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美国建国250周年,这个时间点本身就极具象征意义,这既是一个超级大国的历史周期和国际秩序变革的交汇,也为我们观察全球领导力的变迁,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历史时间坐标。

但是,我们似乎也看到美国的全球领导力已经远不及当年。

近日,在由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重阳金融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全球领导力学院共同主办的“区域国别学与全球领导力系列讲座”第九场活动上,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吴心伯教授,围绕“美国建国250周年及其全球领导力思考”这一主题,指出:近年来,无论是国内政治极化和撕裂,还是国内经济结构变化和外交政治的调整,这些因素都导致了美国全球领导力的转型。如今,在逆全球化、地缘冲突和全球秩序调整的背景下,世界对美国的认知正在发生转变,各国对其领导能力正在失去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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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心伯: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下午好!

今天这个题目“美国建国250周年及其全球领导力思考”,是王文教授给我出的命题作文。拿到这个题目以后,我脑海里就蹦出几句话,叫“美国250,遇上特朗普,全球领导力,只能干着急。”虽然是一首打油诗,但是用来破题,我认为还是比较契合的。

美国全球领导力的发轫:必须给国际政治提供新的理念和思维

从全球领导力的角度来看,美国250年的历史中,后三分之一的时间是跟全球领导力紧密相关的。如果梳理一下美国的历史脉络,可以看到:美国的全球领导力发轫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奠定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成型于冷战时期,扩展于后冷战时代,转型于21世纪初年。我们当前就处在美国全球领导力的转型期。所以,这是一条宏大的历史轨迹。

回顾美国全球领导力的产生、发展和演变的过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在最后阶段介入了欧洲的战事,特别是威尔逊总统提出了“十四点原则”和建立国联的设想。从美国的外交史来看,这意味着美国告别了孤立主义,开始作为一个新兴大国登上了世界政治舞台。在一战之前,美国基本上只是西半球美洲的一个地区性强国,还不是一个全球性强国。

威尔逊总统在一战期间提出的“十四点原则”,主要是为了改造在此之前被欧洲垄断的国际政治规则,他希望建立一个公正和平的世界。这十四点和平原则也表明美国不仅是一个新兴大国,它也是国际舞台上的一个新型大国,具有比英国、法国、德国等传统大国更加进步的国际政治理念。

因此,美国的崛起有两重身份,第一个是它的力量崛起——美国是不是作为一个新兴的力量出现的?第二个——美国的理念是不是有时代的进步性?如果当时美国提不出有别于传统大国的国际政治理念,那充其量就是另一个崛起的大国,而不是一个具有国际话语权的国家行为体。这是威尔逊总统“十四点原则”的真正意义所在,它意味着美国第一次在国际舞台上亮相,给国际政治提供了新的理念和新的思维。

我们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先后在欧洲和太平洋战场上与德国和日本作战,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包括在去年的九三阅兵上,我们也邀请了飞虎队士兵的家属来参加。特别是在二战期间,1941年由英美两国首脑(罗斯福总统和丘吉尔)发表的《大西洋宪章》,提出了不追求领土扩张、尊重各国人民选择其政府形式的权力、非殖民化、各国间平等贸易、广泛开展经济合作等重要原则。这体现了当时美国国际政治理念的先进性,也奠定了20世纪国际政治规范的基础。

在《大西洋宪章》的谈判中,美国提出了“非殖民化”,这让丘吉尔很恼火,因为大英帝国就是建立在殖民地基础上的,但是美国坚持这一点必须写进宪章,最后英国只好做出妥协。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美国的这个理念确实具有先进性,也成为美国能够影响20世纪国际政治规范的一个主要原因。

二战后,美国的世界大国地位全面确立。从国际层面,全球性的政治、经济和安全体系得以重建,包括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税贸易总协定等等。从国家层面,美国帮助西欧和日本实现了经济复苏,同时提供了大量的国际援助。从二战结束后一直到2020年左右,美国是世界最大且最重要的援助国。从1961年到2020年,美国大概提供了5000亿多美元的官方援助,支持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人道主义、医疗卫生发展等等。当然美国的政治议程,也包括对很多国家的政治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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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鲁门总统签署欧洲复兴法案。 美国之音中文网

