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第一章 魏玛的客厅**
1814年5月，魏玛。
亚瑟·叔本华站在母亲家的大门前，手指悬在门环上方，停了很久。他听见里面的笑声。那种笑声他太熟悉了——母亲约翰娜的笑，清脆、高亢、毫无保留，像一个永远不需要对任何人负责的女人。
他推开门。
客厅里点了十二根蜡烛，水晶吊灯把整个房间照得通亮。约翰娜·叔本华穿一件墨绿色的天鹅绒长裙，坐在沙发正中央，左手端着一只细瓷茶杯，右手比划着，正在给围坐的客人们讲什么。她四十八岁了，但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十岁，眼角有细纹，但笑起来的时候那些纹路反而让她显得更生动。
她面前坐着五个人。叔本华认出了其中两个——格林兄弟当中的雅各布·格林，还有施莱格尔兄弟里的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另外三个他不认识，大概是魏玛新来的什么文人。
"艺术是什么？"约翰娜正在说，声音清亮，"艺术就是灵魂的自由表达。一个女人如果不能用她的方式去爱、去写、去活，那她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客人们纷纷点头。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举了举杯子："约翰娜，您这段话应该写进您的新书里。"
"已经在写了。"约翰娜笑起来，"我的女主角就是这样一个女人——她不顾一切地爱上一个不能爱的人，最后……"
她的话停住了。因为她看见了站在门口的亚瑟。
客厅里的笑声像被人掐住了脖子，一下子没了。
雅各布·格林转过头来，认出了这个年轻人。"亚瑟，"他站起来，礼貌地点了点头，"好久不见。"
叔本华没有回应格林。他盯着母亲，从外套内侧口袋里掏出一本装订好的书稿，举在半空中。
"母亲，我写了一部哲学著作。"
约翰娜放下茶杯。她脸上的笑容没有完全消失，但变了一种味道——从刚才的松弛热烈变成了一种紧绷的、带着审视的客气。
"是吗。"她说。
"《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叔本华说，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咬得很清楚，"我在德累斯顿写了四年。"
"四年。"约翰娜重复了一遍这个词，然后笑了笑，"你父亲要是知道你把时间花在这上面，不知道会怎么想。"
叔本华的手攥紧了书稿的边角。客厅里其他人都不说话了，施莱格尔低头看自己的酒杯，格林望向窗外。
"父亲已经死了九年了，"叔本华说，"我知道他怎么想。"
约翰娜的笑容终于收了起来。她站起来，长裙的下摆扫过地毯，走到儿子面前，比他矮了大半个头，但气势一点不输。
"你带着这本书来我这里，是想让我看？还是想让在座的各位看？"
"我想让你看看我做了什么。"
"做了什么？"约翰娜偏了偏头，嘴角又翘起来，但这次完全是嘲讽的弧度，"亚瑟，你二十六岁了，没有工作，没有妻子，没有固定住所，靠着父亲留下的钱到处晃荡了四年，然后写了一本——什么来着？"
"《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
"名字倒是挺长。"约翰娜转身走回沙发，重新坐下来，端起茶杯抿了一口，"谁会看一个无名小卒写的东西？你连大学教职都没有。"
叔本华站在门口没动。他的脸很白，白得不像一个健康的人该有的颜色。他的眼睛很小，但亮得吓人，像两块烧过的炭。
"我会有教职的，"他说，"我会去柏林。"
"柏林？"约翰娜笑出了声，"你知道柏林大学现在是谁在讲课吗？黑格尔。你听过黑格尔的名字吗？"
"我听过。"
"那你凭什么觉得有人会听你的？"
叔本华把书稿收回外套里。他转身要走，但走到门口又停下来，没有回头。
