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别出心裁的造像组合
——四川夹江千佛岩第 135 龛造像辨
李 芮 何睿琦 张 亮
夹江千佛岩位于四川盆地西南边缘的夹江县城西 2.5 公里处，地处青衣江北岸，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夹江千佛岩分 7 段开凿造像 160 余龛，绝大部分为盛唐至晚唐时期的作品，其造像规模宏大，内容丰富，是岷江流域一处十分重要的石窟造像遗存。
第 135 龛位于造像密集的 E 区中部位置，是该处规模最大的一龛，也是该处早期核心造像龛之一。其 5 组多佛造像与弥勒一体规划，同时开凿，形成奇特的组合。经笔者对比辨识，该龛以极巧妙的构思系统表现弥勒、三世佛、过去七佛、十方佛、二十五佛、三十五佛、五十三佛的组合，是北朝晚期至隋灵裕一系忏法在唐代继续流传的典型体现，对辨识唐代与礼忏相关之佛教图像，探讨唐代忏法的构成及其对北朝晚期忏法的继承与发展均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
一、造像内容
双重方形龛，内龛平面近“U”字形，外龛宽 272 厘米、高 361 厘米、深 87 厘米，内龛宽125 厘米、高 340 厘米、深 128 厘米。各壁面转折近弧，内龛两侧龛口内收明显，顶部两角雕宽大三角形斜撑，内侧未掏空。外龛左、右壁存数个方形榫孔，外龛右壁上、下各开一方形小龛，分别造一佛二弟子、一佛二菩萨。龛内造像均保存相对完好，部分小像头残，存当代红、白、蓝三色妆彩。
（一）主尊
内龛环三壁造一佛二菩萨。正壁前设通壁坛，造一佛倚坐坛上（弥勒），体形壮硕，肩胸宽厚，雕刻流畅，右手指残。有内圆外尖桃形火焰纹头光，覆钵状低肉髻，珠状螺发细密，面部方圆饱满，窄额，额心饰白毫，柳叶形眉，双目半睁下视，眼角略斜长，上眼睑略宽，鼻梁残，小口薄唇，口微开，双下颌，双耳硕大，耳垂残失，颈部存三道蚕纹。内着僧祗支，于腹部束带打结，外披双领下垂式袈裟，左侧领边经腹前向右折向身后，右侧领边于腹前折掖后，搭右臂垂体侧，袈裟下露裙尾，覆及踝部。跣足，足下各踩一小圆覆莲台。左手抚左膝，右手仰掌置膝上。
左、右侧菩萨立左、右壁仰莲圆座上，身体朝向侧前方。绾高发髻，戴束发高冠，缯带垂肩前，面部方圆，颈部有三道蚕纹。下着长裙，腰束带，裙腰外翻，披巾自两肩垂下，于体前横过两道，绕臂后垂体侧，跣足。戴环状项圈，于胸前两侧各垂一道璎珞于腹前相交，相交处饰团花，垂及膝部，折向身后，双腕饰双重腕钏。
左侧菩萨高 247 厘米、座高 56 厘米 ；头光中央雕一立佛，上身斜披络腋 ；左手持短茎莲蕾于体侧，右手置胸前，似托一宝珠。右侧菩萨高 237 厘米、座高 46 厘米 ；头光中央雕一鼓腹罐，上身着僧祗支 ；左手托宝珠于腹前，右手伸体侧，掌心向前，拇指与无名指相捻。
（二）多佛组像
内龛正壁顶部两侧，三角形斜撑正面和右侧龛口靠内各雕一组小佛像，共计 5 组 66 身，均凸出于壁面，与作为主尊的一佛二菩萨无打破关系，系同时规划，一体开凿而成。小佛大小、形象一致，均结跏趺坐于仰莲圆座上，可见肉髻，有尖桃形头光和舟形身光，均素面，肩胸宽厚，着通肩式袈裟，下摆覆双腿，双手多笼于袖中，置腹胸前。龛顶两侧和三角形斜撑正面的 4 组小佛周围环绕祥云，云尾细长，飘向龛内中央。龛顶左侧祥云内雕 7 身，编号第一组 ；右侧祥云内雕 13 身，编号第二组 ；左侧斜撑祥云内雕 7 身，编号第三组 ；右侧斜撑祥云内雕 14 身，编号第四组 ；右侧龛口分两列雕 25 身，编号第五组。左侧龛口中部靠下有后补的 7 身小坐佛，破坏左侧龛口，身体表面低于壁面，样式特征与龛内一体雕刻而成的小佛差异较大，均结跏趺坐于仰莲圆座上，头均不存，着通肩式袈裟，双手置胸腹前，最下方一身尚为石坯。