怎样理解美国在二战以后对国际体系的塑造和对国际规范的创建?在奥巴马总统的回忆录里,他表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其他地区或陷入贫困或沦为废墟,美国带头发起一系列复兴计划、签署条约和成立新的国际机构,有效地重新建构国际秩序,并确立稳定的发展路径。”
实际上,这一系列举措是试图解决后面几十年的和平与发展问题,这也是美国当时塑造国际秩序的一个主要动机。
“马歇尔计划协助西欧重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太平洋联盟成为对抗苏联集团扩张的堡垒,而布雷顿森林体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及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成立,均有助于规范全球金融和贸易。另外,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在促进和平解决冲突、消灭疾病、保护海洋等方面,发挥了全球合作的效用。”

这是奥巴马对二战以后美国对国际新秩序贡献的总结。

另一方面,奥巴马也承认:

“美国建立这些国际体系与架构丝毫不是出自无私的动机。除了有助于保障美国的国家安全外,这些举措同时也为美国产品打开国际市场、为美国船舶维持航行所需的海上通道,并为美国的工厂和汽车工业觅得稳定的石油供应来源,另外也保障美国银行能够收回美元贷款、美国跨国公司的工厂不致被扣押、美国游客可在全球各地兑现旅行支票、国际电话可以畅通无阻。”

我认为,他在回忆录里讲得比较客观,美国当时的举措确实为当代国际体系的建立做出了重大贡献,同时在这个体系建立的过程中,美国也让它的国家利益和偏好得到了充分的实现——美国的利益和偏好深深地嵌入了当代国际体系,它是一体两面的事情。

在奥巴马之前,美国总统不会这么讲。但作为一个黑人总统,奥巴马能够用一种审视甚至批判的眼光来看待美国的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是很难得的。我认为他在回忆录中的论述是比较平衡的。

总结一下我们今天讲的美国全球领导力,实际上可以分为三个方面:

第一个,倡导力:成为领导人,你必须提出一些比较先进的理念、主张、行动的议程,包括规范和规则,并且必须让大家认为你提出这些设想是合理的、有前瞻性的、是对的、大家愿意接受的。

第二个,行动力:光讲不行,你还得去做。一战期间威尔逊提出的包括建立国联的构想都很好,但是一战结束后,美国选择了“退回常态”。做到一半不做了等于没做,提出的东西一定要落实。这就要求首先你要有领导力,要起带头作用;第二是你要有动员能力,要让大家一起跟你做;第三是在这个过程中你能够接受重大的付出,你不能只让别人去干活。

第三个,公信力:做领导,公信力非常重要,如果人家觉得你提出的和打算做的事情都是首先为自己的利益考虑,这样的领导是没有号召力的。

由此,美国的全球领导力至少包括这三方面:倡导力、行动力、公信力。

支撑领导力需要很多的要素,其中有三点是最重要的:

第一,你得有人才,不仅需要像罗斯福这样有远见的国际政治家和战略家,还要有一大批各行各业的专家。大家记不记得二战以后讨论布雷顿森林体系时,英美的经济学家在一起讨论,为什么最后是美国的方案胜出了?这背后不只是实力的问题,更是美国本身人才层面的储备力,为什么美国能主导联合国的这么多专门机构?因为它几十年来在各行各业培养了大批专业人才。

第二,实力。美国的领导力是靠二战时在两个战场付出的重大牺牲建立的,接着美国为战后日本的复兴、西欧的重建提供很多国际援助,那是真金白银的,没有实力和资源你做不到。

第三,政治意愿,就是总统你必须愿意这么做。我认为,二战以后这几十年来,从罗斯福到奥巴马,不管是哪一个政党执政,基本上在有一点上是一致的——美国一定要充当世界的领袖,必须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必须发挥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功能,除了美国,没有其他国家可以做到。到了特朗普时期,这样的延续性才开始出现中断。所以,只有具备了持续的、强烈的政治意愿,你才能够发挥全球领导力。

领导力的“异化”和全球霸权的起源

这是我们所理解的美国全球领导力,它是怎么来的?主要的内涵是什么?但是历史的演变会有很多出乎意料的变化。二战结束后不久,冷战开始了,我认为这时候美国的领导力就开始“异化”了。为什么“异化”呢?在美苏争霸的背景下,随着冷战的爆发和加剧,美国的领导力与霸权开始相结合,这跟我们前面讲的领导力是不一样的。

