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粗放封堵到精细治理，从单向监管到多元共治，是户外运动规范化发展的必由之路。
▲福建仙游刺刀峡谷。图/南方都市报
文 | 徐秋颖
今年6月28日，福建仙游刺刀峡谷，又发生一起5人溺水身亡的悲剧。
这不是第一次，也可能不是最后一次：2016年该地已有溺亡事故，2023年有驴友滑倒遇难，2025年又有游客高处跌落重伤。公安通告、警示牌、入口铁门，乃至一次次血的教训，都未能真正拦住“野游”的脚步。
当然，类似情况并非一地独有，全国多地景区为防“野游”不约而同以生态保护、防火等名义设置隔离封堵设施。然而，单纯的封堵措施却客观造成了阻拦野生动物迁徙、增加火灾逃生隐患等次生风险。更关键的是，一味封堵非但没能挡住“驴友”的脚步，反而将他们推向了更冷门、更危险的路线。
一边是民众奔赴山野、亲近自然的旺盛需求，一边是粗放封堵带来的治理失效，“野游”屡禁不止早已不是部分驴友任性冒险的小事，而是折射出文旅供给、安全保障、行业监管、配套制度等多重结构性矛盾。
“野游”为何难以禁止？
想要减少“野游”悲剧，先要读懂：为何明知风险重重，驴友依旧执着奔赴无人荒野。
从生物学视角看，人类天生带有“探险基因”。在史前时代，爱好冒险的原始人往往能获得更多食物与生存机会，也更有可能将基因传递下来。换句话说，今天的我们，很可能是那群“爱冒险的人”的后代。
从社会学视角看，现代都市生活的高压与封闭，让原生态山野成了情绪的“减压舱”。“今天没有信号”，意味着暂时摆脱身份、工作与社交的束缚，重新找回对自由与自我的掌控感。
与此同时，经济发展与收入提升，也让户外运动从科研、科考等小众活动，变成大众生活方式。数据显示，当一个国家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体育产业通常会迎来爆发式增长。
2024年，我国人均GDP已超过1.3万美元。根据《中国户外运动产业发展报告（2024—2025）》显示，截至2025年4月初，我国户外运动参与人数超4亿。而根据相关部门统计，2020年全国徒步爱好者数量已突破6000万。
然而，与这一旺盛需求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合规供给的严重不足。根据相关报告，截至2024年底，我国健身步道17.18万个，总长度40.76万公里，但能够满足更高强度的中长距离徒步需求、并与大自然亲密接触的森林步道相对缺乏。根据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官网信息，目前全国仅规划12条国家森林步道，总长2.2万公里，真正建成并向社会开放的，只有287.1公里。
当正规、优质的徒步路线稀缺，社交平台上各种“野生攻略”自然备受追捧。再加上部分热门景区门票与摆渡车价格节节攀升，过度商业化、千篇一律的打卡点，以及节假日的人山人海，都在不断消解人们的自然体验感。
于是，越来越多游客被推向那些无需门票、更具原始野趣的未开发区域——这或许也是“野游”泛滥的客观诱因。
▲在广西防城港，4名“驴友”被困深山，救援人员连夜搜寻被困人员。图/新华社
“风险源”来自哪里？
中国探险协会2025年统计数据敲响警钟：2025年共发生户外探险事故473起，同比增长41.2%，其中受伤272人、死亡131人、失踪37人。山地是事故发生最为集中的区域，全年共记录事故379起，占事故总量超八成。
有专家分析称，迷路仍是最高发事故类型，新手野外认知与导航技能欠缺明显；滑坠、高坠为主要致死原因，溺水、中暑随极端天气显著增多。
这说明，“野游”不同于公园锻炼身体，而是有门槛、有风险的“特种旅游”。一场负责任的户外活动，需要提前了解天气、规划路线、配备专业装备，更需要具备基本的野外生存与自救能力。仅靠几篇网络攻略就贸然进山，本质上是对自己生命的不负责任。
而比个人能力不足更值得警惕的，是组织端的失序。中国登山协会虽有“初级山地户外指导员”培训认证，但户外领队并非强制要求相关证书。刺刀峡谷事故发生后，当地登山协会负责人亦坦言：“涉事领队户外经验没那么丰富。”
更有甚者，为了招揽客源，一些商业机构主动降低参与门槛，将高风险线路包装成“零基础可参与”的娱乐项目。这种对风险的刻意弱化，无疑放大了事故发生的概率，也加剧了“小白”与高风险活动之间的错配。
▲在河南省辉县市一处徒步野线里，警示牌上写着“未开发区域，危险勿入”。图/新华社
以规范供给替代简单封堵
面对民众日益高涨的户外运动需求，如果仅仅以高风险或者生态保护为由全面禁止，既不现实，也难以奏效。将一切“野游”简单定性为“违规”，并不能解决供需错配背后的深层矛盾。更可行的思路是：以规范促发展，在发展中实现风险可控。