（三）题刻
龛内现存题刻 7 则，其中 5 则为清代、民国时期刊刻或墨书的妆彩记 ；1 则为左侧龛口后代补刻的 6 身小佛造像记，无纪年 ；另有 1 则为右侧龛口 25 身小佛造像记，残损较严重，仅刻功德主姓名，未见纪年。
（四）年代
该龛造像比例适当，雕刻流畅，体形壮硕，面部方圆饱满，肩胸宽厚，具有典型的盛唐造像风格。此外，临近的 F 区中第 153 龛和 151龛、152 龛、154 龛分别有先天元年和开元廿七年的造像纪年。综合以上信息，再结合考虑成都以南的唐代石窟多始凿于唐玄宗开元、天宝时期的背景，判断夹江千佛岩第 135 龛应为盛唐晚期，即 8 世纪上中叶的作品。
二、多佛礼忏与造像身份辨识
（一）七佛、二十五佛、三十五佛和五十三佛之辨识
四川地区的石窟中，自盛唐至晚唐五代，流行开凿许多小佛组成的多佛造像，就数量而言，包括七佛、十佛、十二佛、二十五佛、三十五佛、五十三佛、千佛（百余身至数百身不等）。这些造像一般独立表现，偶有两三种组合开凿，如苍溪阳岳寺天宝年间的二十五佛与五十三佛组合，安岳千佛寨盛唐七佛、十佛、五十三佛的组合，仁寿牛角寨中唐七佛、二十五佛、三十五佛、五十三佛的组合，丹棱石佛湾和佛儿崖有五十三佛和二十五佛的组合。因特定的数量，这些多佛造像题材内容多可辨识，然而夹江千佛岩第 135 龛 66 身小佛分五组，与下方主尊一体开凿，十分罕见，尚属孤例。其雕刻细致、精美，左右对称地铺满该龛上层空间，应是为达到某种特定组合效果而刻意为之。
第一、三组的 7 身应为过去七佛，第五组的 25 身是出自《佛说佛名经》可资信众忏悔灭罪之二十五佛。第一（7身）、三（7身）、四（14身）、五组（25 身）数量相加，恰得多佛 53 身 ；第一组或第三组（7 身）与第二（13 身）、四组（14 身）相加，共 34 身。53 身恰好对应常见之五十三佛，一般认为出自《佛说观药王药上二菩萨经》（后文简称《药王药上经》）。该经宣扬瞻礼作为未来佛的药王、药上菩萨可获灭罪等功德，五十三佛名由此二菩萨陈说，是为过去五十三佛。佛教中亦有三十五佛之特定佛名，出自西晋竺法护所译《决定毗尼经》，宣称于诸佛世界的三十五佛前诚心忏悔，可灭诸罪，是为现在佛。此二组佛名均与忏悔灭罪密切相关，北朝晚期至隋唐诸种礼忏仪多有吸收，是当时信众礼拜忏悔的重要对象。
第一、三、四、五组相加得佛 53 身，恰能说明左侧第一、三组同时表现七佛，是因为其中一组 7 身小佛为凑齐 53 身而特地开凿。就四川地区而言，佛像数量与经典中固定的多佛造像数量屡有不符者，增删一、两身的情况十分常见。
（二）北朝至隋唐形成的多佛礼忏系统
多佛造像的组合，除前述四川地区安岳、仁寿、丹棱的唐代造像组合外，在北朝至隋唐的石窟中多以刊刻成组佛名的形式出现，也有佛名与造像搭配出现者。
云冈第 11 窟东壁上部北魏孝文帝太和七年（483）龛及南壁窟门上方雕刻的 88 个小佛龛，长广敏雄先生推测其表现的应是五十三佛和三十五佛。几乎同时，浙江新昌剡溪石城山龛像，有刘宋永明末至建武初所刻十方佛、贤劫千佛和三十五佛的组合 。此外，嵩阳寺“僧统伦碑”，有五十三佛、三十五佛、六佛的组合 ；北响堂山北齐南洞廊柱，存有五十三、三十五、二十五佛佛名 ；隋开皇九年（589）开凿的安阳宝山大住圣窟，刊刻有五十三佛、三十五佛、二十五佛和七佛佛名 ；隋曲阳八会寺刻经龛，有五十三佛、贤劫千佛、二十五佛（有造像）、七佛（有造像）、三十五佛的佛名组合；隋至初唐刊刻的房山石经，亦有七佛、二十五佛、三十五佛、五十三佛名的组合 ；龙门敬善寺还将五十三佛、二十五佛、三十五佛、七佛、十六佛与优填王像进行组合 。这些北朝至隋唐时期的多佛佛名或造像的组合，均与礼忏相关，是信众忏悔灭罪需要念诵和礼拜的主要对象。