二战期间,罗斯福在构想战后国际体系设计时,包括二战刚结束后的两年,美国考虑的是两个东西——第一,如何确保世界的和平,避免世界大战?第二,怎样重建世界经济,让其他国家都能够尽快地恢复和发展起来?这些构想原本都是比较积极的、正面的,但是随着冷战的爆发,美国的国际行为越来越多的具有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特征,它的领导作用也越来越多地表现为在全球范围内的侵略扩张。所以,这是冷战给美国带来的“重塑”。

美国的“重塑”具体表现为:一是国际政治军事化。军事同盟、军事基地、海外驻军、军备竞赛……整个冷战期间美国的外交基本上就是被军事化了,冷战结束后的一份资料显示:美国有2260件装载了核弹头的武器,其中包括核弹头1.4万个、战役战术核弹头1.5万个,这已经足够毁灭地球多少遍了,有必要搞那么多吗?但这就是在冷战期间美苏军备竞赛背景下发生的事实。

美国一个主攻中国事务的外交官傅立民(Chas W. Freeman Jr.),在一本书就讲到:

“冷战不仅使美国外交政策军事化,而且孕育了一个对政府财政预算永不满足的美国军工复合体(这个军工复合体的概念是艾森豪威尔总统提出来的,一直延续到现在)。这些政治因素使军国主义成为当代美国国家认同的一个重要元素。”
也就是说,美国不断加强军事力量、在外交上好战的表现,已经成为美国战略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

当今美国在全球的军事基地和驻军分布,基本上已经遍及各大洲,除了非洲是例外。更有意思的是,美国各大战区的构建:北方总部负责北美,南方总部负责拉美,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印太地区由太平洋总部负责,中东是归中央司令部管辖,至于非洲前几年成立了非洲战区等等。中国也有战区,但是中国的战区只是在中国国界内划分的:东部、西部、南部、北部。美国把全世界划为它的战区,世界上没有第二个国家这么做的,如果这不叫霸权,什么叫霸权?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现象,一个国家把全世界分为它的几大战区,连中国都是归它的太平洋总部来管辖,这就是霸权,这就是冷战导致的美国对外政策异化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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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5年2月,已知的美国军方海外基地。 Visual Capitalist

二是频繁而多样化的对外干预。冷战期间美国进行了朝鲜战争、越南战争、智利政变、入侵巴拿马等等,不断对外使用军事力量。

三是罔顾国际道义,长期支持一些腐朽、反动的政权,压制、阻挠一些国家人民进步的政治抗争运动和正义的民族解放运动。二战以后有很多殖民地要求独立,按理美国的“非殖民化”原则,从理念上是应该支持这些国家独立的。但是在美苏争霸的背景下,美国认为很多国家的民族独立运动背后有共产党的影子。所以,如果碰到殖民地民族的独立运动,美国是坚决反对的,包括越南——美国一开始支持越南摆脱法国殖民统治的抗争,后来它觉得越南的背后就是苏联,因此坚决反对。

同样是奥巴马,在他的回忆录里讲到冷战的时候,他说:

“美国有时会迫使国际机构顺应冷战情况,甚至于完全忽视国际组织。美国也曾干预其他国家内政,导致灾难性的后果,相关作为常与美国提倡的民主、自决和人权理想背道而驰。”

冷战结束后进入后冷战时代,那是美国领导力与霸权膨胀达到历史峰值的时期,奥巴马讲道:

“随着苏联于1991年解体,美国在全球落实理想的阻力一夕之间完全化解。”
处于冷战时期苏联的威慑,美国对社会主义阵营的渗透难以进行,但是苏联瓦解后,就给美国提供了机会——它终于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扩张了。

一是大力推动全球化和全球治理。所以,美国的全球化其实是“美国化”,当然不能直接讲美国化,这样讲肯定会有很多国家反对;反之,讲全球化好像是大家一起努力,但实际上推动的仍然是美国。全球治理也一样,只是讲出来是全球治理,实际上治理的规则谁来制定的、议程谁来设定的、全球治理的红利怎么分配等等,背后都是美国。

不过90年代冷战结束以后,美国推动的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确实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时代潮流。包括在90年代我们经过一些讨论以后,觉得全球化是不可避免的趋势,其利弊关键取决于怎么应对。但是一个国家要发展,就不能置身于全球化的浪潮之外。所以,当时中国决心拥抱全球化,中国加入WTO就是非常有勇气的一个政治决断。

