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西洋上,他成了一名批捕在逃犯
浩渺无边的大西洋,南纬30度、西经40度附近水域,一艘渔船正在向东行驶。天色已明,一夜未眠的王凤超仍呆呆地立在甲板上,任咸湿的风割着自己的脸。洋面巨涛翻滚,可王凤超心里的波涛比大洋还要凶猛。昨天,1995年10月12日,在阿根廷的港口城市圣马丁,他接到了渔船老板转交的一封家书。
家书是父亲写来的,寄自于2万公里外的中国,河南省遂平县的一个村庄。
信,还在他的怀里揣着。两年前,他离开家乡,来到圣马丁,在一家远洋渔业公司捕鱼,绝大部分时间都在大西洋上漂流,这是他离家以来收到的第一封家书。但家书带给他的不是激动与甜蜜,而是痛苦和恐慌。
凤超儿:
你在国外还好吗?爸妈想你都快想疯了,我们收到你的信时,已是1994年12月,信在路上走了整整一年。
1年前,你和张宇、张军(二人均为化名)几个人犯下的事儿,被公安局破了案,你已经被批准逮捕了,公安局给你定的是抢劫罪......你妈为此哭了好多次,我们不知道咋办才好。
今去信跟你说明情况,不知你有什么想法......
父亲的信很长,足足12页。唉,真是一失足成千古恨哪!回想过去,王凤超捶首长叹。
王凤超的家,在遂平县花庄乡五车牛村。风超是老幺,上有4个姐姐,1个哥哥,父母对他有些溺爱。初中还未毕业,他就辍学了,与一些不务正业的社会青年混到了一起。那是1993年7月18日,他与“铁哥们”张宇、张军等4人又到街上聚会喝酒。两个小时的猛喝之后,几人摇摇晃晃出了餐馆,沿公路闲逛。当时正值酷暑,烈日照射下,酒劲发作,有人提出“日头太毒,弄个墨镜戴戴”,正说着,一个戴墨镜的青年骑着自行车迎面而来。几人一哄而上去抢那青年的墨镜,争夺中墨镜掉到地上,摔碎了。王凤超等人并不罢休,又将对方一阵拳打脚踢,然后扬长而去。
此后不久,王凤超在亲戚的帮助下,通过郑州一家劳务输出公司办理了出国务工手续。1993年10月15日,19岁的他挥泪告别父母。离开生他养他的家乡,乘飞机经香港,到达阿根廷的圣马丁市。
他的工作是远洋捕鱼。经过1个月的培训,就要出海了,他给父母写了封信,但迟迟不见回音。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苦等了近两年,如今盼来的家书竟是这样的消息。
从收到家书的那天起,他常常梦见警察
远洋捕鱼又苦又累,每天近20个小时的工作量很快把人训练成了一部机器。每次出海,短则两三个月,长则半年,几十个船员挤在一艘封闭的海船上,孤独寂寞是一种可怕的折磨,让人无法排遣。
大西洋上的两年漂流,到底经历了多少磨难,王凤超自己也记不清。总之他都挺过来了,一天比一天精神抖擞。
但是,这一封家书又把他推到了痛苦的境地:自己才21岁,竟然已经当了1年的批捕在逃犯......
远方,火红的太阳跃出海面,新的一天又开始了,渔船拖着数万只硕大的钩,继续东行。
从大洋里捕上来的鱼很大,一般都重达100多公斤。王凤超有的是力气,别的劳工要两个人抬,他往往一个人扛,但今天,他感到浑身乏力,每一条鱼都重似千斤。
“公安局到我们家来过好几次了,要我们做你的工作,回来投案自首......”信中的内容化成了父亲的声音,萦绕耳畔,挥之不去。
“哎呀!”中午时分,王凤超突然一声惨叫。鲜血,从他的右臂汩汩流出,鱼钩在他的胳膊上挂出了一道半尺长的口子。
平时,技术熟练的他绝不会犯下这种低级错误。今天出现这种情况,完全是由于神思恍惚。
两位工友为他进行了简单的包扎。他忍着巨痛,咬牙重又投入了工作。
后来回忆起当天的情景,王凤超说:“从收到家书的那天起,我心里一直就没有安生过,常常梦见公安局来抓我,搞得工作常常出错!”
“批捕在逃犯”是一块沉重的巨石,压在王凤超的心头。如果投案自首,自己就会丢掉眼下的工作,就要坐牢,失去自由;如果拒不自首,案子就不会了结,自己只能一直潜逃在外......
3个月后,渔船返回圣马丁。他给家里写了回信,在倾诉完想家之苦后,他写道:“爸爸妈妈,咱家祖祖辈辈都是本分人,只有儿子不孝,给你们丢了脸。我也不知该怎么办。要是回去投案,肯定会判刑,会坐牢,我害怕,害怕坐牢......”
