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年70岁了，半夜醒来去客厅倒水，发现52岁的保姆竟然还没睡
第一章 深夜的水
我今年七十岁，退休前是一名中学语文教师，教了四十年书，送走了无数届学生。老伴走了六年，儿子在省城安了家，一年回来两三次，每次待不了三天就走。我一个人住在老城区这套两居室里，日子过得安静，也过得孤单。
去年冬天，我摔了一跤，把左腿摔骨折了。儿子不放心我一个人，给我请了一个保姆。保姆姓什么我从来没问过，只知道她五十二岁，从乡下来的，丈夫前些年病故了，儿子在省城打工，她出来挣点钱补贴家用。
她来了快一年了。这一年来，她把我照顾得很好。每天三餐不重样，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衣服熨得平平整整。我腿脚不便，她扶我去卫生间，帮我洗澡，给我剪指甲，从来没有过一句怨言。我每个月给她三千五百块工资，她每次都数两遍，然后仔仔细细地折好，用手帕包起来，塞进贴身的口袋里。
她话不多，但手脚麻利。我们之间的交流，大多是事务性的——“老爷子，该吃药了”、“老爷子，午饭做好了”、“老爷子，今天天气好，我扶您出去晒晒太阳”。她叫我“老爷子”，我叫她“他婶子”，这是我们之间唯一的称呼。
那天晚上，我像往常一样，九点半上床睡觉。人老了，觉就少了，睡不了几个小时就会醒。那天我醒得尤其早，大概是凌晨一点多钟。口干舌燥，想喝水。床头柜上的保温杯里是空的——下午喝完了，忘了续。
我撑着床沿坐起来，摸索着去够床头的拐杖。腿还是不太利索，但比去年好多了，至少能慢慢挪着走几步。我拄着拐杖，一步一步地挪出卧室，穿过走廊，往客厅走去。
客厅的灯亮着。
这让我有些意外。她 usually 睡得很早，每天九点多就回她住的那间小卧室了，灯也关得早。今天怎么还亮着灯？
我放轻了脚步，慢慢地挪到客厅门口，往里看了一眼。
她坐在沙发上。
没有看电视，没有看手机，没有做任何事。就那么坐着，两只手放在膝盖上，腰背挺得直直的，眼睛望着窗外漆黑的夜空，一动不动。
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秋衣，头发披散着，没有像白天那样扎起来。侧影在灯光下显得有些单薄，有些苍老，和她白天那个利落能干的形象判若两人。
她没有发现我。
我站在门口，看着她，心里有些纳闷。大半夜的不睡觉，坐在这里发什么呆？
“他婶子？”我叫了一声。
她猛地转过头，像是被我吓了一跳。她的眼睛有些红，像是哭过。
“老爷子，您怎么起来了？”她 quickly 站起来，声音有些慌张，“您要什么？我给您拿。”
“我渴了，想倒杯水喝。”
“您坐着别动，我去给您倒。”她快步走进厨房，倒了一杯温水，端到我面前，“有点烫，您慢点喝。”
我接过水杯，在沙发上坐下。她站在旁边，两只手绞在一起，低着头，不说话。
“你怎么还不睡？”我问她。
“我……我睡不着。”她说。
“睡不着？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不是，我身体挺好的。”
“那是怎么了？”
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没什么，就是……想我儿子了。”
第二章 她的故事
她说她想儿子了。
这句话，让我心里动了一下。
“你儿子在省城打工？”我问。
“嗯。”她点了点头，“在建筑工地上干活，做钢筋工。”
