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七年六月七日，西山会议一开场，冼恒汉的四个职务就没了。
兰州军区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甘肃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
这四个头衔，前一天还压在他肩上。
那天晚上，北京西山的会议室里，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陈锡联、纪登奎、苏振华都在。冼恒汉也在，韩先楚、肖华、宋平也在。
他原以为是来领任务的。
结果，任务没领到，先领到了一纸决定。
他没有拍桌子。
他表态：“完全拥护。”
这四个字说出口时，冼恒汉已经六十六岁。一个从百色起义走出来的老红军，一个一九五五年授中将军衔的军区政委，就这样从甘肃和兰州军区的权力中心退了出来。
可真正拽住他的，不只是免职。
是兰州铁路局。
冼恒汉是广西田阳人，一九二九年参加红军，一九三一年入党。红七军、长征、抗战、一野，这一路走下来，他更多时候干的是政治工作。
一九五五年五月，兰州军区成立，司令员张达志，政治委员冼恒汉。军区机关驻兰州。
打这天起，他像钉子一样钉在西北。
西北不是轻省地方。甘肃、宁夏、青海、陕西一带，山大沟深，厂矿、铁路、军工项目又多。军区的担子重，地方的担子更乱。
一九六七年以后，军队奉命参加“三支两军”。冼恒汉被推到地方工作前台，后来兼任甘肃省革委会主任、省委第一书记。
一个军区政委，忽然要管地方。
这一步，后来成了他晚年反复回看的坎。
地方不是军营。
军营里，命令、纪律、组织线条还算清楚。地方上，群众组织、工厂派性、干部旧账、中央部委和省里关系，全搅在一起。
兰州铁路局，就是最扎手的一团乱麻。
铁路不能停。
西北几个省区的煤、电、钢材、军工物资，都靠铁路线往外走。局里一乱，影响的不只是一座城市，而是一条大动脉。
一九七五年前后，铁路整顿牵动上下。铁道部工作组、甘肃省委、兰州铁路局内部各方力量，都卷进来。谁是整顿，谁是“右倾翻案风”，谁又是借运动打击干部，一时间各有说法。
冼恒汉接手后，也没能跳出那个年代的老框。
派性没有消下去，干部和群众反而被反复卷入。后来中央在讨论甘肃问题时，把兰州铁路局一度瘫痪、影响西北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和人民生活，作为批评他的重点。
这就是刀口。
冼恒汉心里不服。
他后来把许多责任推回当时的指示、会议和复杂局面，认为自己并非单独另搞一套。可组织处理落下来的时候，责任还是压到了他身上。
一九七七年六月九日晚，会议继续开。
对他的说法有一句关键判断：他有错误，有些还严重，但不是“四人帮”的死党、亲信。
这句话很重。
它没有把他一棍子打成敌我问题，却也没有放过他的政治责任。处理办法，是调离甘肃和兰州军区，由军委另行分配工作。
听上去，还有后路。
冼恒汉也信了这条后路。
他去了北京三〇一医院，一边治病，一边等新工作。身边的秘书、保卫干事还留着，像是在等一个重新安排的通知。
可通知迟迟没来。
他从一九七七年六月等起，住在北京海运仓总参招待所。外面的风向一年一变，十一届三中全会开了，拨乱反正展开了，干部制度也在调整。
他那里，只有一个字。
等。
后来他写下四个字：“一等五年多。”
五年多，能把一个六十多岁的将军，等成七十多岁的老人。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事情忽然有了动静。兰州军区派人接他回兰州，说是最后解决问题。
冼恒汉上了火车。
他大概以为，这一次能把压在头上的“代理人”帽子摘掉。
火车到兰州后，他没有回家。
他被带到宁卧庄一座小楼，行动受限，连孩子们来看他也要盘问、限时。第二天，谈话的人告诉他，问题严重，有的触及刑律。
他火气上来了。
他要见肖华、韩先楚、宋平，当面问清楚：一九七七年中央解决甘肃问题时，说的是正常调动，怎么回兰州以后变成层层揭批？
没人见他。
他没有说通。
七十多岁的人，经不起连续折腾。十几天后，他突发大面积心肌梗塞，被送进医院抢救。
这一下，身体先垮了。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他将出院前，又收到审查结论和处理意见。随后，总政治部关于他退出现役、降至地师级待遇、每月发二百元生活费的通知送到面前。
从大军区正职，到地师级待遇。
这一下，比一九七七年的免职更凉。
冼恒汉在结论上写了四个字：“我不同意。”
不同意，也改变不了现实。
家里的水、电、暖都出过问题。西北冬天冷，屋里只能生炉子取暖，煤烟呛人。他身体不好，冬天常去医院熬过去。
可他心里的结，没解开。
一九九〇年，冼恒汉已经八十岁。他回看一生，写到那段“十年支左”，落下一句：“早知现在，何必当初。”
这不是一句简单的怨气。
他年轻时在西北打仗，建国后又长期守在兰州军区。军队政治工作，是他熟悉的路。可一脚踏进地方，尤其踏进特殊年代的地方政治和派性泥潭，许多事情就不再按他熟悉的规矩走。
兰州铁路局风波，最后成了他一生最重的账本。
一九九一年十一月十九日，冼恒汉在兰州逝世，终年八十岁。
他把一生大半留给了西北。
也把最后的遗憾，留在了那段踏入地方工作的岁月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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