他有了投案自首的想法
恍恍惚惚之中,王凤超心事重重地又在大西洋上漂流了将近两年。1997年9月,他所在的远洋渔业公司从阿根廷迁到南非的开普敦市。
船到开普敦时,正值夜晚,王凤超在一位大陆工友的劝说下登岸,领略世界名港的风光。哪料步行不到1公里,就遇上两个黑人持枪抢劫,王凤超二人见势不妙,拔腿就跑,劫匪一边追赶,一边开枪射击。二人虽侥幸逃脱,但王凤超左腿中弹。工友们护送他到医院取出了留在腿部的子弹,但这次受伤后来留下了轻微残疾,至今王凤超走路姿势仍然有些异样。
熟悉情况的工友告诉王凤超,在开普敦,外国劳工夜间不敢轻易外出,否则很容易遭遇劫匪。
没过几天,王凤超又亲历了一次黑社会火拼事件。当时快要离港了,渔船老板照例在出发前请劳工们聚餐。在港上的一家餐馆,大家正吃得高兴,突然从门外冲进十几个彪形大汉。个个持枪。见过世面的老板大喊“趴下”、“趴下”,30多位劳工应声伏地。这时只听见枪声大作,子弹呼啸着从头顶上穿过,一名中国台湾的劳工被当场打死。原来,这一次并非为了抢劫,而是当地黑社会组织在抢占地盘。
又拣回了一条命。王凤超与工友们空着半个肚子仓皇逃离,提前离港。
开普敦在视野中渐远渐隐。渔船沿好望角西边的水域向南航行,至好望角顶端后东折。好望角是大西洋与印度洋的交汇处,渔船的作业区即将进入印度洋,船长告诉大家,好望角附近的洋面天气变化无常,风力常达11级,浪高6米,是世界上航海最危险的地段之一,素有“暴风角”之称。
王凤超的心突突地跳着,但并非因为“暴风角”,而是源自开普敦两次历险的余悸。
这是一个晴朗的夜晚。站在船上,遥望20海里外的好望角,依稀可见一道淡淡的光弧。那道光弧,就是著名的好望角灯塔。在这片异常险恶的洋面,对于航船上的人来说,好望角灯塔是心中的一盏明灯,给人勇气,给人信心,能够放慢急剧的心跳。
有时候,一个人明白某个道理,仅仅是瞬间的事情,想起开普敦的两次生命历险,远看好望角灯塔,近看魔鬼般的6米恶浪,王凤超禁不住触景生情,感叹起来:一个社会的治安环境,如果像这洋面一样凶恶,人们日夜都会心惊肉跳;只有像那远处的光弧一样柔和,人们才会平静幸福地生活。
一个安定、祥和的社会环境,对普通百姓来说,是多么重要啊!王凤超突然对自己的犯罪行为有了深刻反省:自己在家乡的丑行,给他人带去的不也是伤害和恐惧吗?
特定的环境总是让人思绪万千。“就是从好望角的那一夜开始,我有了投案自首的想法。”王风超后来接受记者采访时,不止一遍地重复这句话。
他决定提前回国
从南美洲到非洲,从大西洋到印度洋,王凤超的生活几乎没有变化,依然天天工作近20个小时,依然天天扛着几十公斤甚至上百公斤的大鱼。依然日夜与惊涛骇浪作伴。变化的是他的心情,“批捕在逃犯”字字千钧,压得他没有喘息的机会,整日黯然神伤。
他常常想起在开普敦的两次生命历险,常常想起好望角的那一夜,回国投案自首的念头一天比一天清晰。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想念家人。
4个多月后,渔船返航。途中,他写下了一封长信,告诉父母他准备回国自首。
这是一封泪水浸透的信。
爸爸、妈妈:
(那些年)儿子不务正业,乱交朋友,最终犯了罪,成了可耻的逃犯,弄得你们整天为我担惊受怕,哥哥、姐姐也都因为我丢了脸。儿子不孝啊!世上没有后悔药,说啥也来不及了。我只有到公安局自首,受了罚,才能把罪洗清,才能从(重)新做人......不孝儿:凤超
1998年1月,船到开普敦,老板前来迎接。王凤超还没来得及把信交给他转寄,老板先递过来一封信。
当然是家书。父亲在信中劝道:“风超,全家人多次商量之后,决定让你回来投案自首。总不能逃一辈子。只有老老实实投案,以后才能堂堂正正做人。我到公安局、检察院、法院都问过了,人家说投了案罪行就能减轻......”
父母的想法竟和自己相同,王凤超一阵高兴,郁闷的心突然宽敞起来。
更让他高兴的是,家里已经装了电话。已经4年多没有听到父母的声音了,他迫不及待地在工友们的陪伴下赶到市里。
电话接通了。这边,未语泪先流;那边,父母哭出了声。
诉不尽的相思情。末了,王凤超说:“爸,我和你们的想法一样,决定回国自首。”父亲说:“回来吧,你还年轻,逃犯这个包袱,不能背!”
