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胡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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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片《爸爸》的故事源自2010年香港荃湾享和街的真实案件。案件发生地距导演翁子光旧居仅一街之隔。按照常规的拍法，这类题材大概会被处理成一部悬疑片，作案动机、作案现场、庭审等都将是电影的核心要素。

但翁子光没有按照犯罪类型片的方式进行拍摄，而是做了一系列减法：凶案现场很快闪过，法庭戏被放在剧情之外，也几乎没有提及片中儿子的精神鉴定问题。镜头跟着刘青云饰演的父亲阮永年，回到一家四口生活过的旧房子里，看他煮饭、喂猫、发呆。据导演口述，影片虽然基于真实事件改编，但他写着写着发现这个故事必须也只能站在“爸爸”的视角来讲述，而这个视角就是“幸存者”视角。

阮永年的处境之特殊在于，他不只是受害者家属，同时也是凶手家属。作为前者，他理应要求法律制裁凶手、为妻女讨回公道；作为后者，他却要保护儿子的人生、争取减刑。这两种身份各自对应一套合理的情感逻辑，但当它们叠加在一个人身上时，就成了无解的枷锁。影片正是从双重枷锁入手，既拍出了一位父亲在两种身份拉扯下无处宣泄的困顿，又拍出了他不得不如常过活的生命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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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子光在采访中说，一开始以为自己要讲“慈悲”，后来发现根本没有资格谈这两个字。慈悲意味着某种主动的宽恕，但阮永年面对的困境是，他连该不该恨都不确定，因为施暴者是亲生儿子，而且他患有疾病。于是，阮永年的情绪找不到一个稳固的支点，既无法彻底割舍，也无法坦然原谅。

翁子光利用非线性叙事处理阮永年这种心理隐疾。电影在过去和现在之间反复跳跃，回忆与现实的切换没有明显的提示，只能靠人物的妆造和状态辨认。在翁子光看来，原型父亲在讲述自己的故事时“就已经非常蒙太奇”。阮永年的回忆没有时间顺序，妻子的笑容、女儿的降生、一家人的晚餐，这些片段随机浮现，但每一个温暖的过往，都通向同一个冰冷的现在。于是大量且显得混乱的剪辑，隐约反映了爸爸在不同情况下的精神状态以及变化，导演恰恰是用这种方法，模拟一个创伤者处理记忆的方式。

电影在情绪表达上也十分克制，刘青云饰演的阮永年在大部分时间里没有激烈的情感爆发，大多是一种空洞和迷茫的状态。他去市场买菜、去茶餐厅煮面、定期探视儿子，所有动作都维持着日常的节奏。刘青云的表演，展现了一个人如何与悲伤长期共处，在煮饭的清晨、在喂猫的黄昏，把日子一天天熬过去。他演出了阮永年身上那种真实的小人物市井气息，以及憨厚善良的气质，令人信服且有代入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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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子光在电影《爸爸》中做的减法，与他此前的作品形成了清晰的对照，《踏血寻梅》拍的是绝望，《正义回廊》拍的是疯狂。到了《爸爸》，他把血腥、庭审、批判这些元素撤走，追问一个人在悲剧之后怎么活。事实上，追问“为什么”有时是一种逃避，仿佛找到一个解释就能把痛苦归档处理，但翁子光不提供这种虚假的归档。

当然，这种减法叙事方式也带来了争议。有观众认为电影“没有讲清楚儿子的杀人动机，以及爸爸原谅儿子的动机”。观众习惯了电影提供因果链条，但翁子光拒绝这样做，观众对类型电影的期待也就此落空。在导演看来，电影的意义是提出问题，而非给出答案。

影片结尾，阮永年隔着探视窗对儿子说：“不要说了，今天不聊这个事情。”然后他转身回到厨房，继续煮下一顿饭，没有和解，没有答案。翁子光拍的不是一个父亲如何原谅儿子，而是一个幸存者如何在无法原谅，也无法憎恨的夹缝中，把日子维持下去。案件提供了故事的入口，但翁子光拍出来的，是入口之后那条漫长而看不到尽头的走廊。

（作者为山东师范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