在这些多佛遗存之中，隋代高僧灵裕于隋开皇九年（589）开凿的大住圣窟，应格外引起重视。该处刊刻的佛像及题名，罗炤先生认为其整合改造了北朝忏法，为北朝礼忏系统的突出例证。大致同时开凿的曲阳八会寺和房山石经，均属灵裕忏法系统，此后三阶教所创立的礼忏实践也有相当程度的吸收，并持续影响了龙门唐永隆元年（680）万佛洞、武周时期的擂鼓台中洞“一万五千佛”的开凿。这显示灵裕基于北朝晚期实践所整合的忏法系统，已经在作为政治中心的长安、洛阳地区流行开来，影响深远。
值得注意的是，反映灵裕一系礼忏实践之安阳宝山大住圣窟、曲阳八会寺刻经龛和房山石经均将弥勒与多佛组合，或多组多佛佛名与《弥勒下生经》组合，或在开凿、刊刻多组佛像和佛名、佛经的同时，开凿倚坐弥勒佛像。可以说，弥勒佛与多佛的组合，是北朝晚期形成的忏法实践重要特征之一。
（三）弥勒佛、十方佛、三世佛之辨识
弥勒与礼忏多佛结合，除千佛岩第 135 龛外，前述丹棱石佛湾亦有表现。该处三龛造像分别为唐开成三年（838）所造五十三佛、开成二年所造二十五佛和同开于开成二年之倚坐弥勒佛，形成五十三佛、二十五佛和弥勒佛的组合。资中茯苓坡 9 龛造像中，即有唐长庆三年（823）前后开凿的七佛、弥勒和五十三佛的组合。多例对照，显示四川地区的此类多佛造像与灵裕一系忏法的密切联系。
诸多关于大住圣窟的深入研究显示，该窟“体现了华严经卢舍那‘十方三世’思想、末法思想，而此窟的实际用途却是礼佛忏悔灭罪。”该窟刊刻的《略礼七阶佛名忏悔等文》是反映北朝礼忏系统的重要文献，其七阶佛名组合，实际上是改造更早的礼忏类经典《药王药上经》的六种佛名而来。在北朝毁佛运动的余波未平，“末法”思想盛行的情况下，特地在《药王药上经》六佛名的基础上加入“过现未来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形成过去、现在、未来三世佛的完整序列。
“十方佛”是北朝隋唐时期礼忏的重要内容，《药王药上经》六组多佛名及其衍生出的大住圣窟和三阶教之“七阶佛名”等诸种忏法，多将其作为礼忏的主要对象反复出现，四川地区的唐代石窟中也有独立开凿和表现。灵裕一系忏法在末法思想浓重的背景下，又吸收“三世”思想并以弥勒造像和经典来刻意体现。既然忏法同属一系，如以“十方三世”思想来考虑，则千佛岩第 135 龛第二组小佛数量为 13 身，表现的正是“十方佛”（10身）和“三世佛”（3身），因 13 的佛数蕴含身份特定的两组多佛，故无法为形成足数的三十五佛而刻凿 14 身。
事实上，千佛岩第 135 龛对“十方三世”思想有充分体现，多佛中的七佛、五十三佛为过去佛，三十五佛、二十五佛为现在佛，主尊弥勒为未来佛，形成“三世佛”的体系。三十五佛、二十五佛为其他众多佛国世界之现在佛，亦符合佛教“十方”之空间观念。
如此可以判断，千佛岩第 135 龛造像组合包括弥勒、三世佛、过去七佛、十方佛、二十五佛、三十五佛、五十三佛，是灵裕一系礼忏传统的系统体现，其功能在于信众礼佛、忏悔、灭罪，期待弥勒下生，其流行的背景与北朝晚期以来盛行的末法思想密切相关，是北朝佛教思想和造像传统在唐代延续的体现。
三、灵裕系礼忏视角下的图像解读与夹江千佛岩第 135 龛的价值归位