电话整整打了22分钟,每分钟7美元,154美元塞进了开普敦市电信局的腰包。当王凤超掏出身上的血汗钱时,似乎并未感到这是一个庞大的数字,心情反而异常轻松。倒是同行的工友们直咋舌头。
王凤超向渔船老板讲了自己的情况,并说自己准备近期回国。
老板说,绝对不行。合同要到2000年4月1日才能期满,如果现在辞职,剩下的工资就将被全部扣除(依据合同,船员当月只能领到50美元工资,余下的每月130美元一般由渔业公司汇往船员所在国家的劳务输出公司,待合同期满后一并领取,之前家属可领取很小的一部分)。
老板还说,船员招收是有计划的,不能随便走人,否则会影响渔船的作业安排。因此,就算王凤超不要工资,也不能提前离开。
王凤超不得不留了下来,并给父亲再次打了电话,讲明了情况,说合同一到期就马上回国。这一次,又花去21美元。
渔船老板终于被感动了
渔船在开普敦停留了3天,然后又开始了前往印度洋的航程。再次经过好望角,再次经历11级大风、6级浪头,再次遥望好望角灯塔,王凤超的心情比上一次已经明亮许多。虽然归期还很漫长,但毕竟已经作出了明确的决定,合同期满就可以回国了!
王凤超漂流在印度洋上的心,苦苦期盼着2000年4月1日的到来。
这种期盼是一种痛苦的折磨。本来,早一天回去,就能早一天洗刷罪恶,而现在还要苦等两年多时间,近800个日日夜夜!
随着时间的推移,王凤超熬不住了,对归期的苦苦等待又使他变得烦躁不安。半年后又一次返港,他向渔船老板恳求,能不能照顾他的特殊情况,允许他提前回国?
老板还是不同意。船员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何况王凤超干得相当出色。
三赴印度洋,日子在不变的内容和节奏中流逝。离家的时候,王凤超还是19岁的浑噩与狂妄;而现在,1998年9月,他已是24岁的成熟与自省,明白了人生的许多道理。他做梦都在等着合同期满的那一天,但是,还有1年多时间,漫长的1年零8个月。父亲告诉他,抢劫罪是很重的,至少要判3年。他担心在逃时间越长,罪行越重。
1999年1月,渔船返港,王凤超第3次向老板恳求提前回国。
又被拒绝,他不得不四赴印度洋。再次返航时,已是1999年7月。王凤超像前几次一样,又缠住了老板。
这一次,老板终于被感动了,不仅允许王风超提前回国,而且同意不扣他的工资。他握着王凤超的手说:“你敢于认罪的勇气,让人敬佩!”
王凤超立即向父亲报告了这一喜讯。电话那端,父亲的声音变了调:“孩子,我到郑州接你!”
逃犯逃一辈子也还是个逃犯
1999年12月15日,遂平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王凤超抢劫一案,并当庭作出判决。
法院认为,王凤超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暴力手段,伙同他人抢劫公民合法财物,其行为已构成抢劫罪。鉴于被告人案发后能够投案自首,且有悔罪表现,适用缓刑不致再危害社会,决定判处王凤超有期徒刑3年,缓期4年执行。
案子判决后,王凤超遵纪守法,勤奋劳动,精神状态很好。
2000年1月,有人给他介绍了一门亲事。相亲那天,他毫不保留地介绍了自己的真实情况,讲明自己是个罪犯,还有4年的缓刑期。对方是位善良朴实的姑娘,欣赏他的诚实和勇气,表示愿意和他交朋友。经过一段时间交往,两人已经确定了恋爱关系。
不久,王凤超家还盖起了漂亮的两层小楼。
2000年5月,记者前往王凤超家采访。
王凤超彬彬有礼,显得成熟稳重。“在国外那几年,一想到自己是个逃犯,就吃不好、睡不好,心里有块石头。”他说,“现在法院判了,虽然我还是罪犯,但心里不慌了。今后我一定会走正道、干正事,做一个守法的人......”
王凤超父母
王凤超的父亲王悦秀、母亲肖敬兰告诉记者,准备在2000年农历十月为儿子举行婚礼。根据有关法律规定,被判处缓刑的罪犯,在缓刑期间可以恋爱、可以结婚,而且不必经过公安机关或人民法院审查批准。
对于王凤超来说,还有3年零8个月的缓刑考验期。在此期间,他是一名罪犯,还必须接受公安机关的考察。但是,他的心是自由的。而在逃的那几年,虽然身体是自由的,但心是痛苦的、恐惧的。
逃避法律的惩罚,只能让人不得安宁;接受法律的正义审判,方能重新塑造人生。这,是王凤超从“逃犯”到“罪犯”的最大感悟:“逃犯一辈子还是个逃犯;而罪犯服完刑,就成为清清白白的人了......”
假如没有大洋上的6年漂流,假如没有身在异国的“逃犯”心路,恐怕王凤超说不出这么沧桑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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