"母亲，你刚才说艺术是灵魂的自由表达。"
"是，怎么了？"
"你写了几十本爱情小说，"叔本华的声音很低，低到只有客厅里离门最近的格林能听见，"但你这一辈子，爱过谁？"
客厅彻底安静了。蜡烛的火苗跳了一下。
约翰娜的脸变了。她从沙发上站起来，酒杯从手里掉在地毯上，深红色的茶渍洇开了一小片。
"你给我滚出去。"她说。
叔本华推开门。
"你会在历史上因为我而被记住。"他说完这句话，走进了魏玛五月傍晚的风里。
门在他身后关上了。客厅里剩下五个人和约翰娜·叔本华。她站在那里，胸口起伏着，过了很久才重新开口，声音恢复了那种清脆和从容，像是刚才什么都没发生过。
"我儿子，"她笑了笑，"从小就爱说大话。"
客人们跟着笑起来，但笑声明显比刚才短了。
叔本华走在魏玛的街上，天还没有全黑。他走得很慢，路过歌德住过的那条街时停了一下，但很快又继续往前走。他脑子里还在响着母亲刚才说的那句话——"谁会看一个无名小卒写的东西？"
他低头看了看自己外套下面鼓起的那本书稿。
他想起十岁那年在但泽的老宅里，父亲海因里希把他叫到书房。父亲站在窗前，背对着他，说："亚瑟，你要记住，一个人拥有的越多，他对外界的需求就越少。"
当时他不明白这话什么意思。他只记得父亲的背影很宽，很稳，像一个永远不会倒下去的人。
五年后，那个背影倒进了运河里。
叔本华在街边一张长椅上坐下来。天彻底黑了，路灯还没点，整条街只有对面一家面包房的窗户里透出昏黄的灯光。他掏出那本书稿，翻到第一页，用手指摩挲着纸面。
他在魏玛住了好几年，但从来没有觉得自己属于这里。母亲的家不是他的家，母亲的客人不是他的朋友，母亲谈论的那些东西——艺术、自由、爱情——他听着就觉得刺耳。一个从来没有真正爱过自己丈夫和儿子的人，凭什么坐在那里高谈阔论什么是爱？
他想起下午在门外听到的那句话。"一个女人如果不能用她的方式去爱、去写、去活，那她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叔本华把书稿合上，塞回外套里。
他忽然想起一件事。几年前，他在哥廷根大学读书的时候，有一个同学，叫——叫什么来着？他想了半天，记不起那个人的名字了。只记得那个人从来不在课堂上发言，从来不参加学生的讨论会，从来不谈论什么"哲学理想"或者"真理追求"。他每天就坐在角落里看书，看完就走。
后来那个人毕业了，去了什么地方，没人知道。
但叔本华记得一件事。有一次他忍不住问那个人："你学哲学是为了什么？"
那个人看了他一眼，说："为了弄明白我为什么活着。"
然后他就走了。再也没有跟叔本华说过第二句话。
叔本华坐在长椅上，望着对面面包房的灯光，忽然觉得那个无名无姓的同学比他认识的任何人都更接近某种东西——某种他说不清、但知道很重要的东西。
夜风从街那头吹过来，带着五月末青草的气味。叔本华站起来，拍了拍外套上的灰，往自己租住的公寓走去。
他知道明天他得离开魏玛了。去哪里还不知道，但肯定不能留在这里。
他走的时候没有回头看一眼母亲家的方向。
**第二章 柏林的空教室**
1819年，《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出版了。
叔本华等了半年，等来的是书商的信——印了五百本，卖了不到一百本，剩下的堆在仓库里落灰。
但他不打算认输。1820年春天，三十二岁的叔本华带着这本书来到了柏林大学。他用这本书申请到了编外教授的资格——没有固定薪水，靠学生交的听课费过日子。
柏林大学比他想象的大。主楼是栋灰白色的石头建筑，走廊又长又暗，墙上挂着历代教授的肖像画。叔本华走在那些画像下面，一个个看过去，没有一个他认识的。
他在教务办公室拿到了课程安排表。教务主任是个胖乎乎的中年人，说话带着柏林口音，把"课程"说成"可程"。
"叔本华先生，您的课安排在周二和周四下午三点到五点，教室在二楼西侧第三间。"
"黑格尔的课在什么时候？"
教务主任愣了一下。"黑格尔教授？他的课在周二和周四下午三点到五点……"
"同一时间？"
