边的意思呢，觉得这两年公司产能跟不上，是不是可以考虑把部分成熟产品线的生产技术转让出去，让一些代工厂分担一下。我们把技术授权放开，收回一点现金流。”
他说得轻描淡写，但我瞬间注意到了那个词。“收一点钱”。
那是想动摇我的专利根基。
我看着他，语气平静：“宋总监，技术转让，得过我这一关。”
“公司股东会也可以决定的嘛。您是公司的元老，但公司也是集体的，不是您一个人的对不对？”
我盯着他，一字一句地说：“90项专利，全都登记在我个人名下。宋总监懂专利法吗？”
他没料到我会说这么直接。
他愣了片刻，脸上的笑意僵了一下，但很快又恢复了那副皮笑肉不笑的模样：“王总，有事好商量，别这么激动。我就是来转达一下，您不同意也没事。”
他站起来往门外走了两步，又回头补了一刀：“对了王总，这个月股东大会的时候，可能有些重要的调整要跟您说。您注意查收邮件。”
他关上门。
我坐在椅子上，手心全是汗。
果然来了。
一个星期后，我收到了彭仁丽亲自送来的请柬——不是公司邮件，是请柬。红底金字，写着“诚邀您参加彭家家庭晚宴”。
地点是彭家老宅，时间在股东大会前一晚。
彭美玲没有给我打电话，没有发微信。她妈发了请柬。
我和徐慧心通了个电话：“慧心，注册那件事，办到什么程度了？”
“执照刚下来，公司账户也启用了。您要我现在做什么事？”
“把那几份核心技术文档，放到你新公司的加密服务器上去。我的私有云已经完成了，你要当着我的面，做完删除主文档的操作。”
“师父，你这是要……”
“股东大会以后就知道了。”
第二天晚上，我去赴了那场宴。
彭家老宅灯火通明，彭仁丽、彭仁杰、宋波、赵健，还有几个我叫不出名字的亲戚都在。
彭美玲穿着一条银色长裙，坐在沙发正中间，手里端着红酒杯，姿态优雅。
饭桌上，彭仁丽先开口：“长荣啊，今天叫你回来，就是家庭内部先通个气。公司准备进行一轮股东调整，美玲和我，还有赵总的意思呢，想让仁杰也进来分担一些责任。你那边份额太大，也不平衡，让出个20%给小杰，剩下的你继续享有分红权，也还是我们的技术核心嘛。”
“这是你们的决定？”
“董事会全体都同意了，就看你配合不配合了。”
“美玲，你呢？”
彭美玲放下酒杯，没有看我。
“长荣，我妈说的就是我的意思。你少操心，日子过得轻松点不好吗？”
所有目光汇向我。那一刻，我却出奇地平静。
“好。股东大会见。”
我站起来，拿起外套，走出了彭家老宅。
身后有人摔了杯子。
我一次也没回头。
05
股东大会的日子定在了2023年4月18日，星期三。
地点在市里最好的酒店会议室。
厅很大，崭新的幕布，投影仪，麦克风，高档的白瓷茶杯摆在圆桌上。
两百多个股东坐满了，有一些我不认识的新面孔。
那天的议程是从上午九点半开始。我一早就去了酒店，没和彭美玲坐一辆车。
八点半，停在酒店门口的出租车里，下来一位坐着轮椅的老人。
徐慧心推着王德厚。
“爸？您怎么来了？”
我爸瘦得几乎脱了形，但眼睛还是亮的。
他抢在徐慧心开口前，用他那只扎满了针孔的手拉住了我：“荣娃，爸今天来，是来给你撑腰，也是来还债的。”
“爸，您身体……”
“再不住院这几年了？不在乎最后这几天了。”
“徐慧心，你怎么……”
“师父，是我把老董事长请来的。我觉得，今天这事情，该有个了断。老董事长准备了这么些年，他该亲眼看看。”
我沉默了很久，然后推着我爸进了会场。
九点三十分，股东会正式开始。
彭美玲坐在主席台上，身边是彭仁丽、赵健、宋波、彭仁杰。会场第一排坐着几位股东代表，有几个是赵健拉来的外地投资人。
彭美玲宣读了几项常规财务报告——营收、成本、年度展望。接着就是那项重要的“议案”。
“本次股东会第一号特别提案：为了更好地盘活公司内部资源，优化管理架构，董事会一致提议，对公司现有股权结构进行合理调整。建议王长荣先生将其名下20%的股份，转让予彭仁杰先生。”
念完之后，全场寂静了三秒钟。
然后是一片交头接耳。
“王总是创始人啊，他手里本来也就百分之四十，这下砍掉一半？”