二是塑造和强化国际机制。冷战期间美苏都使联合国陷入瘫痪,导致很多机制无法发挥作用。现在冷战结束了,美国有机会了,其中一项举措就是把关税和贸易总协定改为世界贸易组织,这个规则是美国制定的。在亚太地区,为了防止日本在东亚扩大自己的经济势力范围,美国就要构建亚太经济合作,突破日本在东亚的势力范围,让美国的势力向亚洲延伸。在安全上,就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

冷战结束以后,美国的战略家向美国政府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随着苏联的瓦解,俄罗斯成为一个虚弱的国家,美国今后在常规力量上就没有敌人了,包括它的武器先进性,美国唯一担心的就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如果一个小国拥有了核武器、化学武器或者生物武器,美国的常规力量是无法克服的。

因此,美国把不扩散杀伤武器作为美国国家安全的第一优先,确保没有其他国家再能够发展这些武器,只要没有这三个武器,基本上美国的常规武器是打遍天下无敌手了。这也是美国重新塑造后冷战时期国际安全的议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不扩散。

美国还推动并签署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CTBT)。NPT是不让其他国家获得核武器、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对于已经有了核武器的国家怎么办?很简单,停止核试验。因为美国在核武器方面已经遥遥领先,不需要再进行核试验了。如果能让中国停止核试验,保持中国的核武器比美国落后,就对美国构不成威胁了。

当然,美国不能这么讲,它讲的是核武器带来了巨大的环境污染,所以不能再搞了。这一条约主要是针对中国的,因为俄罗斯的核武器也已经发展得差不多了。如果让中国停下来,中国跟美国在核武器方面的差距就固定下来了,也就是中国在核威慑方面跟美国不是一个层级,从而打造美国在战略能力上面的优势。

当前这些国际机制都广泛嵌入了美国的理念,充分体现了美国的利益偏好,是美国在国际政治、经济、安全领域收获冷战红利的表现。现在冷战结束了,美国收获了很多的红利。

三是维持同盟体系。当前美国的同盟体系是冷战时建立起来的,按理说冷战结束了,华约解体了,北约也应该解体,美国同盟也应该结束。不,在欧洲,北约被赋予新的安全使命,并向东欧和前苏联地区扩张,目的是成为一个泛欧洲的地区性组织。此外,在亚太地区,美韩、美日、美澳等双边安全同盟均被保留下来。可以说,冷战以来美国最重要的海外资产就是同盟,没有一个国家在世界上有这么多的同盟。

四是北约东扩。北约对东欧和前苏联地区的扩张表明,美国不仅要将前苏联在东欧的势力范围尽收囊中,而且要对俄罗斯“兵临城下”——把东欧纳过来还不行,还得把前苏联的一些国家特别是乌克兰纳进来,这样美国才能将对俄罗斯的战略威慑最大化。

五是发动两场战争——阿富汗、伊拉克。阿富汗战争差不多持续了20年,这是美国历史上最长的一场战争,当然美国也付出了人力和物力的巨大代价。

六是建立单极世界。两极结束了,未来的世界秩序是怎么样的?到了世纪之交,美国领导人毫不忌讳地讲到“要建立一个美国主导下的多极世界”。1999年,克林顿到旧金山发表了美国外交政策演讲,因为新的千年要到了,要展望下一个百年(千年)。为什么选择旧金山呢?我想,主要是他认为未来世界的中心是在太平洋地区,而非大西洋。因此,他将面向未来百年的演讲放在旧金山。

在这次讲话中,克林顿反复强调了一个观点——这是一个全球化的世界,各国比过去更加地相互依存。因此,这也是一个命运与共的世界。这个世界需要一个领导者,也只能有一个领导者,这个领导者非美国莫属。因此,1999年和2000年的美国应该是非常的志得意满。

2000年,我在布鲁金斯做访问研究员,那一年是克林顿执政的最后一年,因为他执政这8年押注互联网,美国IT产业发展得很快,在8年内跟日本一下子拉开了差距,美国的经济总量重新占到了世界三分之一左右。

那一年也是美国的大选年,两个候选人分别是小布什和戈尔,都不是很有个性的总统。我跟美国人聊天的时候他们就说“Life is boring”,我说为什么“Life is boring”?从中国人的角度看,美国那时候日子过得很好,经济发展快,又不用担心危机和失业,两个总统候选人也没什么让大家可以津津乐道的丑闻,好莱坞最近也没有什么大片,生活没有什么兴奋点——这个生活实在是太好了。那时候我听上去似乎只有羡慕和嫉妒的份,感觉下一个百年也就是由美国来主导了。