“多久没见了？”
“快一年了。”她的声音有些低，“去年过年他没回来，说是工地上加班，三倍工资。今年也不知道能不能回来。”
“那你可以去省城看他啊。”
她苦笑了一下：“路费太贵了。而且我走了，您这边谁照顾？”
“我这里没事，你请几天假就行了。”
她摇了摇头，没有说话。
我喝了一口水，温热的水顺着喉咙流下去，驱散了一些深夜的寒意。
“你儿子多大了？”我问。
“二十八了。”
“结婚了吗？”
“没有。”她低下头，“谈过一个女朋友，后来吹了。人家嫌我们家穷，买不起房。”
“你儿子一个月能挣多少？”
“好的时候七八千，不好的时候四五千。”她说，“他自己花销也大，攒不下什么钱。”
我沉默了一会儿。
“他婶子，你一个人把他拉扯大，不容易吧？”
她没有回答，只是低着头，两只手绞在一起，指节发白。
过了好一会儿，她才开口，声音有些哽咽：“他爸走的时候，他才十二岁。我一个人种地、打零工，供他上学。可他不是读书的料，初中毕业就不念了，说要出去打工挣钱。我没拦住他。”
“他在外面吃了不少苦吧？”
“他不跟我说。”她抬起手，擦了擦眼睛，“每次打电话都说挺好的，让我别担心。可我知道，他过得不容易。”
客厅里很安静，只有墙上的钟在嘀嗒嘀嗒地响着。
“他婶子，”我说，“你要是想儿子了，就给他打个电话。现在电话也方便，视频也能看到人。”
“太晚了，他肯定睡了。”她说，“明天再打吧。”
她站起来，说：“老爷子，您水喝完了吗？我扶您回去休息吧。”
“好。”
她扶着我，慢慢地走回卧室。我躺下的时候，她给我掖了掖被角，说：“老爷子，您要是晚上再渴了，床头柜上我给您放一瓶水，省的您再起来。”
“好。”
她关了灯，轻轻地带上门，走了出去。
我躺在床上，听着她的脚步声渐渐远去，然后是大门打开又关上的声音——她回自己的房间去了。
我闭上眼睛，却怎么也睡不着了。
第三章 白天与黑夜
从那以后，我开始留意她。
白天的时候，她依然是那个利落能干的保姆。早上六点起床，给我做早饭，打扫卫生，洗衣服，买菜，做午饭，午休，做晚饭，收拾厨房，九点多回房睡觉。一切井然有序，挑不出任何毛病。
但每到深夜，当我偶尔醒来的时候，总会发现客厅的灯亮着。她一个人坐在沙发上，望着窗外，发呆。
有时候是一点，有时候是两点，有时候是三点。
她坐在那里的姿势，几乎每次都一样——腰背挺直，两手放在膝盖上，目光望向窗外，一动不动。像一尊雕塑。
她从来没有发现过我。我也没有惊动她。
我开始好奇。她到底在想什么？在想她的儿子？在想她逝去的丈夫？在想她这一辈子的酸甜苦辣？
有一天下午，她扶我去楼下晒太阳。初秋的阳光很好，暖洋洋地照在身上。小区的花坛里，几株桂花开了，香气若有若无地飘在空气里。
她坐在我旁边的长椅上，手里纳着一双鞋垫。针线在她粗糙的手指间穿梭，一针一线，密密实实。
“这是给你儿子的？”我问。
“嗯。”她点了点头，“他说工地上鞋子磨得快，多纳几双鞋垫，舒服一些。”
“你对你儿子真好。”
她笑了笑，没有接话。
“他婶子，”我说，“你有没有想过，再找一个？”
她手里的针顿了一下，然后继续穿梭：“都这把年纪了，还找什么找。”
“你才五十二，还年轻着呢。”
她摇了摇头：“不想找了。一个人过，清净。”
“可是你一个人，太孤单了。”
她沉默了一会儿，说：“习惯了。”
这两个字，让我心里一酸。
习惯了。
习惯了孤单，习惯了沉默，习惯了在深夜里一个人坐着发呆。
她来我家快一年了，我从来没有真正关心过她。我只知道她是一个保姆，照顾我的饮食起居。我从来没有问过她累不累，开不开心，想不想家。
我从来没有把她当成一个“人”来看待。
