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轰鸣着穿过1988年的黑夜。
我蹲在硬卧车厢的过道边，抱着行李，后背贴着冰冷的车厢壁。
王静怡从铺位上探出头，骂了一句“扭捏个屁”，一把抓住我的手腕就往铺上拽。
我整个人被拉上去，窄小的空间里，她侧着身，我的后背贴着她的前胸，她头发上的蜂花洗发精味儿钻进鼻子里，心跳像擂鼓。
可我哪知道，这一趟出差，根本不是什么“带新人学业务”，而是一个局，一个把我俩都算计进去的局。
01
1988年秋天，县里的机械厂正在改制，各个科室都在争项目、抢指标。
销售科更热闹——老科长明年退休，底下好几个副科长盯着位子，王静怡是其中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女的。
韩强是销售科科长，四十多岁，圆脸大肚，说话总爱带三分笑，笑起来眼睛眯成缝，像是跟谁都亲热。
可厂里老人都知道，这人笑归笑，背地里的小动作从来不落空。
那天下午，厂办突然通知：销售科去宁波谈一笔大单，事关明年厂里的生死存亡。
原定韩强亲自带队，可就在出发前一天，韩强“急性肠胃炎”住进了厂医院。
“哎哟，疼得不行。”韩强躺在病床上，捂着肚子，声音虚弱，“王科长，你带队去吧，这单不能耽误。”
王静怡站在病床前，没说什么。
她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工作服，袖口挽了两道，露出细白的手腕。
她看了韩强一眼，那眼神我到现在都记得——冷冷淡淡的，像看一件旧家具。
“行，我带小郭去。”
小郭就是我，郭俊美，今年二十四岁，去年从县城中专毕业分到厂里，在秘书科当科员。
我是农村出来的，爹妈是种地的，家里穷，能进厂已经烧高香了，平日里说话都不敢大声。
王静怡点名要带我，我压根没想到。
秘书科好几个人，就数我资历浅、没经验。
马玉璐——厂办副主任，也是王静怡的老朋友——私下问过她：“你带小郭子干啥？他啥都不懂。”
王静怡答得随意：“我缺个算账的。”
这话说的倒是事实。
中专那几年我学的是会计，新式的“三栏账”我一看就懂，算盘也打得快。
厂里的账房老会计都不愿意学新东西，只有我能理清那些账目。
但我总觉得，王静怡点名带我，不单是这个原因。
那天晚上，我回宿舍收拾东西。
母亲托人捎来一包晒好的柿饼，用油纸包着，塞在行李最底下。
我把行李包了口，躺在床上睡不着，脑子里翻来覆去都是白天的画面——韩强躺在床上，王静怡站在那里，空气里像是有什么东西绷着，一碰就要断。
第二天一早，天没亮透，我背着行李赶到厂门口。
王静怡已经站在那里了，她穿一件深灰色夹克，背着帆布包，嘴里叼着根烟。
看见我来了，她把烟灭了，踩了两脚：“走。”
从厂里到火车站要转一趟班车，车上人挤人，王静怡站在过道里，一只手抓着车顶扶手，另一只手夹着公文包。
车子颠簸得厉害，她站得稳稳的，跟钉子钉在那儿似的。
我缩在她身后，心里七上八下的。
到了火车站，人多得像蚂蚁搬家。王静怡挤到售票窗口，说了一通，回来的时候表情不大对。
“咋了？”我问。
“票不够，只剩一张硬卧。”她说着，把手里的票翻给我看，“去宁波的车三天内全部卖完了，广交会的缘故。”
我心里一沉。本来厂里给王静怡定的级别可以买卧铺，我的只能坐硬座。但现在她只有一张卧铺，我连硬座票都买不到。
“我……我在过道蹲着就行。”我说。
“蹲啥？蹲一宿？你腿不要了？”王静怡不耐烦地摆摆手，“上车再说。”
绿皮火车喷着白烟，轰隆隆开进站。
车上人满为患，过道里挤满人，有坐小马扎的，有坐行李上的，还有人干脆铺张报纸坐地上。
王静怡找到那间硬卧包厢，上下铺四张铺，下铺坐着一个老头，正歪着身子打盹。
