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先导，又名李仙桃、李先涛，化名李满城、李大雄、李长惠、李真如，1907年7月出生，浙江温岭县横河乡湾下村人，农民家庭出身，弟兄五人，排行第二。
1926年夏，他考取了浙江省立第六中学师范部。在校他不但学习用功，成绩优良，而且关心政治，积极参加学校的一些进步活动。
1927年2月，校长戴邦定任中共临海“特支”书记后，积极宣传马列主义，大力发展党组织。3月，李先导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把自己的一生交给了党，为革命奋斗不息。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全省各地开始“清党”。5月11日，国民党省政府撤了戴邦定六中校长职务，并通缉在案。接着，在临海城关抓捕了30多名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
李先导等人在六中无法立足，只好经常转移活动地点。11月，他参与发动和组织六中师生罢课斗争，驱逐了反动校长孙德中。
寒假，李先导回到家乡开展革命活动。他联络进步青年，举办农民认字班，亲自编写认字课本，深入浅出，因人施教，宣传马列主义和共产党的主张，提高农民的阶级觉悟，为革命播下了火种。期间，中共浙江省委特派员陈绍奏等人来温岭检查指导工作，对李先导的工作成绩给予充分肯定。
1928年2月一天，李先导在镇海乡雨伞地方宣传“二五”减租时，不幸被捕，关押了半个月。释放后，他回到六中继续读书和从事地下党的活动。
1928年7月，中共临海县委改选，李先导被选为县委委员，并兼任六中支部书记和浙南特委机关收款员。
他认真贯彻上级党委的决议，把党的工作重心转入农村，经常组织党、团员和进步学生到学校（此时已迁至海门葭址）附近的农村，开展革命宣传，散发传单，书写标语，发动群众，组织暴动。
12月15日晚，海门“浙保五团”派兵包围并搜查了六中，李先导等五人被捕。他在海门关押了一个月后，被解押到杭州陆军监狱。
敌人多次提审李先导，妄图从他身上搞到我地下党的情报，但阴谋没有得逞。李先导始终严守党的机密，从未出卖组织和同志。
1930年5月17日，国民党省高院以“妄图反革命而阴谋暴动”一案，判处李先导有期徒刑7年，剥夺公民权7年。嗣后，将他转到“浙江反省院”。
李先导在极其艰难困苦的岁月中，从未放弃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坚信革命一定能成功。因此，尽管身体不好，环境恶劣，仍然坚持学习马列著作（由外面同志秘密传递进来），学习外语，关心国内外大事。
八年多的铁窗之苦，只能摧残他的身体，没能改变他的信念。他的一首诗，足以反映他当时的思想：身在铁栅内，心在铁栅外；吃的砂子饭，尝的咸苦菜；只隔一扇门，分做两边天；不堪受人辱，锁身不锁心。跨出铁门外，还我自由日；有了脑和手，奋斗再奋斗。
抗日战争爆发后，李先导刑满释放回家，改名李满城。
八九月间，他与叶亮去新桥田际小学参加温黄两县联合召开的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会议讨论研究如何组织核心领导和开展抗日救亡工作问题。回到温岭后，他积极物色对象，筹建抗日宣传队。
“八一三”淞沪抗战后，中共党员梁耀南、李哲甫等人分别从上海、杭州等地回到温岭，李先导立即与他们接上关系，并很快地组织起“东南乡抗日宣传队”。没有经费，就自己掏钱购买服装道具。宣传队深入到镇海、新街、新河、金清、卷桥等地宣传演出，点燃了民众的抗日救亡烈火。
10月31日，“温岭县青年战时服务团”（简称青战团）成立。不久，李先导将“东南乡抗日宣传队”改编为温岭县青战团东南乡六分团，同时还吸收不少进步青年与师生参加。一年多来，青战团在县工委和县委的领导下，做了大量的工作。
12月，李先导随梁耀南参加台州“临工委”成立大会，会上决定同时成立温岭县“临工委”，由梁耀南任书记，李先导任委员。此后，李先导经常深入基层，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工作。
横河乡大地主张翰庭，趁国家外患之机，大发国难财。从九月份开始，在金清港设立渔业合作社，购置大型机帆船数艘，借接济渔民，把大批粮食偷运出海，送往上海敌占区，造成全县丰年粮荒，粮价飞涨，民怨沸腾，严重影响抗日救亡工作。