从克林顿到小布什,美国大战略的基本目标越来越明确——要建立美国主导下的单极世界,来巩固和加强美国的优势地位。克林顿的用词是“全球化、全球治理,建立一个国际合作的机构,美国来主导”。小布什就更简单了,直接就是“美国超级世界”。

所以,奥巴马在回忆录里面也讲到,他说:

“在全球迈入21世纪之始,美国可以理直气壮地宣称,美国所建立的国际秩序与其倡导的‘美国治下的和平’原则,使全球数十亿人口过得比以前更自由、安全和繁荣。”
也就是说,美国抓住了后冷战时期的机遇,推进全球化、推进全球治理,觉得未来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就是会按照美国设定的轨道向前推进的。

由此我认为,后冷战时期,美国的全球领导力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是超过冷战时期的。冷战时期还有另外一个阵营、另外一个超级大国在牵制着美国。

霸权的衰弱和奥巴马的和平倡议

但是有时候事情会出乎意料。

对美国的霸权地位来说,21世纪第一个十年与第二个十年之交,就是2008年-2010年之间,是一个转折点。在第一个十年期间,两场战争和一场危机使得美国在战略上和经济上遭到重创;另一方面,俄罗斯的战略复兴和中国的战略进取,改变了后冷战时代美国在战略上“独步天下”的局面。因此,美国进入到了一个霸权衰弱与领导力式微的阶段。这也是我们现在所经历的阶段。

还是奥巴马回忆录里讲到:在2009年春天,他刚刚上任,到英国去参加G20峰会,专机降落后他就感觉到“国际间对美国领导力的信念已经开始动摇,这不是‘911’恐怖袭击所造成的,而是美国入侵伊拉克、卡特里娜飓风肆虐下新奥尔良街头骇人的浮尸画面,尤其是华尔街崩盘所致。”

2007年、2008年的经济危机,是自上个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危机。长远来看,这场危机真正打击的不是美国的经济面,而是大家对美国发展模式的信心开始动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常紧逼着其他国家的经济、金融,但华盛顿却“灯下黑”——对美国自己的问题视而不见。这是对美国发展模式和美国信心一个很大的冲击。

奥巴马上台以后,我认为,他是想重振美国的霸权包括美国的全球领导力,为此他也确实做了很多努力:

第一是他提出要建立“无核世界”。这是很有进步性的、跟中国理念相契合的,之前没有哪个美国总统提过这个概念。虽然他没有实施什么实际性的措施,因为国防部就第一个不同意——但是至少作为一个口号被奥巴马喊出来了。

第二是推进全球治理。特别是他把应对气候变化视作他最重要的政治遗产之一,最终跟中国一起谈成了《巴黎气候变化协议》。因此,奥巴马是首位真正把美国的外交从传统外交转向全球治理外交的总统。未来的外交不会更多地注重国家之间的关系,而是注重怎样来推进全球治理——这是奥巴马想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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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与潘基文在杭州共同出席气候变化《巴黎协定》批准文书交存仪式。 UN Photo

第三是伊朗问题的谈判结果。伊核协议也是奥巴马的两大政治遗产之一,他和平解决了伊朗问题。在这一点上他还是对得起诺贝尔和平奖的。

第四是国际金融体系改革。金融危机以后,美国包括七国集团都遭受重大打击,只有中国有能力施以援手。他们需要中国帮忙,中国开出的条件就是——在国际金融机构里赋予中国更大的发言权和更多的份额。

改革国际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增加中国的份额,这意味着其他国家的份额要减少。问题是减少谁的呢?美国说绝对不可能减少我的,只有让欧洲多拿一点出来,因为欧洲的经济比重下降了。中国跟欧洲要肯定行不通,只有美国说话管用,美国主动去跟欧洲提,才能做到。当然美国之所以帮助中国,是因为它觉得到了美国危机的时候,只有中国能够帮美国,所以归根到底还是帮美国。但是美国确实在推进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包括最后人民币纳入了IMF的提款权一揽子货币等等,都是在这个期间发生的。美国的目的就是要让国际金融治理体系更加合理化,让有能力的国家,特别是中国愿意做贡献。