王静怡的铺是上铺，编号上写着“16号上”。
我把行李放在过道边，靠着墙壁蹲下来。
王静怡看了我一眼，没说话，自己爬上了上铺。
火车开了，哐当哐当的声响填满整个车厢。
我蹲在过道里，两条腿蜷着，膝盖顶在胸前。
车厢里有一股说不清的味道——汗味、泡面味、还有烟味混在一起，熏得人发晕。
大概过了半小时，王静怡从上铺探下头。
“小郭子，上来。”
我愣住了：“啊？”
“上来，挤着睡。”
“王科长，这不太好……”
“什么好不好，你蹲一宿明天腿麻了怎么做账？别磨叽，上来！”
她的声音不大，但语气硬邦邦的，不容反驳。隔壁下铺的老头抬头看了我一眼，又低头继续打盹。我犹豫了几秒，还是站了起来，扶着架子爬上去。
上铺很窄，两个人要侧着身才能勉强躺平。
我躺下来，背靠车厢壁，脸冲外，整个人僵硬得像根木头。
王静怡侧着身，面朝里，跟我背对背。
我能感觉到她的后背贴着我的后背，隔着两层布，热乎乎的。
火车继续跑着，窗外的田野黑糊糊一片，偶尔闪过的村庄像墨滴一样模糊。
我闻到了她头发上的味道，是蜂花洗发精，上世纪八十年代那个白色的瓶子装的那种。
这味道我妈也用，在我来县城之前，她总是买一瓶，能洗好几个月。
我心里乱得很。
王静怡是我的领导，比我大八岁，平时在厂里话不多，做事利索，大家都说她“有本事”、“能扛事”。
但这时候挤在这么小的铺位上，她不再像个领导，更像一个人——一个普普通通、跟我一样会累会困的人。
她翻了个身，胳膊搭在了我腰上。
我一下子整个人绷住了。
她没啥反应，像是睡着了，呼吸均匀而绵长。她的胳膊搭在我身上，没有要拿开的意思。
我不知道她是不是真睡着了。
那一夜，我几乎没有合眼。
火车在黑暗里穿行，我的心脏扑通扑通跳着，像要从胸腔里蹦出来。窗外的风呜呜地响，风声和车轮声混在一起，把所有的想象和不安都搅碎了。
02
天蒙蒙亮的时候，我睡着了。也不知道睡了多久，感觉有人拍了拍我的肩膀。
“小郭子，到了。”
我睁开眼，车厢里已经亮了。王静怡站在过道里，正往身上套那件灰色夹克。她动作利索，几下就把行李收拾好了。
我翻身下来，腿有点麻，差点站不稳。她伸手扶了我一把，随即松开了。
“去洗把脸，精神点。等会儿到厂里别丢人。”
宁波站到了。
出站的时候，阳光洒在站台上，空气里有股潮湿的味道，跟北方县城完全不一样。
我跟着王静怡，穿过拥挤的人流，找到一辆三轮车，拉到市里一家叫“春风”的招待所。
那家招待所不大，两层楼，灰墙黑瓦，门口挂着块褪色的招牌。
王静怡要了两个房间——她住203，我住205。
房间不大，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墙角放着一个搪瓷脸盆。
窗户正对着街道，能听到楼下小贩的叫卖声。
“你先收拾一下，十点来找我。我们去厂里。”王静怡说完，关上了门。
我坐在床上，掏出母亲给的柿饼，掰了一块放嘴里嚼着。甜味在舌尖化开，心里平静了一些。
十点整，我准时敲响了203的门。
门开了，王静怡已经换上一件白衬衫，袖口扣得整整齐齐，头发梳得一丝不乱。
她看起来跟火车上完全不一样，又是一个干练利索的女科长了。
“走吧。”
合作方是宁波一家国营电器厂，规模比我们县里的厂大得多。谈判地点在那家厂二楼的小会议室里，一张长桌，铺着白色桌布，两边各坐四五个人。
王静怡坐下后，没急着说话，先让他们的人看我们厂的产品样本。对方厂长姓孙，五十来岁，头发花白，说话慢悠悠的，眼睛却精明得很。
“王科长，你们厂的产品我们看过，质量没问题。但这个价格，”孙厂长把报价单推回来，“比我们预想的要高不少。”
“孙厂长，这个价格是底价了。”王静怡笑了笑，“我们厂的产品用的是新机器，钢材也是头一批料，成本就在那儿。”