第四章 电话
有一天晚上，我又醒了。
不是被渴醒的，而是被一阵压抑的哭声惊醒的。
哭声很轻，像是被捂住了嘴，断断续续的，从客厅的方向传来。
我拄着拐杖，慢慢地挪到客厅门口。
她坐在沙发上，手里握着手机，肩膀一耸一耸的，在哭。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走了过去。
“他婶子，怎么了？”
她抬起头，看到我，慌忙擦了擦眼泪：“没……没什么。”
“是不是你儿子出什么事了？”
她的眼泪又涌了出来：“他……他受伤了。”
“怎么回事？”
“在工地上，被钢筋砸到了脚。”她的声音在颤抖，“骨折了，在医院躺着呢。”
“严重吗？”
“医生说要做手术，要两三万块钱。”她低着头，“他给我打电话，说让我别担心，他有医保。可我知道，他哪来的钱？他肯定是想自己扛着。”
“那你赶紧去省城看看吧。”
“我……我去了，您这边怎么办？”
“我这里没事。”我说，“你尽管去，不用担心我。”
“可是……”
“别可是了。”我说，“儿子要紧。你收拾收拾，明天一早就走。”
她看着我，眼泪流得更凶了。
“老爷子，谢谢您。”
“谢什么谢。”我说，“快去准备吧。”
她站起来，给我鞠了一躬，然后快步走回了自己的房间。
第二天一早，她就走了。
走之前，她给我做好了早饭和午饭，放在冰箱里，叮嘱我中午热一下就能吃。又给儿子打了电话，说让邻居帮忙照看一下我。
“老爷子，我走了。”她站在门口，拎着一个旧旧的编织袋，“最多一个星期，我就回来。”
“不急，你多陪陪你儿子。”
她点了点头，转身走了。
我站在门口，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楼道里，心里空落落的。
第五章 空荡的房子
她走了之后，房子一下子变得空荡起来。
以前她在的时候，我并没有觉得有什么特别。她做她的事，我做我的事，两个人井水不犯河水。但她一走，我才发现，原来她已经成了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没有人给我做饭了。我热了她留下的饭菜，凑合着吃了一顿。但第二顿，就不知道该吃什么了。我已经好多年没有自己做过饭了，厨房里的锅碗瓢盆，对我来说都有些陌生。
没有人给我洗衣服了。换下来的衣服堆在洗衣机上，我不知道该按哪个按钮。
没有人陪我说话了。我一个人坐在客厅里，看着电视，听着墙上的钟嘀嗒嘀嗒地响，觉得时间过得太慢了。
我给她打了一个电话。
“他婶子，你儿子怎么样了？”
“手术做完了，挺成功的。”她的声音听起来轻松了一些，“医生说休养两三个月就能恢复。”
“那就好。”
“老爷子，您吃饭了吗？”
“吃了。”我撒了一个谎。
“那就好。”她说，“我过几天就回去了。”
“不急，你多陪陪你儿子。”
挂了电话，我坐在沙发上，看着空荡荡的客厅，突然觉得自己很可笑。
以前我总觉得自己不需要别人。我一个人能行，我一个人过了六年，不也活得好好的吗？
但现在我才发现，我所谓的“一个人能行”，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
我需要她。
不是需要一个保姆，而是需要一个人。
一个活生生的人，在这个房子里，陪着我。
第六章 归来
一个星期后，她回来了。
她瘦了一些，眼睛下面有深深的黑眼圈，但精神看起来不错。
“老爷子，我回来了。”她站在门口，脸上带着笑容。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我说。