奥巴马还搞了两个东西:(1)跨地区合作:在太平洋地区建立太平洋伙伴关系(TPP)。这是针对中国的,因为他觉得中国就像当年的日本一样,有可能会成为地区经济的中心。所以要成立一个新的合作机构,把中国排除在外,不让中国来制定规则。(2)在欧洲建立“跨大西洋伙伴关系”,即美欧的贸易和投资合作——以美洲为中心,一边是太平洋和亚洲,一边是大西洋和欧洲,把这两大地区的投资和贸易合作通过美国联系起来,使美国的经济能够牢牢地锚住另外两个重要的经济中心。

特朗普时期,美国领导力式微的表现

然而,我们看到,尽管奥巴马在8年内提出了不少好主意,也做了不少实事,但是最后美国实际将朝哪个方向走,并不取决于你在任内做了多少事情,而取决于下一个美国总统是谁。

我们知道特朗普2.0期间,奥巴马做的很多事情都打了水漂,他最重要的两个遗产也被废除了。特朗普纯粹就是为了“复仇”,所以不可能让奥巴马有什么政治遗产——你白干了。

特朗普也做了很多事情:单边主义-退群;保护主义-贸易战;减少同盟义务主要是针对欧洲;减少国际援助;废除专门提供国际援助的国际开发署;再加上美国国内的治理乱象,包括我们熟悉的2021年1月6日“国会山事件”,第二任期内对美国大学和科研机构的打压、对法治的践踏等等。

大家经常讲特朗普这么乱来,还有一个办法可以收拾他,就是让法院来判他。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美国很多大的律所已经不敢再承接这样的官司了。为什么不敢接呢?一旦接了告特朗普的官司,特朗普就在社交媒体上点你的名,很多大公司就不会让你的律所做它的法务代理。法治还是存在的,但是没有谁敢接这类案件。

特朗普的这些举措对美国的领导力意味着什么?我们前面讲美国的公信力,大家还相信不相信它?我们看一下从特朗普第一任期到现在,美国的领导力的式微有哪些具体的表现:

第一个表现是美国越来越没有能力提出有号召力的国际倡议。特朗普在第一任期时提出了“印太战略”,这个战略最初是安倍晋三提出的,最后被美国接手了。现在到了特朗普第二任期,他基本上也不怎么提印太战略了。他还搞了个“小圈子”——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印度四国合作。这四国合作实际上就是“印太战略”。最近,美军印太司令部又改回了太平洋司令部,因为美国现在看清了,不能指望印度会为美国做什么事,让印度来遏制中国是靠不住的。所以,最后印太战略还是回到太平洋战略上。

美国还有一个拜登时期提出的“奥库斯协议”(AUKUS),由美国、英国、澳大利亚三国主导,核心内容是美英一起协助澳大利亚造核潜艇来牵制中国。根据澳大利亚的计算,最早第一艘核潜艇也得2035年才能造出来,何况2035年并不是一个靠谱的时间点,因为美国自己都无法给海军供应最新的核潜艇了。所以,澳大利亚国内舆论在这个问题上非常分裂——澳大利亚需要为这个协议投入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军费开支,但这是个“无底洞”,而且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见效。

拜登时期构建了美日韩“戴维营三边”,现在拜登下台了,尹锡悦坐牢了,这个三边也搞不起来了。他还举办了“民主峰会”,因为他认为特朗普破坏了美国的价值观,在与中国的竞争中,美国应该侧重于软实力,要开民主峰会。然而开了两届后拜登发现效果不好,第三届就让韩国去做了,最后不了了之。

美国还搭建了“芯片四方联盟”,主要是针对中国的,也没有起太大的作用。因为这些举措都缺乏广泛号召力,不是能够让民众可以广泛参与、能够带来具体福利的东西。

再接下来就是特朗普第二任期提出的“美国优先”倡议。“美国优先”不大可能成为国际普遍响应的倡议,所有国家都来支持美国优先是不可能的,这是一个狭隘的、极端自私的倡议。

最近美国还提倡了“硅和平”倡议,希望摆脱在稀土和关键矿产上对中国的依赖,各国协力搭建供应链。这个倡议听上去很不错,也有十几个国家参加,但是倡议只有落实了才能算数。目前看来,美国生产自己的重稀土(就是稀土里面最重要的部分)大概还需要7-10年的时间。

综上所述,从特朗普第一任期到拜登四年再到现在,美国提出的倡议跟当年已经不能比了。美国已经提不出有时代意义、有进步意义、有广泛号召力的国际倡议,它在理念上已经不行了。