“那可不一定。”孙厂长旁边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接话了，“据我所知，你们厂的材料成本比同行低一成，这个报价有点虚高了吧？”
气氛一下子紧张了。
王静怡没慌，她看向我，使了个眼色。
我明白她的意思，从公文包里拿出事先准备好的成本核算表。
这份表是出发前我在厂里连夜赶出来的，把所有材料、工费、折旧费一项项列清楚，用的是新式记账法，一眼就能看明白。
我把表递给孙厂长：“您看看，这是成本明细。”
孙厂长接过表，看了两分钟，脸上的笑意慢慢收了起来。他把表递给旁边那个戴眼镜的年轻人，年轻人看了半天，不说话了。
“王科长，你们这个账……”孙厂长干笑了两声，“做得挺清楚。”
“实事求是。”王静怡端起面前的茶杯，喝了一口，“我们厂的意思很清楚，想长期合作，价格就是这个数。单也能接小单，但价格不能降。如果是大单长期供货，我们可以再谈一成。”
那天上午的谈判没什么太大进展，但孙厂长的态度明显松动了。
临走的时候，他主动站起来跟王静怡握手：“王科长，你们先休息一下，明天我们再谈。”
回到招待所，王静怡坐在床沿上，脱了鞋，把脚盘起来。她点了一根烟，吸了两口，吐出一团白雾。
“小郭子，你觉得他们啥意思？”
“我觉得……”我犹豫了一下，“他们想压价，但质量这块确实看重咱们。”
“嗯。”王静怡点点头，“那个戴眼镜的不简单，一看就是算过账的。不过你那张表递得好，把那人的嘴堵住了。”
我心里头有点高兴，但没表现出来。王静怡难得夸人，能在她面前露一手，比啥都强。
“对了，”她忽然问，“你妈最近身体咋样？”
我愣了一下：“挺好的。前几天还托人捎了柿饼来。”
“柿饼？”她笑了，“你妈的手艺我知道，小时候吃过一次，记得那个味儿。”
我有点奇怪：“王科长，你认识我妈？”
王静怡没接话，把烟掐灭在烟灰缸里。她站起来，拍了拍裤子：“行了，你回去休息，晚上六点楼下见，去吃点东西。”
我走到门口，她又叫住我。
“小郭子，火车上那事，别往外说。”
我一愣，随即点了点头：“我知道。”
那天的晚饭很简单，在招待所旁边一家面馆吃的，两碗阳春面，一人加了个荷包蛋。
王静怡吃面很快，呼啦呼啦的，吃完了把碗一推，又从兜里掏出一根烟点上。
“明天谈判，他们有可能会换人谈。”她看着外面的街道，“那个姓孙的老狐狸，不会轻易松口的。”
“那我们怎么办？”
她笑了笑，笑得有点苦：“等着呗。他们要的是什么，我心里有数。”
我没多问。但我隐约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
03
第二天上午的谈判，果然换人了。
坐在对面的不再是孙厂长，而是一个四十来岁的中年人，姓黄，叫黄光赫，名片上印的是“财务主管”。
他穿着一件灰色的确良衬衫，戴着一副金丝眼镜，说话客客气气的，但眼神里总带着一股算计劲儿。
“王科长，久仰。”黄光赫伸出手，跟王静怡握了握，“孙厂长那边临时有事，今天的谈判由我来主持。”
王静怡笑了笑，没说话，坐下后把文件夹打开。
黄光赫拿过我们的报价单，翻了翻，慢悠悠地说：“王科长，你们这个报价，我看了一下，还是有调整空间的。”
“黄主管，我们昨天已经把底账给你们看了。”王静怡的语气很平静，“再降，我们就没利润了。”
“利润是利润，但合作是合作嘛。”黄光赫推了推眼镜，“不瞒你们说，最近有好几家厂联系我们，报价都比你们低，你们要是不配合一下，这单恐怕很难谈下去。”
气氛一下子僵了。
我坐在旁边，手心有点冒汗。对方的架势很明显——压价、抬竞争对手、制造紧迫感。这是谈判的老套路，但这种套路最吃人。
王静怡没说话，她把面前的茶杯端起来，轻轻吹了吹水面上的茶叶，喝了一口。放下，看着黄光赫，笑了。
“黄主管，既然话说到这份上，我也实话实说。”