"是的，先生。这有什么问题吗？"
叔本华沉默了几秒钟，然后说："没问题。"
他走出教务办公室的时候，嘴角动了一下。那不是笑，更像是某种肌肉的抽搐。
开课那天是1820年4月。柏林春天来得晚，四月初还在下雪。叔本华提前二十分钟到了教室，把讲稿放在讲台上，然后坐在旁边的椅子上等。
教室能坐四十个人。他数了数椅子，又数了一遍，确实是四十把。
三点差十分，没人来。
三点差五分，没人来。
三点整，门开了。叔本华站起来，看见一个年轻人探头进来，看了看空荡荡的教室，又看了看叔本华，问："这里是黑格尔教授的课吗？"
"不是，"叔本华说，"这里是叔本华教授的课。"
年轻人"哦"了一声，把门关上了。
三点十分，又来了两个人。这次是直接推门进来的，一男一女，看起来像情侣。男的扫了一眼教室，对女的说："走错了。"
他们走了。
三点二十，来了一个人。是个头发花白的老头，背着一个帆布包，进来之后在第三排坐下，掏出笔记本和笔，摆出一副认真听课的样子。
叔本华看着他，问："你是来听我的课的吗？"
老头抬起头，一脸茫然："这里不是黑格尔教授的课吗？"
叔本华没有回答。他走上讲台，把讲稿翻开，开始讲课。
"诸位，"他说，虽然台下只有一个人，而且那个人显然不知道自己来错了教室，"今天我们讨论哲学的基础问题——什么是表象，什么是意志……"
他讲了一个半小时。中间没有停顿，没有提问，没有互动。他的声音在空荡荡的教室里来回撞，像石头扔进一口枯井。
那个老头在四点半的时候收拾东西走了。走之前看了一眼叔本华，说了一句："教授，您讲得挺好的，但我真的走错教室了。"
门关上之后，教室里只剩下叔本华一个人。他站在讲台后面，看着下面四十把空椅子，继续把最后半小时的课讲完了。
五点整，他合上讲稿，走出教室。
走廊对面，黑格尔的教室门开着，里面黑压压坐满了人，连门口都站着旁听的。叔本华经过的时候听见里面传出一个浓重施瓦本口音的声音——那是黑格尔在讲课。
他听不清黑格尔在讲什么，只听见学生时不时爆发出笑声和掌声。
叔本华快步走过那扇门，没有往里面看一眼。
那学期他的课一共来了五个人注册。第二学期，变成了三个人。第三学期，零。
1822年春天，教务主任通知他："叔本华先生，由于选课人数不足，下学期的课程取消了。"
叔本华站在教务办公室里，一句话没说。他转身走出去的时候，听见背后教务主任跟同事小声说："又一个不自量力的。"
他回到自己租住的公寓，关上门，把讲稿扔在桌子上。那叠纸落下来的时候散开了，白花花的铺了一桌面。他站在桌前看了很久。
然后他坐下来，从抽屉里拿出一本空白笔记本，翻开第一页，写道："他们追求的是别人认可的东西。我追求的是真正属于我的东西。"
写完这句话，他把笔放下，盯着那几个字看了很久。墨迹干了之后，他把笔记本合上，塞回抽屉最里面。
那天晚上他没吃饭。第二天早上他洗了个冷水澡，然后坐下来继续写他的第二本书。
同年夏天，他在柏林的一条街上碰见了大学时期的一个同学。那个人叫——他终于想起来了，叫克劳斯。当年在哥廷根，克劳斯是学生圈子里最爱谈论"哲学理想"的人，每次讨论会他都第一个举手发言，滔滔不绝地讲柏拉图、讲康德、讲人类精神的终极解放。
但那天在柏林街上碰见的时候，克劳斯穿着一身银行职员的制服，手里拎着一个公文包，圆脸胖了一圈。
"亚瑟？"克劳斯先认出了他，"好久不见！听说你来柏林大学教书了？"
"算是吧。"叔本华说。
"哲学还在搞？"
"还在搞。"
克劳斯笑了笑，那笑容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像是怀念，又像是某种解脱。"我早就不碰那些了，"他说，"现在在银行上班，每天算账，倒也挺踏实。当年咱们整天谈什么真理啊、理想啊，现在想想挺可笑的，对吧？"
叔本华看着他，没有接话。
克劳斯又笑了笑，拍了拍他的肩膀，说："有空来家里坐坐，我老婆做饭不错。"然后拎着公文包走了。
叔本华站在街边，看着克劳斯的背影消失在人群里。他忽然想起当年哥廷根讨论会上的场景——克劳斯站在讲台前面，挥舞着双手，说："哲学不是书本上的东西，哲学是我们活出来的东西！"