她放下行李，系上围裙，开始收拾屋子。一个星期没住人，屋子里落了一层薄灰。她擦桌子、拖地、换床单，忙里忙外，一刻不停。
“他婶子，你歇会儿吧，刚回来，别累着了。”
“不累。”她说，“这点活算什么。”
她给我做了一顿丰盛的晚饭。红烧肉、清蒸鲈鱼、蒜蓉西兰花、番茄鸡蛋汤。都是我爱吃的菜。
“您多吃点。”她给我夹了一块红烧肉，“这几天您肯定没好好吃饭，都瘦了。”
我笑了笑，没有反驳。
那天晚上，我又醒了。
不是被渴醒的，而是习惯性地醒了。我拄着拐杖，慢慢地挪到客厅门口。
客厅的灯亮着。
她坐在沙发上，手里拿着手机，在看什么东西。屏幕的光映在她的脸上，她的嘴角带着一丝笑意。
“他婶子，还没睡？”
她抬起头，笑了笑：“在看儿子的照片。他今天出院了，给我发了几张照片。”
“我看看。”
她走过来，把手机递给我。屏幕上是一个年轻的男孩，拄着拐杖，站在医院门口，冲镜头比了一个“V”字手势。他瘦瘦的，皮肤黝黑，但笑得很灿烂。
“这是你儿子？”
“嗯。”她点了点头，脸上带着骄傲的笑容。
“长得真精神。”我说。
“随他爸。”她说。
我看着她脸上的笑容，突然觉得，她好像变了一个人。
以前她总是沉默的，忧郁的，像是心里压着一块石头。但现在，那块石头好像被搬走了。
“他婶子，”我说，“你现在还睡不着吗？”
她愣了一下，然后低下了头：“您……您都知道了？”
“我知道你每天晚上都坐在客厅里发呆。”我说，“我看到了好几次。”
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以前是睡不着，因为心里有事。现在能睡着了。”
“为什么？”
“因为我想通了。”她抬起头，看着我，“我以前总觉得自己命苦，丈夫走得早，儿子没出息，自己一辈子都在吃苦。但这次去医院，看到儿子躺在病床上，还笑着跟我说‘妈，别担心，我没事’，我突然觉得，其实我挺幸福的。”
“幸福？”
“对，幸福。”她说，“我儿子还活着，还能笑，还能叫我妈。我还有一个健康的身体，还能干活挣钱。我还有一个好雇主，从来不刁难我。我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
我看着她，久久说不出话来。
这个我从来没有真正了解过的女人，用她朴素的语言，给我上了一课。
第七章 改变
从那天以后，她变了。
不是外表上的变化，而是整个人的气场变了。她不再沉默寡言，不再愁眉苦脸。她开始哼歌，开始笑，开始跟我聊天。
“老爷子，您年轻的时候是什么样的？”
“老爷子，您教了一辈子书，一定有很多学生来看您吧？”
“老爷子，您儿子什么时候回来？我给他做顿好吃的。”
她的话变多了，笑容也变多了。整个房子，因为她的变化，也变得明亮了起来。
我也变了。
我开始期待每天早晨她叫我起床的声音，期待她做的每一顿饭，期待她跟我聊天时的每一个笑容。我不再把自己关在书房里，而是更多地坐在客厅里，看着她忙里忙外，听她絮絮叨叨地说着家长里短。
有一天下午，她扶我去楼下晒太阳。秋天的阳光温暖而柔和，桂花香得醉人。
“老爷子，”她突然说，“我想跟您商量一件事。”
“什么事？”
“我儿子说，让我去省城跟他一起住。”她说，“他说他现在能挣钱了，不用我操心了。让我去享享福。”
我心里咯噔一下。
“那……那你什么时候走？”
“我不去。”她说。
“为什么？”
“因为我走了，您这边怎么办？”她看着我，“您腿脚不方便，一个人在家，我不放心。”
“我可以再找一个保姆。”