她打开公文包，从里面抽出几张纸，递了过去。
“这是我们厂的产品在被你们抽查时的质检单。上面记录着，你们厂三个月前试过咱们的货，质量指标全部达标。如果有比咱们好的厂，你们为什么还要约我们来谈？”
黄光赫脸上的笑僵了一下。
王静怡继续说：“至于竞争对手的报价，我也有耳闻。但黄主管应该清楚，有些厂的报价是低，但交货期和质量能不能保证，是个问题。你们耽误不起。”
她说着，语气不急不缓，像是在讲一件很平常的事。但每一句话都踩在对方的痛处上。
黄光赫沉默了一会儿，把那几张纸看了又看。最后，他叹了口气：“王科长，你是个明白人。”
“过奖了。”王静怡笑笑，“我干了十年销售，这点门道还是懂的。”
黄光赫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那这样，价格我们按底价签，但交货期能不能往前赶半个月？”
王静怡想了想：“可以，但你们要加三成预付款。”
“成交。”
谈判从开始到结束，不到四十分钟。
签完合同，我从会议室出来，手心全是汗。王静怡走得很快，我跟在她身后，看着她笔挺的背影，心里头不知怎么的，有点佩服。
“王科长，你真厉害。”
她头也没回：“少拍马屁，这才哪到哪。”
回到招待所，她坐在床沿上，点了一根烟。她抽烟的样子很男人，深吸一口，然后慢慢呼出来，整个人才松弛下来。
“小郭子，你去楼下买点水果，晚上我请你吃饭。”
“好嘞。”
我正要出门，她忽然叫住我：“等等。”
“咋了？”
她犹豫了一下：“晚上别去太远，就楼下那家面馆。”
“我都听您的。”
我下楼去买水果，心里总觉得她有什么心事。
谈判明明很顺利，合同签了，单价没降，还谈下了预付款追加条件。
但她看起来并不开心，反而像松了一大口气，又像是在等什么事情发生。
晚上六点，我们在楼下见面。
换了便装的王静怡看起来不像个科长，倒像个普通的女工——格子衫、蓝布裤子、布鞋。
她在面馆坐下，点了两碗面，又要了一碟花生米。
“喝点酒？”她问。
“我……不太喝。”
“那就算了。”她自己倒了一杯啤酒，一口下去，杯子见了底。
“王科长……”
“别叫王科长了，现在没外人，叫姐就行。”
我愣了一下，有点不适应：“王……王姐。”
她笑了，笑得很淡：“你妈以前就叫我名字的，你倒好，跟我见外了一路。”
“你认识我妈？”我忍不住问出来了。
王静怡没说话，端起第二杯啤酒，又灌了一口。她放下杯子，看了我一眼，目光有些复杂。
“小郭子，你爹是个好人。”
我愣住了。
我爹？
我爹在我六岁那年就走了，生病走的，走得早。
我只记得他瘦高个、沉默寡言，喜欢坐在院子里晒太阳，不爱说话。
他在我记忆里已经很模糊了，只剩下一个影子。
“你爹救过我爹的命。”王静怡说，“那年夏天发大水，你爹把我爸从河里捞上来的。要不是他，我爸早就没命了。”
我呆呆地看着她，不知道该说什么。
“这趟出差，我点名带你出来，不单是你账算得好。”她把第三杯酒喝下去，声音有些哑了，“我想还你爹当年的人情。把你带出来，让你看看人家厂里是怎么做生意、怎么签合同的，回去升个职、涨点工资，也算对你爹有个交代。”
我心里像被什么东西砸了一下，又酸又胀。
“王……王姐……”
“别哭。”她仍然笑着，眼眶有点红，“你爹当年救人的时候也没哭，你一个大男人，哭啥？”
我低下了头，没说话。
那天晚上，她喝了不少酒，我扶着她回房间。到了203门口，她把钥匙捅进去，手抖了好几下才打开门。她走进去，回头看了我一眼。
“小郭子，明天回厂里。”
“好。”
“还有，今天我说的话，别往外传。”
“我知道。”
她关上了门。我站在走廊里，昏黄的灯光照在地上，拉出一道长长的影子。
回到房间里，我坐在床边，掏出那包柿饼，掰了一块放进嘴里。甜味化开，但我心里却全是苦味。