为了打击张翰庭的走私活动，李先导、梁耀南等人一面发动青战团和新闻单位及各界进步人士，大造革命舆论，揭露张翰庭一伙的罪行；一面强烈要求国民党县政府明令禁止张翰庭的漏米资敌活动。
县长向大光鉴于上述情形，支持这一正义斗争，决定在东乡廿四弓地方设立缉私检查站，任命梁耀南为主任，李先导为稽查员。同时成立了武装缉私队，日夜巡逻在沿海港口，迫使张翰庭中止漏米出海。不到半月，全县粮价遂平，人心安定。
1938年3月，温岭县战时政治工作队成立时，队员实行公开招考，县工委根据上级的指示精神，发动党员和青战团团员去报考。有的同志思想有顾虑，不愿去报考，李先导就及时地找他们谈话，做思想工作使他们晓之其理。
结果第一批招收的30名政工队员，党、团员就占了四分之三，中共党员包毅华担任了副队长（队长由县长向大光兼任），后来还建立了政工队党支部。
抗战前期，横河地区是温岭县地下党活动中心，县（工）委主要领导人经常在此开会，商量研究工作。为了保证党的工作与活动顺利开展，不受干扰。李先导和梁耀南等人商量决定夺取该乡政权，拔掉眼皮下的这颗钉子。
他们采取上下夹攻的方法，由梁耀南出面去做上层工作，找县长向大光呈述情况，要求撤换乡长王全清；由李先导等人在下面发动群众，收集王全清的罪行，代写状纸，向上控告。
李先导在任乡事务员期间，常常工作到深夜，有时甚至连饭也顾不上吃，既要应付国民党的差使，又要做共产党的工作。在日常工作中，他坚持原则，严守党的纪律，不该讲的他绝对不讲，不该做的他绝对不做。
他常谈做人的十大可耻：一是卖国求荣最可耻；二是贪生怕死最可耻；三是损人利己最可耻；四是不劳而食最可耻；五是贪官污吏最可耻；六是欺穷爱富最可耻；七是吹牛拍马最可耻……并以此规范自己的行为和教导别人。
有一次，他召集村保长开会，对他们进行“怎样做一个保长”的教育，讲解了做人的十大可耻，要求他们要为人民办实事，要为政清廉，要多做一些有益于社会、有益于大众的事。在李先导的从严要求和启迪引导下，该乡保长很少发生违法犯罪与鱼肉乡民的事情。
1938年4月，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书记刘英派宿士平、陈阜、张秋人（张忍之）三人来台州地区考察党组织情况。5月，建立了中共台属特委。
是月，特委组织部长陈阜来温岭召开“县工委”扩大会议，将县工委改为县委，任命梁耀南为书记，李先导为组织部长。7月，县委在城关镇召开会议，进行改选，由李先导接替梁耀南任县委书记，负责全面工作。
李先导遵照特委的指示，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台州总队温岭分队（简称“民先队”），指派青运部长韩先绶担任分队队长。在“民先队”组建过程中，李先导曾多次找韩先绶磋商，给予具体的帮助和指导。
为了广泛深入地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李先导带头上山下乡，进行宣传和发动群众。有一次，他带着王国梁（谷凉）到大溪、温西偏远山区搞宣传。
正是炎夏酷暑，他俩背着挎包，提着石灰桶，翻山越岭，一路走一路写，一直写到离雁荡不远的方岩，历时半个月。每到一处，他们就找人谈话，了解情况，研究工作。由于劳累过度，李先导常常咳嗽不止，晚上睡觉彻夜转辗，可是第二天照样坚持干，不肯休息。
8月，李先导等人组织和领导青战团开展“驱仇运动”。仇即仇复，又名仇禹卿，是国民党温岭县政府教育科长，一贯推行“顺我者兴，逆我者亡”的路线，威迫40多名青年教师退出青战团。
他是温岭封建复僻势力的代表人物，也是全县抗日救亡运动的绊脚石。青战团利用县长向大光调省，李元接任温岭县长这个有利时机，发动了“驱仇运动”。
在李元到任的当天，青战团组织了700多人请愿队伍上街游行示威，散发传单、标语，高呼口号：“破坏抗日救亡运动就是汉奸！”“罢免破坏抗战的教育界败类仇复！”“坚持团结抗日！”
同时，派代表与李元等人开展针锋相对地斗争，宣读“驱仇宣言”，列举仇复等人垄断教育、破坏抗战的罪行，以无可辩驳的事实，揭露张晓崧一伙庇护仇复破坏抗日救亡运动的种种阴谋，要求改组县教育科，罢免仇复，撤换督学蔡绳武及科员叶崇范。
李元迫于民愤，不得不将仇复等人解职。驱仇斗争取得胜利，此事曾轰动全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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