“再找一个，能有我这么贴心吗？”她笑了笑，“老爷子，您别赶我走。只要您还需要我，我就一直在这儿。”
我看着她，眼眶有些发热。
“他婶子，你……”
“您别说了。”她拍了拍我的手，“我这个人，认死理。您对我好，我就对您好。您不赶我走，我就不走。”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
我想起了很多事。
想起了我死去的老伴，想起她在病床上拉着我的手，说：“老张，以后你一个人，要好好照顾自己。”
想起了我儿子，想起他每次打电话都说：“爸，你一个人在家，要照顾好自己。”
想起了她，想起她坐在深夜的客厅里，望着窗外发呆的样子。
我这一辈子，教了四十年书，自以为懂得很多人生的道理。但直到七十岁这年，我才真正明白——人生最重要的，不是有多少钱，有多大房子，而是有一个人，愿意陪在你身边。
第八章 年夜饭
春节快到了。
儿子打电话来，说今年要带着媳妇和孙子回来过年。我很高兴，她已经把家里里外外都打扫了一遍，还提前卤好了牛肉，炸好了丸子，蒸好了年糕。
“他婶子，你儿子呢？他过年回来吗？”我问。
“他说工地忙，回不来。”她说，语气里带着一丝失落。
“那你过年去省城看他吧。”
“不去了。”她笑了笑，“我走了，谁给您做饭？”
“我儿子回来了，有人做饭。”
“那不一样。”她说，“您儿子一年才回来一次，您应该好好陪陪他。我在这儿，反倒碍事。”
“怎么会碍事呢？”
“老爷子，您别劝我了。”她说，“我初几再去省城也一样。过年这几天，我在这儿陪着您。”
我没有再劝她。
除夕那天，儿子带着媳妇和孙子回来了。家里一下子热闹了起来。孙子在客厅里跑来跑去，媳妇在厨房里帮忙，儿子坐在沙发上陪我聊天。
她在厨房里忙了一下午，做了一桌子菜。红烧鱼、四喜丸子、糖醋排骨、清炖鸡汤，每一道都是地道的家常菜，色香味俱全。
“爸，您这个保姆请得好。”儿子偷偷跟我说，“菜做得比饭店还好吃。”
“那当然。”我说，“她是用心做的。”
吃年夜饭的时候，我让她也上桌一起吃。她推辞了一下，最后还是坐下了。
“他婶子，这一年，辛苦你了。”我端起酒杯，“我敬你一杯。”
“老爷子，您别这么说。”她有些不好意思地端起酒杯，“照顾您是我的本分。”
“什么本分不本分的。”我说，“你对我好，我心里有数。”
她低下头，喝了一口酒，眼眶有些泛红。
那天晚上，外面鞭炮声此起彼伏，烟花在夜空中绽放。孙子趴在窗户上看烟花，高兴得直拍手。
我坐在沙发上，看着这一切，心里有一种久违的温暖。
这个家，好久没有这么热闹了。
第九章 春天的早晨
春节过后，儿子带着媳妇和孙子回去了。
家里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但我不再觉得冷清了，因为她在。
春天来了。窗外的柳树发了芽，嫩绿的枝条在风中摇曳。楼下的玉兰花开了，白的像雪，粉的像霞。
她扶着我下楼，在小区里散步。阳光暖洋洋的，照在身上很舒服。
“老爷子，您看，那棵桃树开花了。”她指着不远处的一棵桃树说。
粉红色的花朵缀满了枝头，在蓝天的映衬下，格外好看。
“真好看。”我说。
“等桃子熟了，我给您摘几个尝尝。”她笑着说。
我看着她，她的脸上带着笑容，眼角的皱纹舒展开来，在阳光下显得格外柔和。
“他婶子，”我说，“你有没有想过，以后怎么办？”
“什么以后？”
“就是……你总不能一辈子给我当保姆吧？”
她沉默了一会儿，说：“我没想过那么远。过一天算一天吧。”
“如果你愿意，你可以一直住在这里。”我说。
她愣住了。
“老爷子，您说什么？”