我不知道第二天会发生什么，但有一种不好的预感，像潮水一样慢慢涨上来。
04
签完合同第二天一早，王静怡说要再待一天，跟对方的业务员对接一下发货细节。
我想跟着去，她不让，让我在招待所待着，把这次谈判的纪要整理出来。
“你要是有空，去街上转转也行，看看人家宁波城里是啥样。”她说。
我一个人在房间里待了半个上午，把纪要整理完。
招待所没有暖气，九月份的宁波虽然不太冷，但阴雨天多，空气里全是潮气。
我坐在窗边，看着楼下行人来来往往，心里闷得慌。
十点多的时候，我下楼去外面买了份报纸，又到旁边小卖部买了包烟。
我不会抽烟，但总觉得兜里揣一包，万一碰上跟人打交道的时候，递根烟好说话。
回到招待所，刚走到楼梯口，就看见王静怡的门开着。我走过去，她正在屋里跟一个人说话。那人背对着门，穿着灰色干部服，头发梳得一丝不苟。
“王科长，这事儿您再考虑考虑。”那个人的声音有点耳熟。
“黄主管，我已经说了，合同签了，一切都照合同办。”王静怡的声音不冷不热的。
黄光赫转过身来，看见我站在门口，表情僵了一下，随即笑了笑：“小郭同志，回来了？”
“刚转了一会儿。”我硬着头皮说。
“那就好，那就好，你们好好休息。”黄光赫拿起公文包，朝门口走，经过我身边时，拍了拍我的肩膀，“小伙子，好好跟着王科长干，前途无量啊。”
我没说话，看着他走远了。
王静怡站在窗边，背对着我，叼着一根没点的烟。
“王姐，他咋来了？”
“来谈私事的。”她把烟从嘴里拿下来，在手指间捏着，“不是公事。”
“啥私事？”
她转过身来，看着我，眼神有点怪：“小郭子，你信我么？”
“我信。”
她点了点头：“那别的就别问了。收拾一下，明天一早就走。”
我回到自己的房间，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黄光赫来找王静怡，肯定不是什么好事。
昨天谈判的时候，他话里话外都透着算计，今天又私下找来，肯定憋着什么坏水。
那天中午，我自己去楼下吃了碗面，回到房间继续整理东西。下午三点多，王静怡来敲门。
“小郭子，出来，我跟你说个事。”
我跟着她走到楼梯口，她靠在墙上，从兜里掏出烟，点上一根。烟雾在走廊里缓缓散开。
“黄光赫刚才来找我，说韩强把钱给他了。”
“什么钱？”
“韩强让人带了三万块钱给他，让他想办法把我搞臭。”
我脑袋嗡了一下：“三万？韩科长他……”
“他不想让我当科长。”王静怡的语气很平静，像是在说别人的事，“他是科长，我是副科长，我要是不在了，这个位置就是他的。”
“那他咋搞你？”
王静怡吸了一口烟，慢慢吐出来：“黄光赫说，只要他写一封举报信送到厂纪委，说我出差的时候跟我下属同住一张铺，还在外面‘过夜’，作风有问题，我就会被撤职。”
我的血一下子涌上来，脸烫得发烫：“可是……那都是……”
“谁信？”王静怡看着我，“你是新人，我是女领导，孤男寡女出差，同住一个包厢，还挤了一张铺儿。这话传出去，厂里的人会怎么想？”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她说的对，这种事情，越解释越黑。
“那黄光赫跟你说这些是啥意思？”
“他让我识相点，主合同金额让他们做假账，分他三个点，他就把举报信吞回去。”王静怡把烟蒂扔在地上，踩灭了，“我没答应。”
我站在原地，手脚冰凉。
王静怡看着我，忽然笑了，笑得有点苦：“小郭子，你别怕。这事儿跟你没关系，是我跟韩强、跟黄光赫之间的事。等回到厂里，我去找马玉璐，让她处理。”
“可是……”
“没有可是。”她打断了我的话，“你回去睡觉，明天一早我们走。”
那天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窗外的雨淅淅沥沥地下着，敲打着玻璃，像是在我心里一下一下地锤。