活出来的东西。叔本华在心里重复了一遍这几个字，然后转身往公寓的方向走。
他想起另一个人。那个坐在角落里从来不说话的同学，那个被他问"你学哲学是为了什么"、回答"为了弄明白我为什么活着"的人。
那个人叫什么来着？他想不起来了。但他记得那个人毕业之后去了哪里——谁都不知道。那个人就像一滴水蒸发了一样，从所有人的视线里消失了。
但叔本华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他觉得那个人比克劳斯更接近某种真实的东西。克劳斯谈论哲学的时候，像在谈论一件外套——今天穿这件，明天可以换那件。而那个人不谈论哲学，他只是在……活。
叔本华回到公寓，关上门，站在窗前看着外面的街。柏林春天的天黑得晚，六点了天还亮着。街上人来人往，有推着小车的商贩，有牵着孩子的妇女，有穿着制服的学生。没有人认识他，没有人知道他写了一本哲学著作，没有人知道他刚从大学里被踢出来。
他忽然想起母亲在魏玛的客厅里说过的那句话——"谁会看一个无名小卒写的东西？"
他攥紧了窗台的边沿，指节发白。
**第三章 女裁缝和她的问题**
离开柏林大学之后，叔本华搬了几次家。先是德累斯顿，然后是曼海姆，最后在1831年因为霍乱疫情搬到了法兰克福。
他在法兰克福租了一间公寓，不大，但够住。客厅朝南，窗户外面是一条窄巷，对面是一家裁缝铺。他每天的生活极其规律——早上七点起床，洗冷水澡，写到中午，下午散步两小时，晚上吹笛子，十点睡觉。他不参加社交，不拜访朋友，不跟邻居来往。
整栋公寓楼里没有人知道他是谁。只知道三楼住着一个沉默寡言的单身男人，没有妻子，没有孩子，偶尔会带一条卷毛狗出门散步。
1821年8月12日，法兰克福的夏天热得让人喘不过气。
那天叔本华在等一个人——他的恋人，卡罗琳娜·雅格曼。卡罗琳娜是魏玛宫廷剧院的女演员，比他小几岁，他们断断续续来往了几年。她那天说要来法兰克福看他，他提前把公寓收拾了一遍，还特意买了一瓶酒。
下午两点，他听见走廊里有说话声。不是一个人的声音，是好几个人，叽叽喳喳的，像一群麻雀落在窗台上。
他打开门，看见走廊尽头的楼梯口站着三个女人。其中一个他认识——住在同一层楼的邻居，一个四十七岁的女裁缝，叫卡罗琳娜·玛尔奎。巧的是，她也叫卡罗琳娜，跟他的恋人同名。
玛尔奎是个矮胖的女人，头发花白，脸上有很深的法令纹，说话声音很大，笑起来整层楼都能听见。她平时就在家里给人做衣服，经常有女顾客上门量尺寸、试衣服，在走廊里大声聊天。
此刻她正跟另外两个女人站在楼梯口，不知道在说什么，笑得前仰后合，声音在楼道里来回撞。
叔本华走过去。
"女士们，"他说，声音不大，但很硬，"请你们到别处去聊天。"
三个女人回过头来看他。玛尔奎认出了他，脸上的笑容收了一下，但很快又恢复了。
"叔本华先生，"她说，"我们在自己家门口说话，碍着您什么事了？"
"这是公共走廊，"叔本华说，"不是你家门口。"
"我住这层楼，走廊就是我家门口。"
"请你离开。"
玛尔奎偏了偏头，打量了他一眼，然后对另外两个女人说："看见没有？这就是我跟你们说的那个哲学家。整天板着脸，谁也不理，见了人就跟见了鬼似的。"
另外两个女人笑了。
叔本华的脸白了。他的嘴唇抿成一条线，手指攥成了拳头。
"我最后一次请你离开。"他说。
玛尔奎不但没走，反而往前走了两步，离他更近了。"我要是不走呢？"她说，声音里带着一种挑衅的笑意，"你能把我怎么样？把我扔下楼？"
叔本华没有说话。他伸手抓住了玛尔奎的手臂，往楼梯口的方向拖。
玛尔奎尖叫起来。"放手！你放手！"
另外两个女人也尖叫起来，一个喊"打人了"，一个喊"快去叫人"。
拉扯中，玛尔奎踩空了楼梯，整个人向后倒下去，从楼梯上滚了三四级，撞在拐角的墙上，发出一声闷响。
她躺在那里，捂着右胳膊，脸色煞白，疼得说不出话。
叔本华站在楼梯口，低头看着她。他的呼吸很重，胸口一起一伏，但脸上没什么表情。
"你是故意的。"玛尔奎终于说出一句话，声音嘶哑，"你故意推我。"
