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
①陈嘉庚著《南侨回忆录》，1946年版
②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十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③厦门市集美学校委员会编《陈嘉庚先生生平史料》
④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陈嘉庚史料》，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
⑤《厦门市志》，方志出版社，2004年
部分章节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请理性阅读。
福建同安县集美社，1893年的秋天。
厦门湾的海风不论春夏，都带着刺鼻的咸腥。风把村口那排低矮的土墙吹得斑斑驳驳，盐霜渗进砖缝，年年如此。
集美是个背山面海的渔村，地处同安县陆地的最南端，三面被海包裹，村里陈氏一族一千多口人，几代以来都靠出海打鱼、滩涂养蚝、种一些薄田过活，往来的无非是赶早市的渔贩和背着网具的汉子。
这一年的秋天，一个从新加坡坐船回来的年轻人踏上了这片土地。
他叫陈嘉庚，1874年生人，这趟回乡，是奉了母亲之命——家里已经替他说好了亲事，催他回来完婚。
父亲陈杞柏常年在新加坡经营"顺安米店"，从来不回家，婚事全靠母亲张氏一手操持。
行李还没来得及放稳，陈嘉庚便听见村头传来嘈杂声。
那声音他在南洋的码头边听得太熟了——铜板敲击地面发出的清脆响声，伴着时高时低的喝彩与叹骂，混合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把时间慢慢耗尽的气息。
他顺着声音走过去，拨开人群，在里头认出了一张脸。
那是他的一个族弟。
他站在那里，久久没有挪步。
他看见的那张脸，浑浑噩噩的眼神，手心里把玩的铜板，身上那件洗了无数遍、颜色已经模糊的旧衫——和他在新加坡码头旁边见过的那些迷失的华人面孔，是同一副模样。
那一刻，他心里某个地方，猛地松动了。
[一]【从集美到新加坡：一个渔村少年的三年南洋路】
要读懂陈嘉庚在1893年回乡之后做的那件事，得先搞清楚他在南洋的那几年里，到底看见了什么、想明白了什么。
1874年10月21日，陈嘉庚出生在集美社一幢普通的闽南老屋里。
他的祖父、父亲，都是从集美这个小渔村出去闯南洋的人。
鸦片战争之后，厦门被辟为通商口岸，从集美往外走海路极为方便，一代又一代的集美人陆续漂洋过海，去新加坡、马来亚讨生活，集美由此成了著名的侨乡。
陈嘉庚9岁进入村里的南轩私塾，念了几年《四书》《五经》《纲鉴易知录》，先生每天摇头晃脑，带着一群孩子照本宣科，学生背熟了这本换那本，书里头说的究竟什么意思，没有人来讲解，孩子们也不敢多问。
1890年，父亲陈杞柏从新加坡来信，召他过去帮忙打理生意。
那年陈嘉庚17岁，头上还拖着清朝人的辫子，操一口闽南话，英语一句不会说，就这样一个人搭上去新加坡的轮船，头一次离开了集美。
到了新加坡，站在码头上，他头一次感受到了什么叫做"世界的另一副面孔"。
洋人的商铺鳞次栉比，英国殖民地的管理机构挂着旗子，码头上各省的华人挤挤攘攘，货物气息、人声喧嚣，把他在集美渔村里积攒的那点见识全部打散。
父亲的"顺安米店"开在华人聚居的街区，生意说不上大，却也有几分根基。
陈嘉庚从最基础的账目学起，一笔一笔地记，货物进出一样一样地核，搬货、核价、盘点库存，什么都老老实实做。
他这个人，从小就是这副性子——话不多，心里装的事多，做事认真，不喜欢出风头。两年不到，他已经成了父亲生意上最得力的帮手，升任米店经理。
但在这几年里，他看见的事情，远不止账本和货物。
南洋的华人社区里，来自福建同安、晋江、泉州的移民占了大多数，里头很多是从集美、龙海一带出去的乡亲。
这些人背井离乡，几十年如一日拼命干活，可有个共同的难处，是不识字。
跟洋行签合同，要靠别人逐字念给他听，自己不知道写的是什么；账本上一行行数字，看不懂；被人坑了，甚至没有办法写一张状纸去申诉。
陈嘉庚在米店里，见过不止一次这样的场景：一个老苦力被洋行的账房多算了工钱，急得满头是汗，却连指出错在哪里的本事都没有，只能捏着铜板愣在那里。那种憋屈，让人看了心里沉。
还有一件事更让他放不下。
新加坡的码头周围，聚着大批华人苦力的孩子。
这些孩子跟着父母辗转南洋，读书这件事从一开始就排不上号。
十来岁的孩子，没学可上，没事可做，就在码头边上游荡，几个人凑在一起赌铜板，一天一天地耗。
输了借，借了再赌，有的人赌到十七八岁，已经把整个人的精气神都散在里头了。
陈嘉庚那时候自己还不过是父亲店里的一个学徒，能看出问题来，却没有力气去做什么。但这件事，一直压在他心里，没有散去。