“彭仁杰是谁？就是那个整天泡在KTV的纨绔子弟？”
彭仁丽站起来，对着麦克风发言，语气坚定：“建议各位都仔细看过提案。王长荣同志这些年在研发部门确实做了很大贡献，但考虑到他现在年龄、身体状况等多重因素，不可能像以前一样事无巨细地管理。为了公司长远发展，引入更有冲劲的新鲜力量，是必要的。”
说完，她看我一眼：“长荣，你有什么想法，可以在会上说。”
我站起来。
场内瞬间安静。
“我签。”
彭美玲一愣，显然没想到我这么干脆。
赵健愣了一拍，马上把准备好的文件递过来。我清清楚楚看到，他嘴角微微上扬了一下。
我拿起笔。名字写在签名栏上，一笔一画，非常稳。
签完，我把文件放回桌面，抬起头。
“字，我签了。”
没等他们松一口气，我拿过桌上的麦克风，吸了一口气，连我自己也没想到，那声音居然那么稳。
“好了，股份的事说完了，现在我们来说说我的事。”
“刚才那件事，我签了字，是因为公司的事。”
“现在我说的，是我王长荣个人的事。”
“截止今天，我个人名下一共有90项已授权的国家专利。所有授权给本公司使用的技术协议，最后一个到期日是2023年5月30日。”
“本人决定，从今天起，不再续签任何一份专利授权协议。”
话没说完，赵健的脸已经僵住了。
宋波手里的笔“啪嗒”掉在桌上。
彭仁丽站了起来，脸上的笑意垮成怒色：“王长荣！你疯了！”
彭美玲愣在原地，张着嘴，表情像被人打了一拳。
会场哗然。
“90项专利！公司90%的产品线全依赖这90项专利！没有它们三个月内全部都要停摆！”
“王总来真的？”
“王长荣！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你想让公司完蛋吗？”
保安冲进来拦在主席台前，但我根本没打算挪步。
我打开随身带的公文包，拿出一个崭新的文件夹，翻到最后一页：“徐慧心，东西拿出来吧。”
徐慧心从我身后走上前来。她没有拿话筒，但她那带着一丝颤抖的声音，在突然鸦雀无声的会场里一字一字地响起：“这五年，赵健和宋波联合虚增采购成本套取公司资金，总额超过一千二百万。其中有三百七十万汇往一个名为‘彭某母亲’的私人账户。”
全场炸了。
赵健的脸白得像纸，指着我大喊：“王长荣，你血口喷人！这是诽谤！我要告你！”
“行，你慢慢告。我这里还有你给彭仁丽转账的银行流水、开曼虚拟投资账户的原始凭证。”我转身面向台下的一众股东，缓缓开口，“我不是来和你们斗气打架的，我今天是来解决一件事情的。”
“二十四年了，从我爸卖牛开始，一针一线全是血汗。王长荣对得起这个公司，对得起你们每一个人。”
“至于某些人，”我余光扫过彭美玲，“对得起谁，她们自己心里有数。”
彭仁丽身子一软，瘫坐回了椅子。
彭仁杰脸色苍白，哆哆嗦嗦地按手机，不知道在打给谁。
就在最混乱的那一刻，一个苍老却清晰的声音从人群后方传来：“都别动！你们，看我这里！”
王德厚被我安顿在稍远的角落里。他抖着手，把一张泛黄的纸举过他的头顶，向着主席台，一字一顿地念着：“我王德厚，1999年被彭仁德输血救了命，欠彭家一条命。今以此文书，将我王德厚及子长荣，与彭仁德家所有恩义，一并了结。从今往后，再不欠彭家一分一毫！”
他的话音落地，颤抖的手晃了晃那张泛黄纸。四周安静得连一根针都能听到。
彭美玲的脸色彻底变了。
她站起来，看着那张泛黄的字据，嘴唇无声地翕动，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彭仁丽冲着台下吼：“保安！轰他出去！那是伪造的！”
没人敢动。
我抬眼看了所有人一圈，然后弯腰，扶住了父亲的轮椅。
“爸，我推您出去。”
我把麦克风撂在桌上，发出刺耳的“嗡”声。未了，脚步没有停。
走出大门的那一刻，四月的阳光刺得眼睛生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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