“我说，你可以一直住在这里。”我重复了一遍，“不是以保姆的身份，而是……以家人的身份。”
她看着我，眼睛里有一种说不清的情绪。
“老爷子，您……”
“我七十岁了，没多少年活头了。”我说，“但在我剩下的日子里，我想有一个人陪着我。不是保姆，是家人。”
她的眼泪流了下来。
“老爷子，您不嫌弃我？”
“我为什么要嫌弃你？”
“我没什么文化，长得也不好看，还是个乡下人……”
“这些都不重要。”我说，“重要的是，你是个好人。你心地善良，做事踏实，对人真诚。能遇到你，是我的福气。”
她捂着脸，哭了起来。
我伸出手，握住了她的手。她的手很粗糙，掌心里全是老茧。但那只手很温暖。
“他婶子，你要是愿意，就留下来。以后咱们俩，互相有个伴。”
她抬起头，看着我，泪眼模糊地点了点头。
尾声
如今，又过了一年。
我七十一岁了，她五十三岁。
她没有走，一直留在我身边。我们之间的关系，也从雇主和保姆，变成了相互依靠的伙伴。
她依然每天给我做饭、洗衣、打扫卫生。但不一样的是，她不再只是我的保姆，而是我的朋友，我的家人。
每天晚上，我们会一起坐在客厅里看电视。她喜欢看戏曲频道，我喜欢看新闻频道。我们争来争去，最后总是她让步，陪我看新闻。
“你看得懂吗？”我问她。
“看不太懂。”她老老实实地说，“但听您讲讲，就懂了。”
于是我就给她讲，讲国家大事，讲国际形势，讲那些她从未接触过的世界。她听得很认真，偶尔会问一些天真的问题，引得我哈哈大笑。
有时候，我也会听她讲她以前的事。讲她小时候在乡下长大的经历，讲她和她丈夫的故事，讲她一个人拉扯儿子的艰辛。那些故事，平淡而真实，没有波澜壮阔的情节，却让我感受到了生活的重量。
“老爷子，您说，人这一辈子，到底图个啥？”有一天晚上，她突然问我。
我想了想，说：“图个心安吧。”
“心安？”
“对，心安。”我说，“年轻的时候，图功名利禄。老了才知道，那些都是身外之物。真正重要的，是心里踏实，是身边有个人。”
她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他婶子，你现在心安吗？”
她想了想，然后笑了：“心安。”
那天晚上，我又醒了。
不是被渴醒的，而是自然醒的。我拄着拐杖，慢慢地挪到客厅门口。
客厅的灯亮着。
她坐在沙发上，手里拿着一件毛衣，在织。橘黄色的灯光照在她身上，她的侧影显得很柔和。
“怎么还没睡？”我问。
“睡不着，给您织件毛衣。”她抬起头，笑了笑，“冬天快到了，您那件旧毛衣都起球了。”
我走过去，在她旁边坐下。
“别织了，早点睡吧。”
“快织完了，就差一只袖子了。”她低着头，手里的针线不停，“您先睡吧，不用管我。”
我没有走，坐在那里，看着她织毛衣。
她的手很巧，针脚匀称细密。毛线是深灰色的，她说是特意去商店挑的，这个颜色衬我。
“他婶子，”我说，“谢谢你。”
她抬起头，看了我一眼，笑了。
“谢什么谢，又不是什么大事。”
“谢谢你陪着我。”
她愣了一下，然后低下头，继续织毛衣。
“我也要谢谢您。”她轻声说。
“谢我什么？”
“谢谢您……把我当家人。”
客厅里安静了下来。只有毛衣针碰撞发出的细微声响，和墙上的钟在嘀嗒嘀嗒地走着。
窗外，月亮很圆，月光透过窗帘的缝隙洒进来，在地板上铺了一层银白色的光。
我靠在沙发上，看着她织毛衣，不知不觉地睡着了。
那一夜，我睡得很安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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