美国对国际事务的主导能力也在下降。从近几年联合国大会的投票结果来看,并非美国每次都能赢得2/3多数的支持票了,美国通过联合国来主导国际事务的能力在下降,也就是它的国际领导力在下降。

第二个表现就是美国对盟友的掌控力下降。如果掌控不了联合国,怎么可以掌控盟友呢?以2023年10月份加沙冲突爆发为例:一直到2023年年底拜登政府结束,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1次出访中东,试图推进停火,均无功而返。所以,拜登政府的中东外交、巴沙外交都以失败告终。

再就是今年美以对伊朗开战后,美国试图让欧洲盟友提供支持,要求欧洲国家要出兵扫雷等等,结果没有一个欧洲国家支持,甚至有的国家放任美国攻打伊朗,但是美国的专机不可以用他们的军事基地,包括西班牙、英国的军事基地。这让特朗普非常伤心:我保护了你几十年,到我需要你的时候你是这个态度。所以,现在特朗普已经对欧洲不抱有什么希望了,同盟解体吧。

最后,在对华问题上,现在美国的盟友是不是还听命于华盛顿?从去年年底到今年上半年,美国主要盟友的领导人不断地访问中国,唯一的例外是高市早苗。美国的盟友都要来中国,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觉得美国靠不住了,现在是要实现伙伴关系多元化。最新的民调也显示,抛开中国和美国的国际领导力这一因素,盟友国的民众也感到美国已经靠不住了。

欧洲国家经过痛苦的思考,终于得出了一个非常正确的结论——美国不再是当年的美国,美国不再会是一个可靠的盟友,欧洲国家只能自己找出路。

第三个表现是美国公信力的下降。美国皮尤研究中心6月23日发布的最新民调,涵盖包括美国在“五眼联盟”这些铁杆盟友在内的36个国家,结果显示76%的受访者对美国领导国际事务没有信心;50%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是不可靠的伙伴;还有66%的受访者不认为美国会考虑其他国家的利益,因为“美国优先”。我想这是二战以后,美国国际公信力第一次下降到这个水平,到这个程度,美国还有什么领导力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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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传统盟友体系内,民意调查显示对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的信任度的显著下降,和对中国相对偏好的上升。 The POLITICO Poll

我们只需要看两样东西:一个是联合国会费。联合国会员需要交会费,但是美国目前拖欠的常规会费达20.37亿美元,除了2025年一年一分钱没交的8.27亿、今年的会费到现在也一分钱没交,还有2017年特朗普第一任期以来拖欠的历年累积旧账——就是特朗普第一任拖欠的会费,拜登也没给他还,而且拜登也没有全部交,到现在总计拖欠20.37亿。再这样下去,可能到7月或8月联合国就要因为没钱关门了,这是很现实的问题。除了常规会费外,美国还有维和行动积累下来的20多亿美元欠款。6月30日,在联合国一次会议上中国代表就催美国这个“老赖”赶紧缴费。

我们5月份和美国学者开会,他们讲到联合国要关门了,都很高兴,表示:联合国这个机构不要也罢,WTO也没戏了,联合国也关门了,挺好的。这个世界以后不需要什么国际组织,就比谁的力量大就行了,重新回到19世纪。这也是特朗普的思想——不需要国际机构。

关于对外援助,2020年之前美国是世界上最大且最重要的国际援助国,拜登在任最后一年(2024年),美国官方的援助是620亿美元。但是到了特朗普第二任期,预算砍到了289亿美元,今年继续砍,连国际开发组织都取消了,资源投入在持续下降。

第四个表现是国际领导力。国际领导力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家的外交能力。在过去十年我们看到,美国外交的效能大幅下降。外交主要靠交往、对话和说服等手段,让对方接受你的观点,心甘情愿地跟你合作,来响应你的号召,来推进你所设定的议程,接受你制定的规则和规范。但是过去十年,美国外交越来越依赖制裁。这意味着美国已经缺乏交往、对话和说服的能力,只能靠压力。所以,美国外交变成了“制裁型外交”,不光是针对中国,对其他国家也一样。

另外,美国越来越缺乏优秀的外交人才。优秀的外交人才一定要拥有出色的国际交往能力,跟人打交道时有亲和力,而且作风一定要务实和灵活,在与各种各样多元化的国家打交道时都能找到共同点。如果没有优秀的外交人才,怎么能够搞好外交,发挥国家的国际领导力?

