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声明：本文为虚构小说故事，借虚构故事传递积极价值观，呼吁读者遵纪守法，弘扬友善、正义等正能量，共建和谐社会。
2019年秋天，奶奶第一次认不出我来。
那之前半个月，她拉着我的手，把我叫到床边，说她有一件事压了五十年，要说出来。
她说，1969年，她做了一件对不起人的事。
说完，她闭上眼睛，睡过去了。
我拿着她说的那个名字，那个地方，那段经过，开始往回查。
查了将近一年，我发现，奶奶说的是真的，但她只说了一半。
另一半，比她说的还要重得多。
我奶奶叫徐秀珍，生于1942年，湖南人，年轻时随支援建设的浪潮去了东北，在吉林一个国营纸厂做工人，做了将近三十年，退休后跟着我父亲来了南京。
她是个沉默的老人，不爱说话，不爱热闹，每天最大的消遣是坐在阳台上看楼下的路，偶尔跟楼里的老太太打打牌，但打完牌回来也不跟我们说谁赢了谁输了，就坐着，盯着什么地方，不知道在想什么。
我从小就觉得她身上有一种说不清楚的东西，不是冷漠，她对我们是好的，每年过生日都记得，会把她舍不得吃的东西留给我，但那种好里面有一层什么，隔着，像一块玻璃，你能看见她，但摸不到。
父亲说，奶奶年轻时经历过一些事，不爱回忆，我们不要问。
什么事，父亲自己也说不清楚，说奶奶从来不提，他也不敢问。
2017年，奶奶七十五岁，开始有点糊涂，起初是记不住钥匙放哪里，后来是忘了吃没吃药，再后来开始叫错人，把我叫成我父亲，把我父亲叫成她已经去世多年的丈夫，我爷爷。
医生说是老年痴呆的早期，建议多陪伴，多引导她回忆，有时候这能让清醒的时候长一点。
2019年，她清醒的时候越来越少。
九月的一个下午，我去她房间陪她，她坐在床边，那天出奇地清醒，眼神是我记忆里年轻时候她有过的那种眼神，很亮，也很沉。
她叫我坐到她旁边，把我的手握住，握得很紧，比我想象的一个老人的力气要大。
她说，"宁宁，奶奶有一件事要告诉你。"
宁宁是我的小名，只有她这么叫我。
我说，"奶奶，你说。"
她停了很久，停得我以为她又糊涂了，然后她开口了。
她说，1969年，她在吉林纸厂的时候，厂里有一个女工，叫孙玉兰，是她的工友，也是她的朋友，住在同一间宿舍，睡上下铺，那时候两个人关系很好。
那一年，厂里在搞运动，各种批斗会，人人自危，要揭发，要表态，气氛很压抑。有一天，孙玉兰跟她说了一句话，说她父亲在台湾，说她一直一个人扛着这件事，没跟任何人提过，但那天她在宿舍里哭，徐秀珍问她，她就说了。
说完之后，孙玉兰很害怕，拜托她不要说出去。
徐秀珍答应了她。
但是过了三天，她还是把这件事告诉了厂里的负责人。
说到这里，她的手握得更紧，低下头，声音变了，"我出卖了她。"
她说，孙玉兰被带走审查，在厂里被批斗，最后不知所踪，有人说被下放了，有人说进了什么地方，她再没有见过那个人。
奶奶说，"我对不起她，我不知道她后来怎么样了，我一辈子不知道。"
说完，她松开我的手，躺下去，闭上眼睛，睡过去了。
那天下午，阳光从窗帘缝里透进来，落在她手背上，她手背上的皮肤很薄，青筋一条一条的，我看着那双手，坐了很久。
我叫陈宁，三十一岁，做记者，在南京一家都市报跑社会版。
做记者这件事，是有好处的，就是你知道怎么找人，怎么找资料，怎么顺着一条线往下走。
我把奶奶说的东西在本子上记下来：孙玉兰，吉林，国营纸厂，1969年，父亲在台湾。
这是我所有的线索。
我先去查那家纸厂。那家厂叫吉林第二造纸厂，已经在九十年代末改制，后来倒闭了，厂房拆掉了，地皮盖了住宅楼。但是档案，理论上应该还在，移交给了当地的档案馆或者国资部门。
我通过同行关系，联系了吉林当地的一个记者朋友，托她帮我查那家厂的历史职工档案，重点找孙玉兰这个名字。
等了将近两个月，朋友回我说，查到了，有一个叫孙玉兰的女工，1945年生，籍贯山东，1966年进厂，1969年，档案上记录的是"接受审查，调离"，之后的记录没有了。
"调离"去了哪里，档案上没有。
我想，这条线先走到这里，换一个方向——孙玉兰说她父亲在台湾，那能不能从这边查。
台湾那边的档案，九十年代以后随着两岸关系的变化，有一批历史文件陆续开放查阅，老兵名册、户籍迁台记录，有一些民间团体和学术机构做了整理。我通过一个做两岸历史研究的学者朋友，去查孙这个姓、山东籍、大约1940年代去台湾的人，看能不能对上。
这条线更难，拖了将近半年。
这半年里，奶奶越来越糊涂了，有时候认不出父亲，有时候在半夜叫一些名字，叫的都是我不认识的人，有时候她叫的就是孙玉兰。
我听着，心里很难受，但什么都没说，就坐在她旁边，陪着。
2020年春天，学者朋友那边有了消息。
他说，在一份老兵档案整理资料里，找到了一个叫孙德福的名字，山东济南人，1948年随部队撤台，妻子和孩子留在大陆。妻子的信息里有一个孩子的出生年份：1945年，女。
1945年，女，山东。
和档案里那个孙玉兰完全对上了。
孙德福的档案里，有一个在台联系人的信息，是他晚年在台湾的居住地，台中，一个社区的地址。
这个地址，太旧了，不知道还有没有用。
我把这两条线攥在手里，吃了好几天没睡好。
不是因为查不出来，是因为查出来越多，我越发现，我奶奶说的那件事，只是一个开头。
孙玉兰被"调离"之后去了哪里？如果她父亲在台湾，那在那个年代，这件事被揭发出来之后，她究竟经历了什么？
我开始往更深处查。
我联系了一位专门研究那个年代东北工厂历史的退休学者，把我掌握的信息告诉了他，他沉默了很久，说，"你做好准备了吗，那段历史不好看。"
我说，"我知道，但我要查清楚。"
他说，"那你去查吉林当地的地方志，再去查当年的劳改场的收押记录，虽然很多都销毁了，但有些地方留了副本。"
我顺着这条线，又查了将近三个月。
那个夏天，我一边查，一边每天去医院陪奶奶，她大多数时候已经不认识我了，但有时候会突然清醒一下，抬头看我，叫我宁宁，说吃饭了没有，或者说外面冷不冷，多穿点。
我说，"奶奶，不冷，天热着呢。"
她点点头，又糊涂过去。
2020年八月，那位学者打来电话，声音很平，但我听出来那种平里面的分量，"小陈，我帮你查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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