如前所述，大住圣窟的开凿者灵裕整合北朝晚期的忏法，形成忏悔灭罪的北方礼忏系统，影响了三阶教及四川地区的初唐、盛唐造像，其时空跨度远超中原与隋代。夹江千佛岩第 135龛作为盛唐灵裕一系忏法的典型图像载体，其“弥勒 + 多佛”的核心组合，不仅清晰呈现了北朝晚期忏法在唐代的继承与发展，更提供了一把解读同期石窟礼忏图像的关键钥匙——以灵裕系忏法为视角，既能明确第 135 龛的宗教内涵，亦能破解其他区域石窟中内容难解的图像谜题，莫高窟 390 窟即其例。
一般认为，莫高窟 390 窟开凿于隋晚期至初唐，窟内图像规划严谨、绘塑一体。上层绘53 铺佛说法图，中、下层各绘 30 铺佛说法图，窟顶四披绘千佛，东壁门绘七佛，南、北壁中央各绘倚坐菩萨，作为正壁的西壁有倚坐菩萨的塑像，三壁的倚坐菩萨两侧均有二立姿胁侍菩萨。此前，王惠民先生认为三壁倚坐菩萨或与《请观世音菩萨消伏毒害陀罗尼咒经》相关，将其定为观音，但这一结论与窟内密集排布的多佛（七佛、二十五佛、三十五佛、五十三佛、千佛等五组多佛）形成的礼忏氛围存在矛盾，救苦救难之观音与北朝隋唐礼忏系统中“多佛 +核心佛”的经典组合无直接文献关联，亦缺乏同类造像例证。而若以灵裕一系忏法为解读框架，这一矛盾便可迎刃而解 ：该窟多佛组合恰是灵裕忏法的核心礼忏对象，分别对应《佛说佛名经》《决定毗尼经》《药王药上经》等经典，与夹江千佛岩第 135 龛的多佛体系同源 ；而三壁倚坐菩萨，实则应为弥勒而非观音。
从灵裕忏法特征来看，弥勒在礼忏系统中具有不可替代的核心地位——灵裕在整合北朝忏法时，特以弥勒（未来佛）补全“三世佛”序列，呼应末法思想下信徒对“正法再临”的期许，且大住圣窟、曲阳八会寺等灵裕系核心遗存均以“弥勒 + 多佛”为固定组合。莫高窟 390窟的倚坐菩萨虽为菩萨装，却暗含特定宗教意涵 ：弥勒以大婆罗门子身份出家后，当日于龙华树下成道，其成道降魔场景的造像常借鉴释迦牟尼降魔像的“菩萨装”（戴冠、饰璎珞臂钏），以此强化“破除障碍、重归正法”的象征意义，这与北朝两次灭佛后末法思想愈烈、信徒渴望结束佛难威胁的心理完全契合。此外，莫高窟390 窟的礼忏功能与夹江第 135 龛一致——通过礼拜多佛忏悔灭罪，借弥勒信仰寄托“龙华三会、度化众生”的愿景，二者在宗教功能与思想背景上高度统一。
值得注意的是，莫高窟 390 窟与夹江千佛岩第 135 龛虽分处边陲与西南，却共享同一套灵裕系礼忏法图像逻辑，这印证了灵裕系忏法的影响并非局限于中原，其影响是全国性的。从时间线看，夹江第 135 龛（盛唐）晚于莫高窟390 窟（隋晚期至初唐），却延续了“多佛礼忏 +弥勒突出”的核心模式，甚至进一步将多佛分组与“十方三世”思想更紧密地结合，体现了唐代对北朝忏法的继承与创新性发展。
综上，夹江千佛岩第 135 龛的学术价值不仅在于其“别出心裁”的造像组合——它是灵裕系礼忏图像在盛唐时期流传的实物载体，清晰记录了北朝晚期忏法如何被唐代吸收、改造并融入区域造像传统 ；更在于其提供的“灵裕系礼忏图像视角”，既破解了自身的图像内涵，亦为解读莫高窟 390 窟等同期遗存提供了统一的逻辑框架。这一遗存不仅是四川岷江流域佛教造像的重要代表，更成为研究北朝至隋唐忏法思想演变、佛教图像跨区域传播的关键案例，深刻反映了末法思想背景下，佛教通过礼忏实践与造像艺术维系信仰、传承正法的历史进程。
本文内容系原创
转载请注明：“来源：方志四川”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原载《巴蜀史志》2025年第5期“巴蜀石窟文化专刊”）
作者：李 芮（国家文物出境鉴定四川站助理馆员）
何睿琦（国家文物出境鉴定四川站工作人员）
张 亮（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研究员）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