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一九八六年三月二十七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叶之枫站在被告席上，听见自己的名字和这个数字落下来。
她四十岁，原任国家经济委员会进出口局副处长。
同案的张常胜被判死刑，叶之枫被判有期徒刑十七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
这个案子刺眼，不只因为数额大，也不只因为它发生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对外经贸口子上。
更刺眼的是她的出身。
叶之枫是叶飞家的女儿。叶飞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上将军衔，后来还担任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海军领导职务。叶家有一条话，孩子们记得清楚：“不可以利用父辈的关系。”
可偏偏，出事的就是这个家里的女儿。
那年春天，北京的法庭里摆着卷宗，里面不是战场上的枪炮，也不是地下交通站的密信，而是进口汽车、合同日期、价格谈判、港元、录像机、照相机。
看上去都是生意场上的东西。
可它们连着国家利益。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至一九八五年四月，叶之枫利用职务之便，多次把有关进口汽车的重要机密，以及同外商、港商谈判进口汽车的重要机密，通过张常胜泄露出去。
这不是一句闲话。
这是底牌。
桌上谈价，桌下漏牌。
叶之枫还利用职权，向我国有关公司施加压力，要求接受某外商提出的价格。
张常胜则为外商出谋划策。
一边是国家公司在谈判桌前咬价，一边是内部信息已经流了出去。谈判还没开始，底线先被人摸透了。
这就是代价。
还有一件事，更见手法。
在我国有关公司与某港商谈判进口汽车时，叶之枫得知国家关于进口商品谈判签约将有变动，便伙同张常胜示意港商采取倒签合同日期等办法，欺骗国家主管部门。
合同纸上的日期，往前一挪，事情就变了味。
那不是笔误。
是规避。
张常胜从外商和港商那里先后索取贿赂：一百九十八万八千港元、二千美元、日产录像机二台、照相机一架。
他分给叶之枫二万五千港元、七千元人民币、日产录像机一台。
叶之枫另外还直接收受港商送的一台冷暖风机及其他实物。
往后查下去，还有别的账。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至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她在为深圳中华汽车公司、重庆长安机器制造厂办理进口汽车散件审批手续时，收受贿赂五千港元和一台价值一千四百三十元人民币的彩色电视机。
在为四川华能公司购买北京“二一二”型吉普车时，她又收受三千元人民币。
一笔一笔，最后合在案卷里。
叶之枫收受的贿赂款及实物，总计折合人民币二万五千三百余元。
张常胜那边，总计折合人民币七十一万一千一百余元。
这个数字在一九八六年，足够让很多人倒吸一口气。
公安机关侦查后，起获了张常胜的部分赃款、赃物，还有他私藏的一支手枪和五发子弹；也起获了叶之枫的大部分赃款、赃物。
二月二十一日，检察机关提起公诉。
三月七日，法院不公开审理。
三月二十七日，公开宣判。
四月七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审理上诉，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四月十四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布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签发的死刑执行命令，张常胜随即被押赴刑场。
叶之枫留下来的，是十七年刑期。
她不是只因“说漏嘴”被罚。
法院认定，她身为国家工作人员，违反保密法规，泄露国家重要机密，情节严重；又收受贿赂，数额巨大。两罪并罚，执行有期徒刑十七年。
一句“没想到”，挡不住卷宗里的证据。
一台录像机，也不只是录像机。
那时候，改革开放刚往深处走，对外经贸热起来。外商、港商来了，合同多了，进口汽车这样的紧俏商品，更牵动外汇、审批、谈判和价格。
越是热闹，越有人盯着缝隙。
有人盯钱。
有人盯权。
有人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手里的内部信息。
叶之枫的位置，恰恰在缝隙中间。
她在国家经委进出口局工作，接触的是进口、审批、谈判等事项。这样的岗位，平时看着只是签字、协调、办手续，关键时候，一句话就可能改变谈判方向。
她没有守住。
判决出来后，社会反响很大。
人们争的并不是她会不会画画，也不是她是谁的女儿，而是一个最硬的问题：国家工作人员手里握着秘密，能不能拿去换好处？
答案写在判决里。
七年，是当时泄露国家重要机密罪的法定最高刑。
叶之枫最后被判十七年，是因为还叠上了受贿罪。
这笔账，法庭算得很清楚。
可人生的账，没人替她重算。
入狱后的叶之枫，把很多时间放到了画上。她早年学的是工程，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船舶设计与制造系水面舰艇专业，又自幼喜欢艺术。
后来关于她的艺术履历里，有一句常被提到：她曾上门求教启功先生，得到赏识和帮助。
纸铺开，墨落下。
画里有牡丹、荷塘、秋色，也有她出狱后试图重新安放的人生。
一九九九年前后，她走出监狱，之后以画家身份出现，成为国家高级美术师，擅长大写意花鸟画，还参加过一些书画展览和活动。
可画得再浓，也盖不住那一页判决书。
叶飞家的家规还在。
“不可以利用父辈的关系。”
这句话本来是给子女挡住捷径的，到了叶之枫这里，却更像一道迟来的回声。
一个将军的女儿，一个国家机关干部，一个后来重新拿起画笔的人，最后都绕不开一九八六年春天北京法庭里的那个数字。
十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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