1893年，家乡来信，母亲说亲事已经定了，催他赶紧回来。陈嘉庚收拾行李，搭船回程。
那趟回程的船，从新加坡到厦门，走了好几天。
甲板上，他一路对着海发呆，脑子里转来转去的，不只是婚事。
[二]【族弟的烂摊子：集美渔村里的另一种日常】
1893年秋，陈嘉庚回到了集美。
回来的第一眼，是扑面而来的海腥气和那种属于渔村特有的、半慵懒半沉默的调子。
这里和新加坡隔着一片海，也隔着另一个世界。
当时的集美，全社依陈氏单一姓氏聚居，约有一千余口人，分作七个房头，各房头之间积年有宿怨，几十年前的械斗恩怨没有消散，彼此老死不相往来。
每个房头都各自开了一个塾馆，各管各的孩子，教几首《三字经》《百家姓》，偶尔念一段《四书》，学生听没听进去是另一回事，年头到年尾大致如此。
这七家塾馆的老先生，水平参差不齐，有的连讲解都省了，只要孩子能背出来就算交差。
陈嘉庚自己在南轩私塾念过书，知道这种教法能把孩子教出什么——背了几年书，走出门来，账都算不清，字认得几个，实际本事一点没有。
但更大的问题，是那些连塾馆门都进不去的孩子。
集美穷苦人家不少，孩子稍微大几岁，就得跟着大人出海捕鱼或者帮着做点零工贴补家用，哪有闲钱送去读书。
这些孩子闲下来没处去，就在村里转悠，三五成群凑在一起，最常见的消遣是赌钱——大人赌小钱，孩子赌铜板，赢了再赌，输了借钱再赌，就这么一天一天地耗着。
当时整个同安县，有正式记录的公立学校只有县立小学一所，全县私立小学四所，所有在校学生加在一起，不过三百多名——一个拥有二十余万人口的大县，所有受过正式教育的孩子，不过三百余人。
陈嘉庚见到的那个族弟，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长成的。
据史料记载，这个族弟因为无处上学，渐渐成了一个纨绔子弟，终日赌钱作乐，疯疯癫癫，把家里能挪用的东西挪得七七八八。
父母拿他没有办法，邻居也已经懒得再劝，任他那样游荡下去。
陈嘉庚站在人群外面，看了很久。
他在新加坡码头边上见过的那些华人苦力的孩子，那种混浊的、被耗尽的眼神，与面前这个族弟是一模一样的。
一个在新加坡，一个在集美，中间隔着海峡，却活出了同一副模样。
这种模样，不是因为坏，也不是因为懒，是因为没有出路，没有去处。
这件事在陈嘉庚心里放了好几天。
婚事照旧操持着，亲戚们里里外外地张罗，席面摆起来，热热闹闹。
妻子张宝果是邻村孙厝社秀才张建壬的女儿，知书识礼，两家门当户对，婚事进行得顺顺当当。
可陈嘉庚的心里，始终有一块地方是悬着的。
那个族弟的脸，一直在他脑子里转，没有消散。
[三]【2000银元从哪里来：一笔婚礼省下的余钱】
按照集美当地的习俗，父亲从新加坡专门寄回来一笔银元，是给儿子办婚事和安置家用的。
据陈嘉庚本人在自述中所记，父亲给他们成婚、家用省下了2000银元。
这2000银元，放在1893年的集美，是实实在在的一笔大数目。
要说清楚这2000银元是什么概念，得讲一个对比。
那时候集美一亩良田的价格大约几十两银子，2000银元相当于在本地买下几十亩地；盖一栋体面的两层宅子，前前后后花不了一万元；一家人省吃俭用过活，2000银元可以宽宽裕裕支撑好些年；放在新加坡，够盘一个像样的小摊档起步营生。
这笔钱摆在那里，代表的是实实在在的退路和保障，任何一个普通人家拿到这笔钱，第一件事不是怎么把它花出去，而是怎么把它守住、生出更多来。
然而陈嘉庚看着这笔钱，心里头转的念头，不是这些。
他在南洋那几年，一直在反复想一件事：那些在码头边上混日子的华人孩子，那些被洋行骗了连状纸都写不出的老苦力，他们缺的究竟是什么？
不是力气，他们力气大得很；不是肯吃苦的心，他们比谁都能熬。
缺的，是读书识字的机会，是一个能让人打开眼界、弄清楚世道究竟怎么运转的地方。
回到集美，又见到族弟那副样子。一个原本聪明的少年，就这么在赌局里一点一点把年岁耗掉。
问题不在这个孩子，在没有地方可去。
这件事在陈嘉庚心里堆了好些天，最终变成一个决定。
他先去找了母亲。
母亲没有立刻答应，但也没有一口回绝。
她一辈子看着这个儿子长大，知道他认定的事情，轻易不会松口。
随后，陈嘉庚把这件事原原本本讲给了新过门的妻子张宝果听。
这是个不寻常的女人。
她听完丈夫说的打算，没有哭，没有闹，没有质问，只是沉默了片刻，然后点了头，同意了。
就这样，母亲和妻子先后答应了这件事，三个人一同把这2000银元拿了出来。
接下来的事，才是真正让整个集美村都议论了起来的那件——
陈嘉庚拿着这2000银元，做了一件连最了解他的人都没有料到的事。
那件事，究竟是什么，村里人最初根本想不到，听说之后，有人张口结舌，有人连连摇头，有人在背后把这个年轻人说了个狗血淋头，还有人逢人便讲，说陈家出了个败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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