我不知道明天回去会面临什么，但我知道，这事儿不会那么简单就过去。
05
第二天清晨，天还没亮透，我们就赶早班火车踏上了回程的路。
这次王静怡买了两个人的硬座票，一路上几乎没有说话。
窗外下着雨，庄稼地一片接一片地退过去。
到厂里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三点多了。
厂门口还是老样子，两个水泥柱子，上面挂着褪色的牌子。门卫老刘头看见我们回来，隔着窗子喊了一句：“王科长，回来了？辛苦了辛苦了。”
王静怡勉强笑了笑，没多说什么。
我刚回到办公室放下行李，马玉璐就找来了。
“小郭子，你跟我来一趟。”
马玉璐是厂办副主任，五十岁上下，头发花白，做事一板一眼。
大家都说她“铁面”，不管对谁都不讲情面。
但她对王静怡好，这是全厂都知道的事。
我跟着她走进办公室，她关上门，指了指椅子：“坐下。”
“马主任，咋了？”
“王静怡的事情，你知道吗？”她坐在办公桌对面，看着我，眼神很严肃。
“知道一些。黄光赫要举报她。”
“不只是这个。”马玉璐叹了口气，“厂纪委今天上午收到一封举报信，说王静怡出差期间生活作风有问题，跟下属同住一间房间，影响恶劣。”
“可是……”我急了，“那是因为火车票只剩一张！”
“我知道，我也信。”马玉璐的声音沉下去，“但信不信是一回事，查不查是另一回事。厂纪委已经受理了举报，要对她进行审查。”
“那怎么办？”
“我问你一件事，你老实回答我。”马玉璐盯着我的眼睛，“出差这几天，你和王静怡有没有做过不合适的事？”
“没有！绝对没有！”我一激动，声音都大了。
“好。”马玉璐点了点头，“如果厂纪委找你谈话，你就照实说。你放心，我会在背后帮你。”
从马玉璐办公室出来，我回到宿舍，坐在床边。
宿舍里的光线很暗，空气里有一股尘土味。
我把那包柿饼拿出来，掰了一块放进嘴里，嚼了很久才咽下去。
天快黑的时候，我去找王静怡。
她的宿舍在一楼尽头，门没锁。
我敲了两下，没人应。
推开门，她正坐在窗边，叼着一根烟，望着窗外的天空。
天灰蒙蒙的，有几只麻雀在电线上蹦跶。
“王姐。”
她没回头：“怎么了？”
“纪委的事……”
“知道了。”她把烟掐灭，“他们找我谈过话了。”
“那……”
“没事，我心里有数。”她站起来，转过身看着我，“小郭子，你记住，不管谁问你，你就照实说。我王静怡行得正，站得直，不怕他们查。”
“没有可是。”她打断了我的话，“你回去休息吧。明天还要上班，养好精神。”
我站在门口，看着她。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衬衫，头发扎着马尾，整个人看起来很疲惫，却还是撑着一股气。
“王姐，你要是有啥事，一定要告诉我。”
她笑了笑：“行了，别搞得跟生离死别似的。不就是写个检查吗？我写就是了。你走吧。”
我关上门，回了宿舍。
躺在床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
窗外的雨还在下，淅淅沥沥的，敲在玻璃上。
我脑子里乱七八糟的，一会儿是王静怡在火车上说的那句“你爹救过我爹的命”，一会儿是黄光赫那张笑脸，一会儿又是马玉璐那双严厉的眼睛。
那一夜，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爹站在院子里的老槐树下，笑呵呵地看着我。我喊他，他不答应，只是笑，笑得很暖。
天亮了，窗外有鸟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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