"我没有推你，"叔本华说，"你自己踩空了。"
"你等着，"玛尔奎咬着牙说，"我要去告你。"
叔本华转身回了房间，关上门。
那天下午卡罗琳娜没有来。后来他才知道，她临时改变了行程，根本就没出发。
而玛尔奎说到做到。她第二天就去法院递了诉状，控告叔本华暴力伤害。
官司打了很久。
玛尔奎的说法是：叔本华扯掉了她的帽子，用双手卡住她的脖子，拳脚相加，把她打得不省人事，然后拖到楼梯口扔了下去。
叔本华的说法是：他只是用双臂抱住她的身体，把她往门外拖。玛尔奎反抗、威胁要告他，还谎称有东西落在房间里趁机又跑了回来。他第二次把她推出去的时候，她自己跌倒了。
"我认为她是故意的，"叔本华在法庭上说，"因为这就是这种人的手法。他们见自己积极的反抗达不到目的，就采取消极的方式，让自己多受一些苦，这样他们就有东西可以控诉了。"
法官问他："你有没有把她推下楼梯？"
"没有，"叔本华说，"她自己踩空的。"
"可她右臂骨折了。"
"那说明她摔得不轻，"叔本华说，"但这不能证明是我推的。"
法庭上安静了一会儿。玛尔奎坐在原告席上，右臂打着石膏，吊在胸前。她一直盯着叔本华，眼神里有一种很奇怪的东西——不是愤怒，不是仇恨，更像是某种……看穿了什么之后的平静。
最后陈述的时候，法官让玛尔奎发言。
她站起来，用左手扶着桌沿，看着对面的叔本华。
"这位哲学家先生，"她说，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很清楚，"你口口声声说你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你。你说你追求的是真理，不是名声。你说你不需要别人的认可。"
她停了一下。
"那你为什么要把我推下楼？"
叔本华抬起头看她。
"你明明可以不理我。你明明可以关上你的门，戴上耳塞，做你的事。但你非要出来跟我吵架，非要跟我动手，非要闹到法庭上来。"
玛尔奎往前走了一步。
"你到底在怕什么？"
叔本华没有回答。
他的脸还是那么白，嘴唇还是抿成一条线，但他的手指在桌子底下微微发抖。
法官敲了敲锤子。"被告，请你回答原告的问题。"
叔本华站起来。"我没有推她，"他说，"我没有什么好怕的。"
但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声音不像刚才那么稳了。
法院最终的判决是：叔本华的行为构成"轻微的、没有造成明显伤害的殴打行为"，判令他每季度向玛尔奎支付十五塔拉的赔偿金，直到玛尔奎康复为止。
但玛尔奎再也没有"康复"。她的右臂留下了永久性的伤残，再也做不了精细的针线活。裁缝的生意做不下去了，她只能靠叔本华每季度的赔偿金过日子。
这一付，就是二十年。
叔本华每三个月去一次法院，把钱交给书记员，书记员转交给玛尔奎。他从来没有当面给过她钱，也从来没有再跟她说过一句话。
但他每次从法院出来的时候，脑子里都会响起那句话——
"你到底在怕什么？"
他告诉自己，他什么都不怕。他怕的只是噪音，只是打扰，只是那些庸俗的人侵占他的时间和空间。他怕的从来不是那个女裁缝本人。
但这话他说服不了自己。
二十年里，他搬过几次家，但从来没有离开过法兰克福。玛尔奎也一直住在那栋公寓楼里，只不过从三楼搬到了一楼——她爬不了楼梯了。
有时候叔本华出门散步，会经过那栋楼。他从来不往里面看，但他知道玛尔奎就住在临街的那个房间里。有时候窗户开着，他能听见里面传出来的说话声——玛尔奎的声音，还是那么大，还是那么爱笑。
他每次经过都加快脚步。
1841年秋天，玛尔奎死了。
叔本华是从房东那里听到这个消息的。房东说："您知道吗？一楼那个裁缝老太太走了。昨天夜里的事。"
叔本华点了点头，什么也没说。
那天晚上他回到房间，拿出账本，翻到记录赔偿金的那一页。二十年的记录，整整八十个季度的付款，每一笔他都记得清清楚楚。
他在最后一笔记录的下面写了三个字——
"老妇死，重负释。"
写完之后他把账本合上，放回抽屉里。