引导户外运动规范安全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离不开政府、行业、社会以及参与者共同发力，构建多元共治的治理格局。
在这方面，一些户外活动发展比较成熟的国家，也有值得借鉴的经验。比如，将户外风险管理贯穿于各领域户外活动的全过程，其核心理念并非杜绝安全风险，而是通过提供充分信息，让户外旅行者作出理性决策。因此，预防式管理应优先于应激式管理，预警机制的优先级高于救援机制，把安全防线前置到出行之前。
瑞士素有“户外运动之国”的称号，近60%的人有定期徒步的习惯。相较于庞大的户外参与群体，瑞士人在运动中发生严重意外事故的比例却并不高，这与其完善的户外运动体系和风险管理密不可分。
在阿尔卑斯登山运动发展成熟的国家，行业协会早已跳出单纯爱好者社群的范畴，成为山地户外多元治理的关键枢纽，负责制定行业标准、统一行业规范，对徒步线路的评估分级与养护，建设维护“山屋”等基础设施，并承担主要的户外救援任务。
拥有160余年历史的“瑞士阿尔卑斯山俱乐部”，根据体能要求、安全系数、技术水平等，将全国约65000公里的徒步线路划分为6个难度等级，为民众出行提供清晰可靠的风险参考。
中欧规模最大的山地行业组织奥地利登山协会的国民渗透率位居全球前列，全国约5%的人口均为在册会员；每年75欧元的会员年费包含全域山地救援保险，从源头化解遇险后高额救援费用的痛点。
相较之下，我国民间户外活动仍属于比较松散的状态，政府监管多集中在“事后处置”，对事前备案、路线审批、领队资质等方面缺乏统一的制度安排，导致大量风险在源头就处于失控状态。
破解这一困局，首先应当摸清底数、分级管理。各地政府联合登山协会等专业力量，对探险旅游目的地资源开展调查与风险等级评估，针对不同风险等级区域开展的户外活动设置差异化管理措施。按风险从低到高，可依次采取自主准入、出行备案、行政审批、封禁等管理方式。
事实上，一些地方已经开始探索给驴友一份“官方攻略”。近日，陕西西安秦岭生态环境保护管理局发布《西安市秦岭生态友好徒步指南》，对外公布了11条“难度不同、场景多样”的合规徒步路线，周末及节假日配备专业救援队伍值班。
针对鳌太线等明令禁止穿越的极高风险区域，可依托数字化手段加强管控，要求户外平台下架、隐藏禁入区域轨迹，减少非法穿越的信息引导。
对于已经形成固定穿越路线的热门“野游”区域，可在评估生态承载力和安全风险后，适度开放规范管理，配套完善安全保障服务，建设庇护所、应急补给点等设施，变民间自发的“野游”为合规的户外目的地。
比如，四川彭州九峰山、铁瓦殿区域，属于大熊猫国家公园保护区，即便布设了铁丝网和摄像头，也没能阻拦驴友进入，迷路、失联的情况时有发生。既然单纯封堵难以奏效，不如进行疏导，当地已规划新的徒步线路，目前正在开展安全评估。
其次，构建保险分担机制。户外活动的安全风险远高于旅行社组团旅游，市面上针对户外救援、装备损失等场景的保险产品相对欠缺。这就导致高风险活动缺乏保险覆盖，一旦发生意外，无论是救援费用还是后续治疗，都给个人和公共财政带来沉重负担。
对此，可以鼓励行业协会和保险机构合作，开发覆盖不同风险等级户外活动的专属保险产品，探索“会员费包含救援保险”的模式，既降低参与者的经济负担，也分摊公共救援的成本。
再者，依托行业协会等专业组织完善社会培训认证体系。鼓励社会组织、专业机构开展户外探险技能培训，建立统一的认证体系。
与此同时，提高从业者准入门槛。民政与体育部门在受理户外俱乐部注册时，可将行业协会资质认定作为前置条件，坚决清退无资质机构，压缩“草台班子”生存空间。
最后，推动社会形成风险共识。通过对热点事件充分讨论，形成比较稳定的价值判断，参与者能够从一开始就在框架下行事，养成行动习惯。
以规范供给替代简单封堵，在生态保护与公众需求之间找到平衡，知易行难，却是户外治理的必由之路。唯有如此，才能让每一场奔赴山野的旅程，尽兴而去，平安而归。
撰稿 / 新京报评论员 徐秋颖
编辑 / 柯锐
校对 / 杨利
参考文献：
1、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经济司《中国户外运动产业发展报告（2024—2025）》；
2、中国探险协会《2025年度中国户外探险事故报告》；
3、王玉松、朱璇等撰：《户外自助旅行救援法律问题研究》；
4、王天星撰：《奥地利探险旅游遇险时的紧急救援》；
5、朱璇、王玉松撰：《国外背包探险旅游户外安全预警体系研究》。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