推而广之,我认为美国人才的断层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上世纪90年代我在华盛顿和布鲁金斯等地做研究,那个时候美国的智库确实有一流的人才,具备政府工作的经验、研究的能力、眼光各个方面。但是几十年下来,我发现美国年轻一代没有人能够跟当年这一批人相提并论。

不只是外交人才的缺失,而且整个人才储备都没有了,人才出现了断层。现在很多人的眼界、交往的能力、格局都有限,特朗普当然更不行了。有能力的人走了,工作没办法推进,等于“劣币在驱逐良币”,如果这样持续下去,优秀人才的流失就越来越严重了。

此外,美国外交效能下降,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美国国内政治降低了外交的可信度。最近,我和来自很多国家的人讨论美国250周年的现象,他们反复问的一点就是——你研究美国几十年,你判断一下,美国还能恢复到之前的状态吗?最后大家讨论一致的结果就是——连特朗普这样的人都可以有第二任期,今后肯定还有可能出现第三个特朗普、第四个特朗普——美国不可能回到以前了。

这样一来,美国外交有什么可信度呢?奥巴马曾经倡导了很多,如果全世界一起处理气候变化,结果特朗普一上台,一夜之间就全部推翻了。渐渐地,大家就觉得美国国内政治不可靠了。所以,美国国内政治越来越成为美国外交的一个减分项,而所有这些都导致了美国外交效能的下降。

中国的机会在哪里?

当然讨论美国,最后不能不提到中国。美国就这样了,中国怎么办?美国当前的状况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我认为,过去十年,特别是2015年以来,中国一直积极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其实早在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我们就开始意识到这个事情越来越突出了,中国一开始还是以考虑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与重构为主,现在越来越多地扩展为包括国际政治、国际安全等等的全球治理体系。对中国而言,这既是巨大的机遇,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这意味着中国首先要提出很多合理的倡议,就像美国当年做的一样。

中国的构想现在已经初具雏形了。近几年来,中国系统性地提出了四大倡议:发展倡议、安全倡议、文明倡议、治理倡议,基本上囊括了该有的各方面。所以,中国的理念基本上是比较完备的,它具有合理性和时代的先进性。

接下来最重要的就是要提高中国的行动力。不能光说不练,你提的这个东西大家觉得很好,但是不去推进落实就没有意义。所以,目前我们的外交越来越强调行动导向——想法有了,关键的是要把它做成。过去他国评价我们说:虽然中国对很多东西提出的三点建议、五点主张都很好,但是却做不到。现在我们就要一件一件地做起来,提高行动力,让我们的倡议能够落地。

最后,当然是人才问题,就是中国有没有一大批熟悉国际事务的专业人才?我又想到了奥巴马回忆录,他在第一次出席20国集团峰会时说:

“观察中国代表团在二十国集团峰会的运作后,我确信中国仍需数十年时间才可能挑战美国的地位。”
他是什么意思呢?他发现当进入专业化程度较高的话题,中国实际上缺乏专业解读,中国学者可以大而化之地讲,但是无法真的深入讨论,就是因为中国当时缺乏人才储备和知识储备。

所以,他当时感到放心了,确信中国还需要四十年才可能挑战美国。他还讲道:

“此事若果真发生,最有可能是美国犯下一些战略错误所致。”

也就是美国出现特朗普这样的领导人时,才有可能把机会拱手让给中国。现在这个机会出现了,中国无论如何得抓住这个机会。

过去几年,我在复旦大学感到最欣慰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很多的研究生进入国际组织任职,包括在校的时候,越来越多的学生申请暑假期间到联合国的各个机构去实习,学习国际援助、国际组织、全球治理等等这些知识。我想,实际上中国已经形成了一种人才培养的架构,但是需要一个过程来实现,虽然有可能我们培养人才的速度跟不上国际局势变化的速度。因此,我想这对在座的很多同学是一个很重要的启示——如果你朝着国际组织、全球治理这个方向去深造,未来会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全世界都是你发挥作用的舞台。

我们今天讲美国250周年,其全球领导力的兴衰,它给中国外交的启示,中国未来发展的脉络已经非常清楚了,历史的机遇已经呈现在我们面前,关键是我们能不能抓住这样一个机遇,大家一起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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