然后他坐在椅子上，盯着窗外的夜色，一直坐到天亮。
那晚他没有睡。他脑子里反复回响着一句话，不是玛尔奎在法庭上问他的那句，而是另一句——
很多年前，在魏玛的客厅里，母亲约翰娜说："谁会看一个无名小卒写的东西？"
他当时觉得自己一定会出名。他觉得自己跟那些庸人不一样，他追求的是真正的东西，他不需要别人的认可。
但玛尔奎问他："那你为什么要把我推下楼？"
他答不上来。
如果他真的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他，他大可以关上门，让那个女裁缝在走廊里笑个够。但他没有。他冲出去了，他动手了，他把自己弄上了法庭。
为什么？
因为他受不了有人不把他当回事。因为他受不了一个底层裁缝在他面前放肆、挑衅、不尊重他。因为他嘴上说着不在乎名声，实际上比谁都渴望被看见、被承认、被敬畏。
他嘲笑母亲高谈阔论她不懂的爱，嘲笑柏林教授们追逐他们不配的名声，嘲笑世人谈论他们永远得不到的东西。
但他自己呢？
他从来不谈论幸福，因为他从未拥有过它。他从来不谈论亲情，因为他从未感受过它。他从来不谈论归属，因为他从未找到过它。
他写了几千页关于意志和表象的著作，却写不出一行关于"我是谁"的答案。
玛尔奎说得对。他比任何人都怕。
他怕的是，如果他不嘲笑这个世界，他就必须承认——他的人生，才是最可悲的笑话。
天亮的时候，叔本华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窗前。法兰克福的秋天来了，街上的梧桐叶子开始变黄。
他看见对面那栋楼临街的窗户关着。那是玛尔奎住了二十年的房间，窗帘拉上了，里面没有人了。
他站在那里看了很久。
然后他转身走回书桌前，坐下来，翻开一本新的笔记本，在第一页写道——
"一个人拥有的越多，他对外界的需求就越少。"
他盯着这句话看了很久。
这是他父亲很多年前说过的。他一直相信这句话，一直用这句话来支撑自己的生活——独居、不社交、不结婚、不参与任何人的喜怒哀乐。
但此刻他忽然意识到一个问题。
如果他真的"拥有"了足够多的东西，为什么他还会被一个女裁缝的一句话刺痛二十年？
**�� 付费卡点**
二十年后，叔本华去世了。人们在整理他的遗物时，发现了一个从未被打开过的信封。
信封上没有署名，没有日期，但里面有一封信。
信是写给一个人的。不是他的母亲，不是他的恋人，不是任何一个他认识的朋友或敌人。
信是写给玛尔奎的——那个被他推下楼梯的女裁缝。
信是手写的，字迹工整，但有些地方被水渍洇开了，分不清是墨水还是别的什么。
信中写道——
"您是对的。我怕的从来不是您，而是您让我看到的那个自己。
我嘲笑母亲高谈阔论她不懂的爱，嘲笑柏林教授们追逐他们不配的名声，嘲笑世人谈论他们永远得不到的东西。
但我自己呢？
我从不谈论幸福，因为我从未拥有过它。我从不谈论亲情，因为我从未感受过它。我从不谈论归属，因为我从未找到过它。
我写了几千页关于意志和表象的著作，却写不出一行关于'我是谁'的答案。
您说得对——我比任何人都怕。我怕的是，如果我不再嘲笑这个世界，我就必须承认：我的人生，才是最可悲的笑话。"
信的末尾没有署名，没有日期。
没有人知道这封信是什么时候写的，没有人知道他为什么没有寄出去。
他死的时候七十二岁，终身未婚，没有子女，陪伴他的只有一条叫"世界灵魂"的卷毛狗。
他临终前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希望爱好他哲学的人，能不偏不倚地，独立自主地理解他的哲学。"
但他从来没有说过——他希望别人怎么理解他这个人。
那个女裁缝是唯一一个看穿他的人。而他用了一辈子，也没敢把那封信寄出去。
"越缺什么的人，越爱谈什么。"叔本华说得没错。
但他忘了说后半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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